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商谋略更加丰富多样；同时，随着商人与国家间利益冲突的加剧，汉武帝加强了国家对商务的管理。

1.商人的经商哲学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们在长期的商业活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实用的“生意经”，即经商谋略。秦汉时，商人的经商谋略得到了总结归纳，并被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商人们对自己从商的目的及商业的作用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他们把求利看作人生目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且认为求利的途径是“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更具体地说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而经商求富，除了要把握“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的“大经”外，还要掌握具体的经商之道：

其一，“料多少，求贵贱”，运筹策以射利。即具体操作前，要预测其是否有利可图及利润率的高低。无利可图自然不去做，利润率太低也不值得去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意谓不足20%的利润率不是好买卖，就不要去做。

其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在精心预测的基础上，掌握取予之道，买贱卖贵以准备囤积居奇。即对某些尚未形成社会迫切需要因而价格也相对便宜的商品，预先大量购存，以待其需求增加，价格上扬后卖出而谋取厚利。秦末战乱时，任氏便以此计致富。当时，“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拒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其三，“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经商中，要敏锐地观察国家政治经济的运行态势，善于掌握商品市场的动态和信息。要因地制宜地做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粮。居住一年，种植谷物；十年，栽种树木；百年，出来有德望的人物。”

一旦通过以上策略而求利致富成功，商人则懂得取守不同之道，转而把资金投入到风险较小的行业中去。以末（商业）致财，用本（农业）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章，值得记述。

商人经商哲学，还表现在与国家和其他人民的争利问题上。

商人以本守财，导致了土地兼并的严重性。或“不佐国家之急”，或“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或“因其富厚，交结王侯”。同时，一些大工商主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对国计民生有着重要影响的生产部门，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导致了国家同商人的矛盾。

2.以商治商，抑商争利

“抑商”，是自商鞅变法以后，封建国家所采用的基本国策。在经商智谋比较成熟的时代，抑商理财，实行财政改革，使用有关人才则显得格外重要。武帝在下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以后，从元狩三年（前120）起，就开始重用“兴利之臣”，任用善于理财的人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三人。

桑弘羊出身于洛阳一个大商人家庭。据说他能“以心计”而不用筹码计算。桑弘羊十三岁即被召入宫廷任侍中之职。孔仅，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是资财累千金的大冶铁商。东郭咸阳，齐人，是资产累千金的大盐商。

由于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熟悉商业及有关手工业，而又在兴功建利上多有建议，武帝于元狩三年（前120）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后东郭咸阳、孔仅以权谋私而被罢官。桑弘羊则日益受到武帝的信任，历任大农丞、治粟都尉“领大农”、大司农、御史大夫，负责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二十年。在此期间，西汉政府推行了“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统一币制”“算缗告缗”等经济政策，取得了“战士以奉，饥民以赈”的可观效果。

其一，均输平准，争利于运输和市场。

为了对豪商大贾囤积居奇以操纵物价的行为予以打击，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汉武帝命令搜粟都尉桑弘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均输、平准政策。

所谓均输，就是调剂物资运输。具体办法是：在中央设立大农令，在各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均输事宜。而令各郡国把应当缴纳的贡赋都按照当地的市价，缴纳当地出产的土特产，由各均输官组织运输工具，根据物资供需情况，或是运往京师，或是运往缺乏该项物资的地区出售。过去各地缴纳贡赋都是自备车辆或是雇商人的车辆运往京师，往往运费高于所运输物资的价格；而且由于各种物资都集中京师，供过于求，而有的地方缺乏该项物资，却是供不应求，商人乘机牟取暴利。设置均输以后，既减少了百姓远道贡赋的负担，以免商人从中渔利；又可使朝廷得以控制运输和贸易，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www.daowen.com)

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过去商人经常抬高物价，引起物价暴涨，影响政府的财政和百姓的生活。鉴于此，西汉政府在京师设立平抑物价的机构，它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及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应。由大农所属诸官把全国各地输纳的货物集中起来，作为资金，物价上涨时卖出，物价下跌时买入，用以抑制富商大贾牟取暴利和稳定物价。

平准与均输是一种政策的两个方面，其最终目的，皆为“抑天下之物”而“平其所在时价”，以使“商贾无所牟利”、“平万物而便百姓”，同时也开辟了财源，为西汉政府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

其二，盐铁官营，夺控利源。

汉初以来“开山海之禁”，盐铁任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征税，而不问其余。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及诸侯王们往往占有山海，或采矿冶铁，或煮海制盐，不仅影响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也容易形成割据势力。因此，武帝决定从富商大贾及诸侯王手中夺回利源。

元狩三年（前120），武帝采纳御史大夫张汤提出的“笼天下盐铁”的建议。任用熟悉盐铁业务的孔仅、东郭咸阳为大农丞，主管全国盐铁业务。加强盐铁资源的管理，实行盐铁官营。孔仅、东郭咸阳在实施过程中以权谋私利而被罢官。桑弘羊以搜粟都尉代领大农令事，接管盐铁事务，进一步扩大盐铁官营，盐铁的产量和销售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天汉三年（前98），汉武帝又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其法类似盐铁官营，由私家作坊酿造，官府统一销售。

由政府垄断铁、盐、酒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不仅剥夺了大盐铁商人的财源，而且还使西汉政府的经济收入大增，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危机。

其三，行五铢以摧抑盗铸。

景帝之时，虽然严令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犯者处以弃市重刑。但由于盗铸钱币，获利巨大，因而盗铸之风日炽，造成了“钱以多而轻，物以少而贵”，的通货膨胀现象。

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采纳了大农中丞桑弘羊的建议，废除一切旧钱，由中央统一铸造货币。具体方法是：在九卿之一的少府之下设水衡都尉，其属官有均输、钟官、辨铜三官，专门负责铸造钱币。这种新铸的钱称为上林钱，也就是五铢钱。

上林三官所铸五铢钱，重如其文，工艺水平、铸造技术与工序都很讲究，使盗铸者不能轻易伪造，亦无利可图。从此有效地防止了盗铸，有利于国家财政的稳定，加强了中央集权。

其四，“杨可告缗”，打击逃税商贾。

在御史大夫张汤的主持下和桑弘羊、东郭咸阳的策划下，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要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财产税，自估上报。商人及高利贷者征收二千钱抽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者四千钱抽一算；商贾招车收二算，长五丈以上征收一算。同时又颁布了“告缗”令，规定：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一经查出，没收全部资产并戍边一年。有揭发者，赏给所没收财产的一半。同时，还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

豪商大贾“皆争匿财”而不如实呈报。只有洛阳富豪卜式“愿输家之半”以作边费，武帝尊“卜令”，命令商贾们要以其为榜样，但始终未能有分财而佐助国家的。于是，汉武帝决定采取强制手段，命令杨可主持“告缗”之事。杨可“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

“算缗”“告缗”财政措施的实施，使西汉政府从富商大贾手中夺取了一笔可观的财产，打击了富商大贾及高利贷者的经济实力，也缓和了国家的财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