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统治者为了休养民力，实行了轻徭薄赋的策略。

田赋，即土地税，高祖时为“十五税一”。文帝时仍行此制，但常下诏减轻各受灾地区的田赋，在文帝十三年（前167），甚至免除全国农民一年的田赋。景帝时，又把田赋减半，即“三十税一”，并规定为汉家定制。

口赋和算赋，即人头税，高祖四年（前203）开始征收，“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文帝时，把人头税的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

徭役的征发，高祖时基本没有大规模征发民力。惠帝时征发各地百姓修长安城，但一般均利用农闲时间，而且每年不超过三十天，以不误农时。文帝时，下诏“务省徭费以便民”，尽量减少对各种名目徭役的征收，使百姓安心生产。

为了增加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减轻百姓负担，文帝解散了长安的一支卫戍部队卫将军，让复员的士兵回家从事生产。为了减少地方驿站对百姓牛马的征调，文帝命令太仆清点皇室的马匹，除留下必要的以外，其余的全部资助各地方驿站。

景帝即位的第二年，了解到各地的农牧资源很不平衡，有的郡县缺乏农牧条件，却人口众多，有的地方利于农牧，却又地广人稀，而当时政府有一条禁止百姓随意迁徙的禁令。景帝下诏废除了这道禁令，准许无地或少地的百姓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发展生产。

景帝还采纳了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建议，下诏纳粟于国家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这是一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办法，国家分赏一些荣益爵位，而从富人那里得到粮食，减少了贫苦百姓赋税的征收。

与轻徭薄赋相伴的是汉初的宽法弛刑，以松弛一下秦王朝遗留下来的过分紧张的政治局势，培置一种比较宽松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刘邦早在建国初期，便注意到“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卵之患”是秦所以失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故对刑法修改很大，许多“不宜于时者”都被汰除了。其中，萧何定律令时“除参夷，连坐之罪”，即废除“族刑”和连坐之法。

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也即废除秦律中“挟书者族”的苛法。(www.daowen.com)

高后元年（前187），重申“除三族罪妖言令”。

文帝元年（前190）十二月，“尽除收帑相坐律令”，即废除一人犯罪，亲属没有奴婢的律令。

文帝二年（前189）五月，把秦定的诽谤妖言罪、不许百姓议政、偶语者弃市的律令，一概除之。

中元（前148）二月，景帝下令废除分裂尸体的磔刑，而以弃市代之。

文帝和景帝还先后两次修改、废除了肉刑。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处以死刑，被押送到长安执行。离家前，淳于意对妻女感伤地说：现在才知生女无用，否则有个儿子也可以让他代我受刑。其女缇萦年方十五，听父亲这么说，便随淳于意一起来到长安，并上书文帝：“愿没为官奴，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读后很受感动，下诏：现在有三种肉刑（黥、劓、刖），而奸邪不止，这是为政者未能尽到训导百姓的责任。而且使用肉刑，动则造成受刑人终生残疾，使他失去了劳动能力和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不是为民父母的本意，自即日起，废除所有肉刑，而以徒刑代之。不久，丞相、御史大夫上刑法草案：劓刑改为笞三百，黥刑改为髡（剃光头发），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文帝批准了这个草案，并同时下诏把服劳役期间无逃亡现象的罪犯免为庶人。

文帝以笞刑取代肉刑，使刑罚大为减轻。但由于笞刑的数目太大，所以很容易造成受刑人丧命，“或至死而笞未毕”。而且把原来的斩右趾升格为弃市，更是加重了刑罚，故史称文帝“外有轻刑之多，内实杀人”。

为了去除文帝时刑罚的弊端，景帝下令进一步废除肉刑：笞五百降为笞二百，笞三百降为笞一百，斩右趾降为笞二百。同时，景帝还颁布了《定篓令》，规定：笞打罪犯的刑具全国统一，笞刑只能打犯人的臀部（原是背部，会伤及内脏），每名犯人只能由一名犯人行刑，中途不许换人。这以后，受刑人得以保全性命。

文帝、景帝对肉刑的减轻与废除，改变了自有刑罚以来“万民中一旦有罪过被处罚终生受苦不息，及罪人想改正行为做善事却无道路可通达”的局面。加之，文景时期，强调教化引导的作用，官民即使犯法，也是在“治狱者务先宽”的原则下，量刑尽量宽大。文、景时，执法官吏断案也比较审慎，证据不足的宁可从轻发落。故这一时期的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有一年全国只有几百件，“几乎不使用刑罚”。

宽法弛刑、轻刑慎罚缓和了秦朝以来因刑罚苛酷而十分紧张的社会关系。而且减轻刑罚，也有利于保存社会劳动力，使百姓能够安心从事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