成帝时，琅玡东武人师丹任太子太傅一职。哀帝即位后，师丹以师傅居三公之职。先是代王莽为大司马，不久，徙为大司空，辅政。

师丹是统治集团中颇有见地的一位知识分子，他看到权贵与豪富们对百姓土地的兼并是引发奴婢问题、流民问题、盗贼问题等的主要根源。初为大司马的师丹欲救社会之急，向哀帝提出了“限田”“限奴婢”之议。他说：“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理才可太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和官吏的资财数百万，而贫弱者更加穷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慎改革，然之所以还是有改革，是要用来救急。也没有全改，宜略改为限。”

哀帝把师丹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皆认为限田、限奴婢可行，并提出了具体办法：“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以私人名义占有的田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违犯的没收入官府。”这样，就规定了统治集团中各个等级占有田地、奴婢的数量，不能违限，犯者惩办。

师丹、孔光、何武等人这一套限田、限奴婢的建议，并没有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挽救社会的策略，而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对权贵和豪富的疯狂兼并“略为限”而已。但即使这样一项不系统的方案，也遭到了权贵与豪富们的强烈反对。丁氏、傅氏等用事之外戚，董贤等隆贵之大臣都感到“不便”。

哀帝在外戚与董贤的鼓动下举棋不定，下诏“且须后”，即等待以后再办。后师丹受到丁氏、傅氏的倾轧，失去了辅政的地位，被排挤出了朝廷。限田、限奴婢之议也随着师丹的垮台而流产了，“遂寝不行”。

汉哀帝既用师丹辅政，又不能行其建议，对其颇多疑忌，并不让其掌握太大权力而放手去干，而是试图在师丹与外戚及男宠董贤间造成一种权力平衡。结果，师丹多为外戚钳制，任大司空“一年免”，其图谋解决社会危机的限田、限奴婢之议也就搁浅了。

董仲舒曾提出：“国家将有失道的败坏事，而天就先出灾害来谴告它；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它；尚不知变而伤败就会降临。以此可见天心仁爱人君而想止其乱……天之所以厚赐天下使人为王，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然达到的事，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征兆。天下之人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天命祥瑞感应也随之而至。”这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谴告”“改制”理论到了汉末发展成为谶纬学说，乃至更受天命学说。谶纬学说是将自然界的奇异现象与国家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成为对以后政治事件的预言。(www.daowen.com)

汉末，不断有人指出：“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天落陨石；夏霜，冬雷；万物春凋秋荣，经霜不死；水旱，蝗虫；民人饥、疫；盗贼禁而不止；满街都是受刑之人，《春秋》所记灾异全都具备。”是“汉运”将终的表现，而应当重新从“天”那里接受一次任命，才能停止乱世。

开始，汉朝的统治者认为宣扬“汉运”将终，而要求更朝换代是“大逆不道”，把鼓吹者全部杀掉。但不久，统治者发现更受“天命”的理论对其有着有利的一面：因为这种理论只讲了更受“天命”，却没有指明受“天命”的是谁。那么毫无疑问，刘氏皇帝也可以重新从“天”那里接受任命了。

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与《包元太平经》，宣扬“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哀帝时，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又通过大臣解光、李寻鼓吹：“汉的命运中衰，当再受命”。哀帝在其各种解决社会危机的策略失败后，已无法可施，万般无奈，只好宣布更受天命。

哀帝建平二年（前5），哀帝下诏：汉高祖受“天命”而建立汉帝国已历二百余年，现在结束。哀帝重新接受“天”的任命，以继续统治。宣布大赦天下，改本年“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子皇帝”，把计时用的漏器，改成一百二十度（旧制一百度，现增二十度）。

哀帝在回天乏术的情况下，妄图借“再受天命”这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以造成一种乱世已过，升平景象即将到来的感觉，从而稳定摇摇欲坠的帝国统治。但实际上这套把戏骗不了任何人，包括哀帝自己，一个衰颓不堪的旧帝国不会萌发新的生机，仅而给人一种汉家气数将尽的感觉。而且，不久后夏贺良策划进一步夺取实权，建议罢黜丞相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而以替他鼓吹的解光、李寻辅政，引起了哀帝及朝臣们的警觉。于是，哀帝下令处死夏贺良，放逐解光、李寻，并宣布：“再受命”的措施中，除大赦天下一项外，全部废除。“再受命”的闹剧草草收场了，哀帝至此已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