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一生引以为自豪的，便是其一改汉初的软弱而多次大胜匈奴。但由于连年的对外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加上赏赐将士、外国使团，以及广置宫殿苑囿，把文景以来的国家积蓄损耗殆尽。虽然武帝一系列的理财之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取之于民，“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各种负担转嫁于百姓身上，迫使大量百姓破产流亡，进而沦为“盗贼”。

同时，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导致了宫廷矛盾和激烈争斗。

所谓“巫蛊”就是将某人名字刻于木偶上埋之地下，对其诅咒，认为会给被诅咒者带来灾难，甚至死亡。汉武帝晚年多病，便疑神疑鬼，认为是有人行“巫蛊”所致，于是派江充负责清查。江充带领一名胡巫到处掘木偶，他先把写着武帝名字的木偶偷偷埋到要清查的人家中，然后加以陷害。当时，包括丞相公孙贺父子、武帝亲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武帝卫皇后的侄儿长平侯卫伉等显贵人物在内的数万人都被诬陷诛杀。江充甚至连太子也不放过。江充曾与太子刘据有隙；他便以“巫蛊”诬陷太子。结果导致武帝父子兵戎相见，太子兵败自杀，其母卫皇后亦自尽。暮年而遭此家庭惨祸，使武帝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

一连串的挫折促使汉武帝对自己的治国之道进行反省。后来，他又追查出所谓的“巫蛊”活动全是江充凭空捏造而加害太子及大臣们的。于是，武帝又诛灭江充全家，并将逮捕太子的官吏一一处死，还兴筑了“思子宫”及“归来望思台”以怀念太子，但这一切均不能挽回太子之死。

征和四年（前89）三月，汉武帝亲自在巨定（今山东广饶县）行籍田礼，表示要重农躬耕。归途中，武帝对随行人员感叹道：我自从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很多事都荒谬疯狂，使天下民众忧愁穷苦，后悔已来不及了。从今以后，凡是损伤百姓、浪费财富的事情一律停止。大鸿胪田千秋趁机进言：方士谈论神仙的很多，但却没有明显的成绩，请全部放逐罢免。武帝称善，下令遣散了方士及散布在名山胜地等候神仙的使节。

正在此时，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联合上书，建议派遣屯田士卒在轮台（今新疆轮台附近）以东屯田。他们提出：“轮台东面的捷枝、渠犁都是以前的属国之地，地广，水草富饶。有可灌溉田五千顷以上，气候温和，田地肥美，可增开沟渠，种五谷，与中原地区同时成熟。”他们还为这种军事性屯田设计出一套方案，计划把轮台逐步扩建成控制西域的要地。(www.daowen.com)

但武帝已认识到汉帝国的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国力急需恢复，连遣卒屯田这样的事，也是千疮百孔的汉帝国无能为力的了。武帝下诏说：“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抚民众，朕不忍闻。”因而拒绝了桑弘羊的建议。

汉武帝还在这份“轮台罪己诏”中，对过去征伐事情造成军士死略离散，表示沉痛悔恨，承认自己不明，并确立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禁苛暴，停止擅增赋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推行马复令鼓励养马，补边防的需缺，以能满足武备需求就行。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武帝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示要将施政重点转移到休养生息、使民众富足这方面来。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主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称为“代田法”的精耕细作方法以及许多更为便巧的新农具，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人们习惯于将汉武帝与秦始皇并提，称之为“秦皇汉武”。确实，中国古代“政自始皇启”、“域从汉武定”，汉武帝一生所作所为，很多方面都同秦始皇相似。但为何秦传二世而亡，而武帝以后汉帝国反而步入“昭宣中兴”的繁盛时代？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关键在于他在垂暮之年主动反省自己为政的得失，并以“轮台罪己诏”为标志，实现其治国策略的全面转变，返回到汉初休养生息的道路上，从而开启了“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与秦始皇同样作为事功彪炳、意得欲从的封建帝王，汉武帝晚年改过，实现策略上的改弦易辙，是秦始皇不敢望其项背的。

“引咎自责”而主动承担错误的责任，是为政者争取人心，赢得信任的高明之举，也是为政者高尚政治品格的重要表现。汉武帝“轮台罪己诏”的颁布，主动把造成帝国危机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并适时地改变治国策略，重新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使帝国走上了偃武修文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