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的大挫折终于唤醒了一部分的中国人。在咸丰八年、九年，文宗的亲弟恭亲王奕訢是顽固派之最顽固者，首先提议捕杀外国交涉员的就是他。文宗逃往热河的时候，派他留守北京。咸丰十年的经验给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两个教训。他们从此知道外国的枪炮实非我们所能敌。同时他们发现外国人也讲信义：与外人订了约以后，他们果然遵约退出北京。于是奕訢与文祥决心自强，并且知道中国还可利用外国专门人才以图自强。

适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疆吏因与太平天国战，免不了与外人发生关系。他们也得了同样的教训。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他们是中国的第一流政治家，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的变局，而且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这个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夏，多方反对。加以事权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www.daowen.com)

至于治标方面，奕訢及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全责。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但是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外来的压迫节节加紧。这时工业化的国家也多了，各国都须在海外找市场，不像以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民族之间：优胜劣败既然是天理，强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责。所谓近代的帝国主义的狂澜充满了全世界。加之这时在已有的两路的侵略——剪刀式的夹攻——之上，又来一个从东面临头砍杀的日本。治标没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济事。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