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姓诸侯王发展到文帝时代，对中央王朝威胁业已显露，大有咄咄逼人之势。洛阳奇才贾谊上《治安策》，详细地阐述了其对天下局势的看法及解决各种社会弊端的策略。

1.“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贾谊在《治安策》中，首先唤起文帝的危机意识。他认为当今的形势绝不容乐观，正犹如在柴草下纵火，而人却躺在柴草之上，在火没烧上来之前，强言平安。而具体的社会危机则是，“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而其中迫在眉睫的危机，贾谊以为便是诸侯王势力的坐大。贾谊把中央政府与诸侯王的紧张关系，比喻为一个人得了浮肿之病：小腿粗如腰，手指肿得如同大腿，平躺着不能伸展自如，想移动一下，又怕身体失去平衡。如果，“失今不治，必成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而且，天下之势，“浮肿”与“蹠戾”（脚掌相反）共生：几个大的诸侯王与皇帝关系疏远，却享有跨州连郡的封国，而与皇帝亲近的宗室子弟却无封地，以安定社稷。长此下去，与皇室疏远，却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必定会势逼天子。

对于这两种相伴而生的社会恶疾，贾谊对症下药地提出了“欲令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少其力”的良方加以治疗。即令诸侯王的子孙，依次分割其父辈封地，“地尽而止”。这样，诸侯王越来越多，而各诸侯国所占有的土地会越来越少，“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假如这一策略真能得到贯彻执行，天下的形势必定会为之一变，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会成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曰知其安”。

贾谊所上的《治安策》，使文帝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由于文帝是由宗室大臣拥立的，不敢贸然触动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王。所以他在实施“众建诸侯少其力”这一策略上很不坚决，只是在齐文王刘则死无子，才把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封故齐悼惠王刘肥（刘邦庶长子）的六个儿子为王：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武成侯刘贤为甾川王，白石侯刘雄梁为胶东王，平昌侯刘印为胶西王，劫侯刘辟光为济南王。文帝还趁淮南王刘长谋反自杀之机，分淮南国为三，让刘长的三个儿子全数为王：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固侯刘赐为庐江王。

“众建诸侯少其力”的策略，就是从内部削弱、分化诸侯王国。多建诸侯易为其所接受，国多而小则易为中央所制。这一策略对后世影响颇大。

2.以亲制疏，拱卫皇室(www.daowen.com)

文帝是从代国入朝为帝的，后来便分代为二国，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小子胜则为梁王。不久又徙封代王武为淮阳王，恢复原代国地盘，以太原王刘参为代王。文帝九年（前171）夏，梁王骑马摔死无子。贾谊见前策不见很好地实施，便乘机给文帝上书，献了一个急救性质的对策。

贾谊明确指出：现今中央政府可倚为屏障，以及将来太子即位也可信赖的只有两位皇子，淮阳王刘武与代卫刘参。而如今，代国北与匈奴为邻，力量能够自保就不错了。而淮阳国地小力弱，不但没有力量牵制其他诸侯国，反而会引发大国吞并它的欲望。贾谊建议，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版图，改封皇子刘参为梁王。将以梁王和淮阳王以牵制各诸侯国，“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如梁国足以抗拒齐国与赵国，淮阳国足以牵制吴国、楚国，则“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致封皇子刘武为梁王，国土北到泰山，西到高阳（山东高密），辖境内四十余个大县。

“以亲制疏”的亲和疏，既可指血缘关系的亲疏，也可以指非血缘关系的亲疏，其实质就是利用感情深的牵制感情浅的。贾谊此策，则是要用血缘关系亲的诸侯王来牵制血缘关系疏远而有异心的诸侯王。

刘武与太子刘启是同母所生，在中央与诸侯王的对抗中，自当成为中央王朝的坚强堡垒。而且，梁国地处战略要害，乃是渐露叛迹的几位诸侯王，西向的必经之地。扩大梁国的版图，增强其实力，可牵制住齐、吴两大诸侯国，拱卫处于关中的中央政府。文帝死后景帝即位，吴楚七国叛敌向西时，梁国果然拼死抵抗，为中央朝廷平定叛乱发挥了重大作用。贾谊深谋胜算，令人佩服。

诚如贾谊所言“以亲制疏”也只是应付突发事变的权宜之计，只能取“二世之利”，即文、景二帝可用以治安，而非长久之策。所谓的“亲”传过几世后，也变为“疏”，不一定会与中央政府同进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