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循吏传》曰：“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网疏阔，而相国萧（萧何）、曹（曹参）清静为天下帅（表率）。”

萧何辅佐刘邦，为政务求简约，仅“采集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他按照无为思想，“事事思顺民情与之休息”，一切因故事成法，只是遵循客观形势，稍作修正变化，即“谨守如锁钥一样重要的关中，依民众痛恨秦朝苛法，顺应潮流除旧更新”。

曹参是一武夫，刘邦曾任命他为齐相国，辅佐齐王刘肥。齐国民情“伪诈多变”，曹参到任后，尽召齐地的长老儒生，征求“安集百姓”的策略，献策的儒生多达上百人，“言人人殊”，曹参不知所从。后曹参听说胶西盖公善治黄老之言，便厚礼请其至。盖公对曹参说：“治理国家的办法贵在清静无为，让百姓自行安定。依此类推具体地讲说了这方面的道理。”曹参深纳盖公之言，用其提供的黄老济世之术，“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萧何死后，曹参继任汉朝相国。曹参为政，仍以治齐之术治汉，施政办事，一切皆遵循萧何所制之法，不加变更。他择吏以“厚重长者”为标准，对“官吏中那些言辞苛求细节，一味追求声誉的人，就斥退撵走”。下属有小过，曹参也加以掩饰，使朝廷尽量相安无事。而且曹参有意在官吏中造成一种不苛求细务、宽宏大度的政风。他“日夜饮醇酒”，不治事。官吏及宾客皆到相府规劝曹参，但未及言曹参已知其意，凡来者乃以酒堵嘴。再欲言，则复予之酒，直至大醉而归，也终不得言。这样，一段时间后官吏仿效曹参，日夜饮酒高歌呼叫，侍从官吏希望曹参加以制止，曹参不但不加以惩治，反而“叫人取酒陈设座席痛饮起来，并且也高歌呼叫，与那些官吏们相应和”。

惠帝以为曹参如此是欺自己年轻，便派曹参之子中大夫曹窋加以劝谏。曹参不但不听曹窜的劝告，反而怒笞其二百。惠帝得知后，有些恼怒，便责问曹参。曹参解释道：“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谨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曹参继承了刘邦及萧何治国的策略，“遵而勿失”，收到了“天下俱称其美”的社会效果。民谣传颂“萧何为法，顜（明确）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萧规曹随”成为天下美谈。(www.daowen.com)

惠帝到文帝初年，丞相不仅曹参，而且陈平也是力行无为而治的，史称陈平“治黄帝老子之术”。

文景二帝亦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新气象。

总之，汉初实行的黄老无为之术，主要是用来治理广大臣民，与民休息，恢复社会元气。“无为之治”就是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具体表现则是为政要求大略，把握住根本，不去苛求细务，而使得臣属、百姓有较大的自主活动余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汉初的几任统治者皆能把握住当时自己为政的大略根本。刘邦顺民意，安抚天下，吕后的垂拱之治，文帝及景帝的宽厚、恭俭的政风，甚至对匈奴的退让与对南越的安抚无不是无为之治的体现。同时，无为之治的实行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并发展了起来，这何尝不是统治者的“有为”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