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时吴王等诸侯的反形逐渐显露，被景帝称为“智囊”的御史大夫晁错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向景帝上《削藩策》削藩。以吴王濞为首的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幌子，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公然武力对抗中央王朝，险象环生。

1.晁错的削藩策

晁错在上呈景帝的《削藩策》中指出：“昔高帝初定天下，兄弟少，诸子年幼，大封同姓为王。所以庶子刘肥为齐悼惠王统辖齐国七十二城；庶弟刘交为楚元王统辖楚国四十城；兄长的儿子刘濞为吴王统辖吴国五十余城。这三个诸侯国，占有了全国一半的土地。今吴王因为他的太子被杀，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按古法应当诛，文帝不忍心，赐他几杖，恩惠够厚的了。吴王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纵，公然就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惑天下亡命之徒蓄谋叛乱。今削他的封国他要反，不削也要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荆燕吴传》）晁错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到了吴王三十年来苦心经营，只待时机成熟，便要谋反。与其坐待其准备作乱，不如先发制人，削弱其力量。

景帝把晁错“削藩”的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和宗室讨论，大家都不敢贸然发表意见，只有外戚窦婴反对“削藩”。但此时，景帝在晁错的劝导下，决心已定，开始实施一连串的“削藩”。楚王刘戊，因薄太后服丧期间留女子在服舍同宿，削其东海郡；赵王刘遂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刘印在执行政府卖爵事件中，舞私欺诈，削其六个县。

晁错的“削藩”与贾谊的“众建诸侯”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实力，以便于控制。但两者相较而言，前者较后者更加急进一些，当与吴国谋反已迫在眉睫的危急形势有关。

2.吴王濞的“清君侧”

吴王刘濞，是高帝刘邦兄长之子，在于定黥布的叛乱中表现得勇猛善战。刘邦担心吴地百姓轻悍，不好管理，便以刘濞为吴王。分封完毕后，刘邦召见了刘濞，见其面有反相，有些后悔，但臣下都已知之，不好改动。于是刘邦抚其背说：“汉立国五十年后东南有乱，难道会是你吗？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刘濞顿首曰：“不敢。”

吴国是刘邦所封同姓王中仅次于齐国的第二个大国，“王三郡五十三城”。吴境内豫章郡有一座铜山，盛产铜矿，刘濞招罗天下亡命之徒，开铜山矿铸钱，一时“吴钱”遍天下。而且吴国东临大海，刘濞又派人煮海水产盐。因而吴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诸侯王国中的首富，其经济实力可以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www.daowen.com)

文帝时，吴王刘濞的太子入京朝见，与皇太子刘启（日后的景帝）聚饮赌棋。吴太子素来为吴王所骄纵，性格轻佻，凶悍。在与刘启争输赢时，吴太子态度恶劣又出言不逊。刘启一怒之下，拿起桌上的棋盘掷向吴太子，不小心正中要害，打死了吴太子。文帝下令把吴太子的尸体运回吴国安葬。刘濞得知自己宠爱的儿子是被皇太子打死的，大怒，说：“天下一家，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派人把尸体运到长安下葬。从此后，吴王刘濞对中央产生了怨恨情绪，声称有病，而不按时朝见。文帝知其是因为儿子的缘故，于是责问吴国派来的使者。使者言：“天子审察臣下私情，像察见渊中鱼一样，臣下会忧患生变，不祥。”即是说君主太过精明，洞察到臣下的一言一行，反而会激臣下生变。于是文帝采取怀柔政策，放吴使者回国，赐给刘濞“几仗”，准许其不朝见。

吴王因文帝的怀柔政策，而打消了仓促起兵的念头，但其与中央政府对抗的野心并未因此消除，而是更加处心积虑地准备作乱。吴王因境内拥有可铸钱的铜矿，与百姓的生活必需品食盐，特许百姓不缴纳任何赋税，中央政府到吴国征兵役，吴国便替百姓出钱雇人代为服役。而且逢年过节，吴王亲自慰问境内有名望的人，大加赏赐百姓。吴王还包庇各地逃来的罪犯，不许中央政府及其他诸侯国入境搜捕。

吴王刘濞在其三十余年的统治中，坚持不懈地采取上述策略笼络民心，积蓄力量，为其叛乱作准备。

景帝即位后，吴王痛恨其打杀吴太子，不臣之心更加昭然。特别是中央政府一连串雷厉风行地削减封国土地，使吴王刘濞认识到其锋芒迟早会指向自己，于是刘濞下决心起兵叛乱。但吴国虽然国富民强，如以东南一诸侯国起兵，仍显势单力孤，于是吴王在诸侯王中搜寻自己的同盟者。首先，吴王派使者游说“好兵，诸侯皆畏惮”的胶西王刘印。刘印此时正因失去六县，而同中央产生了敌视情绪，双方一拍即合。胶西王又联合了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楚、赵几国，约定共同起事。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中央削去吴国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令下达后，吴王刘濞诛杀中央所置官吏，起兵叛乱。胶西、胶东、济南、菑川、楚、赵六国也同时发兵响应，齐王刘将闾突然后悔，紧闭城门，拒绝行动，济北王刘志也被中央所置的郎中令劫持，不得响应。

吴王刘濞起兵，动员了全吴的武装力量，规定上到六十二岁，下至十四岁的男子全部从军，并以重赏激励叛军将士。吴国的军队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出发，西渡淮河与楚军会合后，吴王刘濞发表了一份公告，通报天下诸侯王：“以汉廷有贼臣晁错，无功于天下，却侵夺诸侯之地，使官吏弹劾、审讯和治罪，专以侵辱诸侯为事。对刘氏骨肉不以诸侯之礼相待，拒绝先帝功臣，进任奸人，扰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意志松懈，不能省察。我欲举兵诛晁错，谨闻指教。”

在这份公告中，吴王提出了发兵的原因是“贼臣错……欲危社稷”，发兵的目的也仅限于“诛晁错，清君侧、安定社稷”，可谓一项高明的策略。因为古代中国社会中，统治者竭力宣扬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于百姓头脑中，谋反则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号召力，所以叛乱者总是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兴兵的借口。刘濞提出了“清君侧”的策略，使自己不仅摆脱了叛乱者的形象，而且以一副为国忠君的面目出现，既为起兵找到了借口，又能号召天下，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麻痹景帝的警觉，真是一举而三得。后世许多叛乱夺权的时代，如隋朝李渊以诛宇文化及而起兵长安，朱棣以诛黄泰、齐子澄起兵于燕，打出的都是“清君侧”的旗号。然而，同吴王刘濞一样，“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所“清”者往往不是“君侧”，而是“君”。于此，景帝心下应当明白，可惜景帝一时彷徨幻想，听信袁盎的建议，腰斩了晁错，谋求七国退兵。刘濞非但不退兵，反而撕掉“清君侧”的面纱，公然自称“东帝”，继续进攻中央王朝，反情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