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在为太子时就对其父宣帝任用刑法的统治策略甚为不解，劝其父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为其这种不知治国大略的愚昧见解怒形于色，训斥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见刘奭不以为然，宣帝又进一步解释了专用儒生的弊端，“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但“柔仁好儒”的刘奭，对宣帝这套治国之道听不进去。宣帝无奈地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元帝继位后，果然改变了汉初前几位皇帝“杂用王霸之道”的两手策略，而独尊儒术，重用儒臣，不重视法治。

宣帝临终时，拜外戚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元帝为太子时的老师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并领尚书事，共同辅佐元帝。因好儒术，同时也担忧外戚专权，元帝继位后对两位老师尊崇信任，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萧、周，研究国事，讨论朝政。萧望之与周堪本为大儒，在他们的举荐下，大批儒生加入到统治集团中来。如名儒刘更生（汉成帝时改名刘向）与金敞经萧望之引荐，均被元帝委以重任，加官给事中，出入禁中，参与机密。元帝听说琅琊（今山东诸城）人王吉和贡禹是明经洁行的儒学大师，特征召其二人入京为官。王吉死于赴京途中，贡禹入京后即被拜为谏议大夫，不久更升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为了发展儒学，培养更多的儒生加入到统治集团中来，元帝曾一度取消了太学博士弟子定员的限制，并下诏凡能通一经的乡间儒生均免其兵役、徭役。后因儒生队伍过于庞大，政府用度不足，乃定博士弟子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五倍。

由于元帝“柔仁好儒”，不重视法治，他对朝政的治理呈现出一种疲软状态。因元帝的信任，萧望之、同堪与其所举荐的刘向、金敞等人同心辅政，外戚史高受到排挤而与朝中的宦官势力相勾结，形成了以外戚史高、宦官弘恭、石显为首的朋党集团。弘恭、石显随着受元帝的宠信日益加深，他们同以萧望之、周堪为首的儒臣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并主动攻击儒臣们私结朋党互相推举，数次诽谤大臣，攻击离间皇亲国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欺骗皇上不道德。元帝柔弱昏庸，无决断之才，对双方的斗争采取了折中的态度。最后弘恭、石显设计将萧望之下入狱中，并逼其自杀。周堪、贾捐之、京房等儒臣继续抗争，也相继被害。(www.daowen.com)

儒臣集团失败后，元帝受石显的蒙蔽日深，将朝政全部委与石显，事无大小，因石显的话决定。石显权倾朝廷，元帝还要不断对其封赏，讨好于他，“石显所得赏赐与受贿资财多达一万万钱”。汉帝国进入宦官石显专权自恣的时代，朝政更加昏暗。

汉元帝治国专用“王道”，不重视法治，使吏治日益腐败。大小官吏横行肆虐，残酷地压榨刻薄百姓，政府官吏还同豪强地主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共同鱼肉百姓，“上干王法，下乱吏治，身兼役使，侵渔子民，为百姓豺狼”。

由于官吏、豪强地主的强取豪夺加上频繁的天灾，百姓破产而流亡的人数日增，“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走投无路的百姓只有铤而走险，进行反抗斗争。西汉帝国乱象日呈，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中。

汉武帝内兴功作，外事征伐，为后继者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昭帝与宣帝时期，完成了武帝末年开始的统治策略的转变，守成不失，与民休息，使汉帝国渡过了武帝末年的社会危机。但到了汉元帝统治时期，却又对武帝早年的统治策略矫枉过正，放弃了“霸王道杂之”的两手统治策略，不重视法治，而专任“王道”，使得其统治软弱无力，皇权日益旁落。连元帝本人也承认，天下“亦极乱耳，尚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