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琦善与鸦片战争:军事关系简述

琦善与鸦片战争:军事关系简述

时间:2023-09-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这是当时及后来攻击琦善的共同点,也是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之中心问题。宣宗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作军费。当时兵部尚书祁寯藻和刑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

琦善与鸦片战争:军事关系简述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的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己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了: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辞,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当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借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同、光时代的恪靖侯——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渠欲即斩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除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需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虞。”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间接得自果勇侯,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同时广东的按察使王庭兰反说他屡次劝琦善杀义律而琦善不许。他写给福建道员曾望颜的信述此事甚详:“义律住洋行十余日。省河中夷船舢板数只而已,不难擒也。伊亦毫无准备,有时义律乘轿买物,往来于市廛间。此时如遣敢死之士数十人除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屡次进言于当路,辄以现在讲和,未可轻动。是可谓宋襄仁义之师矣。”琦善倘得了“西人金巨万”,授之者必是义律;“欲即斩生夷灭口”,莫若斩义律。琦善反欲效“宋襄仁义之师”,岂不是更奇了!王庭兰的这封信又形容了琦善如何节节后退:“贼到门而门不关,可乎?开门揖盗,百喙难辞。”王庭兰既是广东的按察使,他的信既由闽浙总督颜休焘送呈御览,好像应该是最好的史料。不幸琦善在广东的时候,义律不但未“住洋行十余日”,简直没有入广州。这封信在显明的事实上有此大错,其史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琦善倘若撤了广州的防具,撤防的原动力不是英国的贿赂,这是我们可断定的。但是到底琦善撤了防没有?这是当时及后来攻击琦善的共同点,也是琦善与鸦片战争军事关系之中心问题。道光二十年(1840)的秋末冬初——宣宗最信任琦善的时候——撤防诚有其事,然撤防的责任及撤防的程度则大有问题在。

宣宗是个极尚节俭的皇帝。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但是宣宗曾未一次许他拨用库款。林的军费大概来自行商及盐商的捐款。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七日,英军占了定海。于是宣宗脚慌手忙地饬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北自奉天,南至广东,各省调兵、募勇、修炮台、请军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宣宗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作军费。当时兵部尚书祁寯藻和刑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他们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及福建巡抚吴文镕会衔,建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添造大船六十只,每只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通计船炮工费约需银数百万两。”他们说:“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弥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糜费。”宣宗不以为然。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认真修理,“正不在纷纷添造也”。此是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中的情形。

八月中,琦善报告懿律及义律自大沽带船回南,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大臣到广东与他们交涉。宣宗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谕,一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一面教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了。

九月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到了北京,报告英国兵船八只于八月二十二日路过登州,向南行驶。托浑布买了些牛羊菜蔬“酌量赏给”。因此,“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宣宗以为和议确有把握,于是连下了两道谕旨,一道“着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糜费”;一道寄给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着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妥为办理。”适同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折到京,报告从福建调水勇八百名来浙江。宣宗就告诉他,现在已议和,福建的水勇团练应分别撤留,“以节糜费”。是则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宣宗为“节省糜费”起见,已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

琦善于十一月六日始抵广东。他尚在途中的时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经实行了。奉天、直隶、山东与战争无关系,可不必论。南四省中首先撤防者即江苏。裕谦于十月三日到京的折内报告,共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并且“各处所雇水陆乡勇亦即妥为遣散”。十月十七日的报告说陆续又撤了些:“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广东及浙江撤兵的奏折同于十一月一日到京。怡良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二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糜费。”撤兵的上谕是九月初四发的,罢免林则徐的上谕是九月初八发的。怡良所说广东初次撤兵是由林与他二人定夺,此说是可能的。怡良署理总督以后,又拟再撤,但未说明撤多少。伊里布在浙江所撤的兵更多。照他的报告共撤六千八百名,共留镇海等处防堵者五千四百名。南四省之中,唯福建无撤兵的报告。(www.daowen.com)

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除福建不明外,余三省——江苏、浙江、广东——均在琦善未到广东以前,已遵照皇帝的谕旨实行撤兵。江苏所撤者最多,浙江次之,广东最少。广东在虎门一带至少撤了二千兵勇,至多留了八千兵勇。道光二十年(1840)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于琦善,更不能归于他一人。

琦善未到任以前的撤防虽不能归咎于他。他到任以后的行动是否“开门揖盗”?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的军事失败是由于琦善到任以后的撤防吗?散漫军心吗?陷害忠臣吗?

琦善初到广东的时候,中、英已发生军事冲突,因为中国守炮台的兵士攻击了义律派进虎门送信而挂白旗的船只。这不但犯了国际公法,且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宣宗撤兵的上谕已经明言:除非外人起衅,沿海各处不得开火。琦善本可惩办,但他在奏折内不过说:“先未迎询来由,辄行开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接连又说:“惟现在正值夷兵云集诸务未定之时,方将激励士气,借资震慑而壮声威。若经明白参奏,窃恐寒我将士之心,且益张夷众桀骜之胆。”同时他一面咨行沿海文武官吏,在未攻击之先,须询明来由;“一面仍以夷情叵测,虎门系近省要隘,未便漫无提防,随饬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该处,妥为密防。”是则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

十二月初,和议暂趋决裂。琦善“遂酌调肇庆协兵五百名,令其驰赴虎门,并派委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带弁前往帮办。又酌调督标兵五百名,顺德协兵三百名,增城营兵三百名,水师提标后营兵二百名,水师提标前营兵一百五十名,永静营兵一百名,赶赴距省六十里之总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分别密防。并于大濠头水口填石沉船,借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总计兵一千九百五十名,不能算多,且广州第一道防线的虎门只五百名,虎门以内大濠头诸地反增一千四百余名。于此我们就可窥测琦善对军事的态度及其所处地位的困难。他在大沽与英人交涉的时候,就力言中国万非英国之敌。到了广东,他的奏折讲军备进行者甚少,讲广东军备不可靠者反多。如在十二月初四所奏的具折内,他说不但虎门旧有的各炮台布置不好,“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不但经费无出,且欲制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琦善对军事既如此悲观,故不得不和;然和议又难成,不得不有军备,“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且身为总督,倘失地义不容辞。但军备不但“缓不济急”,且易招外人之忌,和议更易决裂,故只能“妥为密防”,但只能在虎门内多增军队,所以他犹豫不决。结果国内主战派攻其“开门揖盗”,英人则责其无议和的诚心,不过迁延时日,以便军备的完竣。他们说:“此种军备进行甚速。”(Were go-ing on with the utmost expedition.)英人采先发制人的策略,遂于十二月十五日晨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

结果中国大失败。两个炮台均失守,水师船只几全覆没;兵士死者约五百,伤者较少;炮位被夺被毁者共一百七十三尊。英人方面受伤者约四十,死亡者无人。防守大角、沙角者约两千人,英兵登陆来攻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一人,内白人与印度人约各半。此役中国虽失败,然兵士死亡之多足证军心尚未散漫。炮位损失有一百七十三尊,内二十五尊在大角,七十二尊在沙角,余属师船,足证防具并未撤。我们还须记得:在虎门十台之中,大角、沙角的地位不过次要。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务的时候,关天培和署理粤督祁就说过:“大角、沙角两台在大洋之中,东西对峙,惟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相距较远,两边炮火不能得力,只可作为信炮望台。”平时沙角防兵只三十名,大角只五十名;二月十五之役,二台共有兵士两千名,不能算少。至于军官及兵丁的精神,外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虽然,战争不满二时而炮台已失守,似无称赞的可能。欧洲的军士对于败敌,素尚豪侠,他们的称赞不能不打折扣。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说琦善“开门揖盗”。

此役以后,琦善主和的心志更坚决,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与义律订了草约四条。他虽然费尽了心力求朝廷承认草约,宣宗一意拒绝。愈到后来,朝廷催战的谕旨愈急愈严。琦善于无可奈何之中,一面交涉,一面进行军备。他的奏折内当然有调兵增防的报告,但我们可利用英人的调查以评他的军备。正月二十三,义律派轮船Nemesis到虎门去候签订正式条约日期的信息。此船在虎门逗留了四天,看见威远、镇远及横档三炮台增加沙袋炮台(Sandbag Batteries),并说三台兵士甚多。别的调查的船只发现穿鼻的后面正建设炮台,武山的后面正填石按桩以夹道。二月一日,义律亲自到横档,查明白Nemesis报告以后,又加了十七尊炮。二月二日,英人截留了中国信船一只,内有当局致关天培的信,嘱他从速填塞武山后的交通。于是英人确知琦善已定计决战,遂于二月五日下第二次的攻击令。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五日、六日的战役是琦善的致命之伤,也是广东的致命之伤。战场的中心就是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所谓虎门的天险。剧烈的战事在六日的正午。到午后二点,三台全失守。兵士被俘虏者约一千三百名,阵亡者约五百名。提督关天培亦殉难。炮位被夺被毁者,威远百零七尊,临时沙袋炮台三十尊,镇远四十尊,横档百六十一尊,巩固四十尊。此役的军心不及十二月十五日。横档的官佐在开战之初即下台乘船而逃,且锁台门以防兵士的出走。然亦有死抗者。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甚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此岛在横档的南面,镇远的西面。关天培以为横档及威远镇远已足以制敌,下横档无关紧要,故在道光十五年(1835)整理虎门防备的时候就未注意。不料英人于二月五日首先占领下横档,并乘夜安大炮于山顶。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设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英人Davis甚至说琦善的军备已尽人事天时的可能。时人及以后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信中国反不能与“岛夷”敌。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全由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善。他们以为林则徐是百战百胜的主帅,英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后得逞其志。英人在大沽的交涉不过行反间之计。时人持此论最力者要算裕谦。江上蹇叟(夏燮)根据他的话就下了一段断语,说:“英人所憾在粤而弃疾于浙者,粤坚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而坚者亦瑕。观于天津递书,林邓被议,琦相入粤,虎门撤防,则其视粤也如探囊而取物也。义律本无就抚之心,特藉琦相以破粤东之局。”魏源的论断比较公允,然亦日欲行林的激烈政策,“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不说“沿海守臣”及“当轴秉钧”,即全国文武官吏尽是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在九龙及穿鼻与林则徐战者不过一只配二十八尊炮的Voyage及一只配二十尊炮的Hyacinth。后与琦善战者有陆军三千,兵船二十余只,其大者如Wellesley,Blenheim,Melville皆配七十四尊炮。然而九龙及穿鼻的战役仍是中国失败;且虎门失守的时候,林则徐尚在广州,且有襄办军务的责任!英国大军抵华以后,不即攻粤而先攻定海者,因为英政府以为广东,在中国皇帝的眼光里,不过边陲之地,胜负无关大局,并不是怕林则徐。当时在粤的外人多主张先攻虎门,唯独《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反对此举,但亦说:倘开战,虎门炮台的扫平不过是一小时的事而已。至于去林为英国的阴谋更是无稽之谈。英人屡次向中国声明:林之去留与英国无关系,实则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战争失败的结果就是《南京条约》这是无可疑问的。但战争最后的胜负并不决在虎门,而在长江。《南京条约》的签字距虎门失守尚有一年半的工夫。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夏天,英国军队连下了吴淞、上海,并占了镇江,而南京危在旦夕,这时候朝廷始承认英国的条件而与订约。正像咸丰末年,英法虽占了广州省城,清廷仍不讲和;直到联军入京然后定盟。琦善在广东的败仗远不如牛鉴在长江的败仗那样要紧。

总结来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败是败了,但致败的缘由不在琦善的撤防,而在当时中国战斗力之远不及英国。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抱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那么,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现在请论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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