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统一，虽然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但是，这种统一基本上是十年之内用军事手段取得的，带有极大的强制性。被推翻的六国旧贵族因其权力的丧失、生活的落魄，与秦王朝政权有着不共戴天的国恨家仇。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地图谋着颠覆秦王朝的政权，以重现昔日的富贵与尊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便是楚国旧贵族们的誓言；在搏浪沙以一百二十斤重的铁锤袭击始皇者，也正是韩国旧贵族张良所为。秦始皇在惊恐之余意识到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要想“二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必须对被灭六国的旧贵族采取措施，把可能复辟的隐患进行清除。

六国政权原扎根于东方，延续了数百年之久，根基甚深。而且贵族人数众多，他们的食邑便是其势力范围，在世袭的领地上有着绝对的影响。秦王朝推广郡县制于全国，想以中央任命的官吏临土治民，把对东方百姓的控制权从原六国贵族手里夺过来。但强龙不一定压得过地头蛇，六国旧贵族势力庞大，影响深广，他们与秦王朝政权的那些郡守、县令谁才是地方上的真正统治者，并不完全是由新政权的一纸任命书可以决定的。秦王朝要消灭六国旧贵族的反扑，牢牢控制住地方，当务之急便是清除旧贵族对地方上根深蒂固的影响，使他们与累世统治的百姓相互脱离。秦始皇采取了流放与迁徙的策略来达到这个目的。

流放主要是针对原六国政权的首脑人物采取的，如：灭韩后，将韩之王室流放至下邑，灭赵后，赵王室被流放到房陵，灭楚后，流放楚之大姓于陇西。而迁徙则针对原六国中的中小贵族而实施的。仅秦统一全国的当年，始皇就下令将全国各地的豪富之家十二万户迁徙咸阳；九年后，又“徙三万家云阳，五万家丽邑”。

秦始皇对六国旧贵族中首脑人物的流放，使得他们与原来的臣属相隔离，中小贵族群龙无首，无法有组织地与新政权进行对抗。而对中小旧贵族的大规模迁徙，一方面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削弱了其经济力量，如：赵国的卓氏原来靠冶铁致富，后来被迁往蜀地，离开旧居时，“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的地方”，可见其被强制迁徙的同时也丧失了原有的财产。而即使新政权不强制没收其财产，远途迁徙，豪富能带走的财产也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中小贵族们被迫离开累世居作之地，直接受到强大的中央政权监控，人生地不熟，自然不易兴乱。对极少数拒绝迁徙而公开与新政权唱对台戏的六国旧贵族，秦始皇毫不犹豫下令消灭他们，“杀豪俊”，杀一儆百，对其他人起震慑的作用，使他们畏惧服从。

从后来反秦斗争的形势来看，六国旧贵族投入到反秦起义行列的虽有一定数量，但真正显要人物却极少。可见，秦始皇对六国旧贵族的控制虽有疏漏之处，但从总体上看这种防范与控制还是严格而有效的。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在各地修筑堡垒险隘，以阻挡敌国的进攻。而且，不同国家的道路也故意修筑的宽窄不一致，使对方的战车不能轻易进入境内。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马上下令挖掉不必要的堤防，平毁险隘的地带，还拆毁了东方六国名城大都的城墙。并在第二年开工修筑了名为“驰道”的战略大路，从首都咸阳东北到燕齐（今河北、山东一带），东南到吴、楚（今江苏、湖北一带）。这些大路据说宽五十步（约合今69米），道路两旁每隔三丈种一棵青松，路基也筑得很厚实。秦始皇在征服六国后，还下令将私人拥有的武器收集上来，连同战争中缴获的大量武器，一同集中到首都咸阳销毁，改铸为铜钟和十二个铜人。据说，这些铜钟与铜人都是几十万斤重的庞然大物，陈列在宫廷中。这样，六国旧贵族如果想以军事手段来推翻新政权，一无兵器可使，二无据点可依，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即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反秦，集中驻扎在各战略要地的秦军也能迅速调往需要的地方，控制住局势。

“田地异亩制，车路异轨迹，律令异规定，衣帽异样式，言语异声音，文字异形体”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称雄的产物。这些异制如果继续沿用下去，旧贵族们在百姓中的影响便难以根除，而六国百姓对新政权的依附感也很难产生。所以，秦始皇推行了统一度量衡、文字、货币等一系列化异制为同制的措施。其中，统一度量衡，就是以原秦国通行的标准，取代六国地区通行的各种度量衡；统一货币，主要是以铜质的秦“半两”方孔圆钱取代各国流行的刀币、布币、蚁鼻钱等；统一文字，则规定用简化的秦文“小篆”为标准文字，废除六国地区通行的各种文字。这一系列消灭异制措施的实行，不仅有益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排除了六国旧贵族对东方臣民的影响。(www.daowen.com)

春秋战国之际，兴起了“百家争鸣”，诸子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为政主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杂家等。商鞅变法以后，法家思想确立了其在秦国的统治地位。但在东方六国，法家与其他学派是处于同样的地位，即仅仅是一个学派而已，法家思想也并不是特别受重视。统一全国以后，秦始皇便下令把法家思想推广到全国，实行思想上的专制，以排斥异己思想，具体措施便是“焚书坑儒”。

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丞相李斯驳斥博十浮于越要恢复分封建议的时候，指出：现在天下已定，法令统一，老百姓理当努力从事工农业生产，读书人只该学习官府的法律政令。可是，现在一些读书人都不学今而师古，反对时政，扰乱人心。像这样下去不加禁止，皇帝的权威就会下降，民间的反对派就要形成，应当禁止方好。李斯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除去秦国的本国历史记载以外，各地所有的藏书全部交到当地官府烧毁；命令下达三十天不烧毁，判处服劳役；只有农书、医书和求神问卦的书方允许保留；此后还有人敢于议论诗书的要判处死刑，以古非今的全族处死；官吏知情而不揭发的要同样治罪；如有要求学习法令的以官吏为师。秦始皇批准照办，此为“焚书”。

“坑儒”是焚书后一年发生的：有秦始皇求长生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心知仙药不得终究难逃一死，于是数说了秦始皇一系列独裁的过失，借口不能给这样的人求仙药而溜之大吉。秦始皇听到消息极为恼怒，求仙药的方士都是花费巨万而“终不得药”，得过厚赏的卢生如今却敢大肆诽谤，就连首都咸阳的学士，其中也有人散布谣言迷惑民众。于是秦始皇派御史审问，学士们相互告发，得四百六十余人坑杀于咸阳，并通告天下以警后世。这件事是方士闯祸，殃及读书人，有儒生，也有其他学派的学士，“坑儒”是后世笼统的概括。

秦始皇以法家学派为统治思想，唯恐其他学派思想被反对派用作为与秦王朝对抗的工具。淳十越、卢生、侯生等人的反对言辞更使他意识到这种威胁，秦始皇果断地下令“焚书”以明法，“坑儒”以打击、限制反对言论。这种手段虽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却破坏了文化，枉杀了无辜，开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专制的先河。

秦始皇过分执着于斩草除根，尤其在消灭六国后，时刻没有忘记清除六国的影响，他以行政的强制手段，在短时间内流放、迁徙并控制了六国旧贵族，甚至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清除了六国旧的“异制”和复辟基础，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秦末农民起义中六国旧势力死灰复燃，固然是由秦始皇的残暴统治所导致，但六国旧势力的推波助澜，使斩草除根在策略上的偏失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