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结束后，作为胜利者的刘邦曾与群臣讨论其之所以得天下的缘故，刘邦认为以他能任用三杰为最重要。三杰即指张良、萧何和韩信。韩信被刘邦封为王，张良、萧何则被封为列侯。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开国君主与功臣潜藏着内在的矛盾，“敌国灭，谋臣亡”，虽不能说尽然，但却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矛盾的必然性。这里既有君主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问题，也有功臣如何处世的方式方法问题。三杰走了三条道路。韩信以功臣而被诛是位失败者，张良急流勇退而全身，萧何不废仕途而无恙，他们的人生处世哲学各异其趣。韩信已见上节，这里着重谈谈张良和萧何的处世之道。

1.“功人”，“自污”、“为家不治垣屋”与萧何的全身保家之道

萧何，沛丰（今江苏丰县）人。秦时，萧何为沛主吏掾，为官尽职，有方略，受到御史监郡者和从事的好评，晋升为“泗水卒史，事第一”。萧何一向对当时还是自己下属的刘邦很照顾，数次在吏事上袒护高祖。高祖任亭长，又常帮助他。高祖以吏的身份到咸阳服役，吏员都只出三百钱为高祖送行，唯独萧何出了五百钱。

陈胜首义后，萧何率众拥立刘邦为沛公，自己“举宗数十人”相从。楚汉相争中，萧何以丞相的身份留守巴、蜀后方，侍太子，守关中，主宗庙社稷、修理宫室，使汉军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将物资兵员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故刘邦夸奖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汉五年（前202），灭项羽后，刘邦论功行封（指封列侯）。群臣争功，久不能定。在刘邦看来萧何毫无疑问功劳最大，于是便先封他为郧（属南阳）侯，食邑八千户。曾随刘邦出生入死、喋血沙场的武将们听到这一消息大为不满，纷纷议论说：“臣等身披甲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多少不等。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去打仗，地位却在臣等之上，凭什么？”刘邦听到这些议论后，召集众武将，十分严正地问他们：“众位知道打猎的事吗？”武将们惊愕片刻，才答道：“知道。”刘邦又问：“那么，猎人与猎狗呢？”众人更是不明所以，茫然应声：“当然知道。”刘邦接着说：“打猎的时候，追杀兽兔的是猎狗，而指挥猎狗的则是猎人，诸君只能追获野兽，功劳类似猎狗；至如萧何，发现野兽踪迹并指明猎取目标，功劳如同猎人。”于是，刘邦力排众议，记萧何为头功。

在排定朝会位次时，武将们又提出了他们认为合适的首选人物，说：“平阳侯曹参受伤七十处，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刘邦既然给萧何记了头功，当然希望把他排在第一位。但曹参也是刘邦的爱将，而且他与萧何共同辅佐刘邦起事，私人感情很好，刘邦不好公开地抑曹参而扬萧何。幸好一位叫鄂千秋的大臣出来解围说：群臣议皆误。曹参虽有野战之功，属于“一旦（时）之功”，萧何全关中、供前线，此万世之功“怎么能以一旦之功加于万世之功之上呢！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刘邦顺水推舟地同意了鄂千秋的建议，并赐封萧何一系列特权：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益封二千户，兄弟十余人受封。

萧何虽与刘邦同历险，共患难，义同袍泽，刘邦却并未因此对他毫无疑忌。

早在楚汉相争时，刘邦就派使者以慰劳的名义试探居于后方的萧何。萧何幸得鲍生点醒，实际上是送亲属到前线作人质，以解刘邦对后方稳固性的担忧。

即帝位后，刘邦对萧何容宠有加，特别是平定陈豨的叛乱回长安后，听说萧何协助吕后诛杀了韩信，马上“使使拜丞相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独门客召平为此感到忧虑，说：“祸自此开始了。皇上露营在外，而您守于内，没有遭受箭石之难，而给您加封置卫，是因为京城刚刚有过淮阴侯的谋反，对您有疑心。给您配置守卫护卫，并非以此宠信您。”原来刘邦是感于韩信谋反关中，怕萧何效仿他，所以才给萧何置卫益封。一方面是看萧何会不会也恃功而骄、图谋不轨；另一方面则是加强对萧何的监视控制，以观察其行动。萧何听罢，如梦方醒，“让封不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刘邦“大悦”。

高帝六年（前202），继陈豨反后，黥布又反，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出征前，刘邦数次派使者问相国在干什么。萧何以为刘邦担心自己工作不尽力，便说：因为皇上率军出征，自己“拊循勉百姓”，安抚生产，尽力支援前线的战事。这话没传到刘邦那里，门客又点醒萧何说：这话传到皇上那里，您也要受灭族之祸了。您现在是官居相国，功劳又被定为第一，位极人臣，无以复加。您从入关以来镇国家、抚百姓，深得民心，已经有十多年了。百姓亲附，这在皇上看来就是在收揽民心，使百姓只知有萧相国，而不知有当今天子。为了保身，您还不如贱买、强占百姓的田地，来败坏自己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萧何听从建议，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放心地出征黥布。在得胜返回长安的路上，关中百姓拦路上书，告“相国强贱买田宅”。刘邦只是笑着说：现在相国也与民争利了，让萧何“自谢民”。

尽管萧何多次通过各种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向刘邦表明自己对其是绝对忠诚的，但刘邦并未因此放松对他的戒备，时刻注意着他的一言一行。

一次，萧何为民请地：长安的土地很狭窄，人多地少，而上林苑却有空地，闲置不用，不如让百姓耕种上林苑的空地，而作物的稾不收割作为鸟兽的饲料。这样，无地的百姓既免于流失，上林苑的鸟兽也有了饲料，岂非一举两得。但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也引起了刘邦的怀疑。他怒斥萧何：你是接受了商贾们的财物贿赂，得了他们的好处，才为他们请我的上林苑吧！下令把萧何交给廷尉处理。

几天后，待刘邦的怒气消得差不多了，一名卫尉才小心地询问：相国有何大罪，陛下突然把他逮捕。刘邦恨恨地说：我听说李斯为秦丞相时，为政有什么优点都归到皇帝身上，说是皇帝的英明；有什么弊端却揽到自己身上，说错误出在自己这一环上。而现在萧何收取了不法恶商的贿赂，为他们申请上林苑的闲地耕种，想以此来讨好百姓，所以我要整一整他。卫尉替萧何求情并一再表白萧何对刘邦的赤诚之心，刘邦便派使者把萧何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萧何已上了年纪，平素便对刘邦很恭谨，这时更是诚惶诚恐，光着脚急忙到宫中向刘邦谢罪。刘邦怒气仍然未消，对萧何说：相国还是算了吧！相国为百姓请地而我没有应允，我是想做桀纣一样的昏君，而让相国做一名贤相，正好以我的残暴反衬你的贤良。所以我囚禁你，是想让百姓知道我的过错。

萧何功高震主而又身居相国高位，刘邦不能不用他，却又时刻防范着他。萧何得以保身成功，关键在于他平日谨慎无私，以及每次都能及时地向刘邦表明自己的忠诚，包括他人代为表白。但即使如此，萧何仍没能免于一场牢狱之苦。

萧何不仅保身有道，而且还有一套惠及子孙的治家之法。(www.daowen.com)

萧何也为子孙们购买了一些房屋田产，但与别的贵族不同的是，萧何所购产业必居于穷乡僻壤之地，而且他也不为家里修筑院墙。萧何这样做，是出于对子孙利益的长远考虑。他曾对人说：我的子孙们如果贤能，就会学习我的节俭；即使他们不是很贤能，也会保得住这份产业，因为有权有势的人是不会来强夺这些产业的。这便是萧何保家全身之道。

2.“划策臣”“万户侯”“欲从赤松子游”与张良的人生观

张良，居汉初三杰之首，是刘邦的“划策之臣”。刘邦曾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张良出身于韩国显族，其先人曾为韩五世君主之相。为韩复仇和恢复韩国是他一生最大的心愿。早年他与力士在博浪沙谋刺秦始皇未成，避难他乡。得到《太公兵法》后，他投身到反秦起义的行列之中，但仍以复韩故业为目的，劝项羽求得韩成立以为韩王。见到刘邦后，张良以《太公兵法》说刘邦，刘邦对之言听计从。张良感叹说：“沛公（刘邦）殆天授，”遂忠心辅佐刘邦。在灭秦及与项羽争雄的战争中，刘邦的每一次胜利无不与张良的奇智息息相关。张良为汉划策，重视战机和政治效果与影响。鸿门救驾、献计，焚栈道示无还心、力谏不可与项羽划界分治等无不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刘邦称帝后，张良仍出谋献策，帮助刘邦“马下安天下”。

首先是献计安群臣之心。破楚之后，刘邦在洛阳南宫，望见一些将领们经常三五聚拢，窃窃私语。刘邦很想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便询问张良。张良直言相告，那些人是想谋反。“陛下起布衣，靠这些人取得天下。今陛下已为天子，而所封赏的皆萧、曹等陛下所亲近的故交老友，所杀的皆平素仇恨的人。今军吏计功，天下不足以遍封。这些人怕陛下不能全封，又怕被怀疑有过失而杀害，所以聚集起来谋反。”张良建议刘邦先封自己最讨厌的雍齿为侯，以安诸将之心。刘邦采纳张良的计策，置酒会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并催促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说：雍齿都可以为侯，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于是人心安定消弭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乱子。

其次，张良献计安刘盈的太子之位。称帝后不久，刘邦便欲废掉吕后所生之子刘盈，而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大臣们极力劝谏，却都无济于事。张良深知刘邦在此事上的决心，“此难以口舌争”。他献计给彷徨无策的吕后：以太子的名义，安车厚礼请天下闻名的“商山四皓”——东园公、绮里季、角里先生、夏黄公为客。这四人都是刘邦素敬仰而无法请之出山的。吕后听其计，使人卑辞厚礼，携带太子亲笔书信请来了“商山四皓”为宾客，使刘邦遂打消了废易太子的念头。

张良这一次对刘邦的劝谏无只言片语，而是以暗示太子羽翼已成，废之可能会引发大乱的行动，使其打消了酝酿已久的废立念头。

张良谋略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为汉王朝的奠基出谋献策，使刘邦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而且还表现在他的急流勇退、成功保身之上。

刘邦论功行赏时，对未有丝毫野战之功的张良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齐地是黄河下游土地肥沃、百姓富庶之地，而且食邑三万户，封赏之厚，远在列侯之上。然而张良推辞道：“我于下邳起兵，至留地遇着陛下，是上天把我交给了陛下。幸而陛下用臣之计谋得到天下，算是巧合于时运吧！臣不敢居功受齐地三万户的厚赏，愿受封于留地（一万户），则心愿足矣。”

张良对自己的功绩轻描淡写、虚怀若谷，而且把自己谋略的成功归之于刘邦得天之命上，既使自己的功绩显得微不足道，又赞扬了刘邦得天下乃天命所归。这样，便去掉刘邦对他的猜忌之意，可谓高明的去疑之道。

刘邦定都长安，张良随其入关中以来，便以身体不好为由，有一年多不出府门，目的是观察政坛上的动静。

张良知道，刘邦必定会对异姓诸侯王采取行动，但愿能以平和的方式解决。即《黄石公三略·中略》所讲“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就是说，要煞掉权臣们的威势，剥夺他们的兵权。然而，刘邦采取的却是一种从肉体上消灭的方式，把异姓诸侯王翦除殆尽。这使张良感到惊恐，伴君如伴虎，哪一天“龙颜”大怒，自己的脑袋便可能会搬家。随军平定了陈豨叛乱后不久，张良便对刘邦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传说中的神仙）云游。”表示要退出朝廷，学仙人之术。得到刘邦的同意后，张良遂“学辟谷、导引、轻身之术，想修炼成仙”。

在中国历史上，张良他是一位军事家，却不掌军权；是一位政治家，但也不掌握国家的行政权力，不受权力之累，完全是一派谦抑自守的谋士形象。到了晚年，张良先是献计于吕后而安太子之位，为自己留好了退路。接着，他以身体不好为由，不问政事，从赤松子游，学辟谷、导引、轻身的仙人之术，更给人一种自甘隐逸的形象，使刘邦对他完全放下心来。可见，张良走的是明哲保身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