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天下以后，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秦王政，想到的头一件大事，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称号。在此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分封制，“王”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三代的国王虽拥有普天之下的疆土与臣民，但只是称王而已，却把“帝”的称号交给了想象中主宰万物的天神。后来人们又将“帝”的称号加到黄帝、尧、舜等祖先身上，是为“五帝”。然而，真正拥有权力之尊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国王。在周代，周王才是天下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到了战国中期，周天子的权力已经丧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出现了七雄并立的局面，于是，中原地区的几个大的诸侯国最终抛弃了“尊王攘夷”的旗号，也学着“蛮夷”楚国的样子纷纷称王。都称王了，“王”的称号也就不那么尊贵了。于是，强盛的秦国与齐国的国君便相约并称为“西帝”和“东帝”。然而，这时毕竟还是群雄并立，称“帝”还为时尚早，因此，他们的行为遭到了各国的一致谴责，不到两个月，秦、齐不得不取消了帝号。

统一六国以后，秦王政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朝议中，秦王政对臣下所上的尊号“泰皇”进行了斟酌，决定去“泰”用“皇”采上古帝的帝号，称为“皇帝”。自此，“皇帝”便被正式确立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秦王政便是中国第一任皇帝。

“皇帝”称谓的出现，看似一场简单的名号变更，实际上是一种愚民统治术。商周时代的君主称为“天子”就已表明：君主是上天之子，具有人神结合的性质。而秦王政把上古对祖先及天神的尊称结合在一起，说明他认为仅仅用人间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还不足以震慑臣民，必须借助于神的力量为他的权威再涂上一层神秘的光环。“皇帝”作为神在人间的化身，神的代表而统治人间，与神同享尊荣，共执权柄，区别不过是一个在虚无的天上，一个在现实的人间罢了。“皇帝”的统治就是神的统治，如此，谁还敢藐视“皇帝”的权威，谁又敢违背“皇帝”的意志。这是一种借助于民众的神圣信仰来束缚民众的统治手段。

同时，始皇还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又规定皇帝的母亲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妻称皇后，妾皆称夫人，以此与臣民的父亲、母亲、祖母、妻妾的称谓严格区别开来。

自周初以降，通行谥法，即国君死后，继位者与臣下据已故国君事迹功过，议论谥号，有大的德行得到好的名号，德行小的得到差的名号。始皇对此很不满意，认为子议父，臣议君，有失皇帝尊严，于是下令废除谥法（汉代又恢复）。并正式规定：自己生称皇帝，死后则号曰始皇帝，后世子孙依序数号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无需死后再议谥号，其意在维持皇帝尊严。(www.daowen.com)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秦统一后渐趋完备。避讳，就是规定对当代君主以及其所尊者不得直称其名，凡遇与这些人的名字相同的字眼，都要通过改字等方法来回避。始皇的父亲名子楚，而改楚国的楚为荆；始皇出生于正月名叫政，为避始皇讳，改“正月”为“端月”。其他用语中凡遇正字也要改为端。

与“我”这个意义相同的“朕”字，以前是一般人均可使用的，按始皇的规定，只限定皇帝自称时所用；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行文的文字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文件中逢有“皇帝”“始皇帝”等字句时，均需抬头，顶格书写。此外，还有一些限制，如以前一般人所用的印章皆可称为“玺”，秦始皇规定只有皇帝所用的大印方能称为“玺”；皇帝的住所称为“宫”；皇帝的坟墓称为“陵”；皇帝死亡称为“崩”；皇帝有权享用最高等级的器物和服饰。

秦始皇的这些规定，目的无非是要强调皇帝与众不同，用以加强皇帝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使得皇帝与臣民之间隔离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些细密的形式上的规定，严格地划清了皇帝与普通臣民之间的界限，皇帝的一切其他人不得僭用。而皇帝人身的神秘色彩越是浓厚，也就越容易引起人们的敬畏与尊崇。

为了说明秦朝取代周朝的合理性，始皇还借助了阴阳五行的学说。阴阳五行的学说为战国末年齐人邹衍所创立，其主要内容为“五德终始”，即赋予金、木、水、火、土五行以道德的属性，以比附历史上王朝的兴替，各个王朝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互相更替，周而复始，而每一个王朝所属的“德”，通为“天”所授。秦始皇采纳五德终始说用以解释秦王朝的建立，称秦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还煞有其事地举出其文公获“黑龙”来证明早有“符应”预兆。并规定以千月为岁首（但不改十月为正月）。黑色象征水，故色尚黑，衣服、旌旗等以黑色为尊贵。黔、黎二字有黑色之义，故又称老百姓为“黔首”或“黎民”。改黄河为德水，皆用以表明水德的开始。“水主阴”，六在八卦中属阴，故数目尚六；“阴主刑杀”，自然可以严刑酷法了。这样，始皇不仅从五德终始那里找到了秦王朝诞生的天理，也为其严刑酷法找到了理论依据。也就是君权既然神授，臣民只能俯首听命，才合天意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