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中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有争鸣是很正常的事情。合理的文化传播环境中，应该既有为数不多的学者从事着严密和严肃的研究及论证，以引领文化前沿，也有更多通俗的传播者，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拉近权威学术与广大民众的距离。

——李岩

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

——章学诚

易中天依照大众对历史和乐趣两方面的需求，通过评说《三国志》，参照史料诠释典籍，营造出一种非学术的氛围来鉴赏《三国演义》。这是一种以史解文的方法。从结果来看，让平常百姓喜欢，而受文史专家诟病。这个结果反映出，面对同一本典籍，大众与专家会产生不同的认知，这种情况被称作“易中天现象”。贾光峰老师针对学术领域产生的诸如“文史混谈”“非忠义观”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要对此认真剖析，他详细阐述了以史解文的问题^[102]：以史解文适合大众百姓，因为他们渴望学习历史知识，增强自己的品读能力，但又不喜欢文言文和教条的理论。而且，在用浅显的书面措辞和众多的口头表达激发读者兴趣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市井俗语、网络热词，使受众群体不受年龄和学历局限。学术领域的许多学者批评以史解文为“三俗”方式，但易中天却使用这种手法向广大百姓宣讲三国。贾光峰谈到了这种方式的优势，认为这是从现代文化认知角度帮助读者解决在《三国演义》鉴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并非用史学资料去解构文学作品，这有利于提升人们对典籍的评判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以史解文让大家了解了史学中不同的刘备形象，引发了学术界对曹操之恶的集中讨伐，并且还原了“江东三杰”原本的特征，解除了大家的困惑。

在所有持反对立场的学者中，葛红兵老师的态度是最坚决的，他在与徐渭老师合作的论文《“文史合一”：历史言说的传统维度及其误区——以易中天的〈品三国〉为例》^[103]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易中天的“小人视角”，认为易中天将对权势与利益的向往作为三国人物做事时的根本目的，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从易的《品三国》出发，葛红兵、徐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简而言之，要有历史哲学思维，即具备全面把握、透彻了解的史学观念；二是怎样突破史学界根深蒂固的“文史合一”的观点？

易中天对三国的解读是否正确，不同的读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黄佳利老师认为，作为文史学家，不能只评说易中天做法的优劣，更要紧的是主动“参与进来”，学习其方式、方法，认真考虑怎样有效地将历史文化向人民大众传播^[104]。要用乐观、包容的眼光看问题，易中天在史学推广的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接下来，史学界的学者们要学习其优点，用生动的历史人物、事件与客观的史学观点，高质量、深层次地宣扬我国历史文化，让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得到洗礼，进而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价值体系，达到历史科学的教育目的。

得益于《百家讲坛》的传播与推广，许多像易中天、于丹这样的文史专家一炮而红，得到广大观众的厚爱。他们撰写的书籍也进入畅销书行列，动辄达到上百万的销量。大众缘何热捧他们？为什么钟爱对历史典籍的诠释？高婷婷、李洪梅两位老师强调^[105]，学者成为学术明星，映射出现代人缺少文化历史教育的窘境，人们的国学基础薄弱，文史知识十分有限。特别是年轻人，吃洋快餐，看外国电影，关注影视明星的新闻八卦，却不怎么读典籍名著，不怎么学大儒百家，就更谈不上对国学的认知了。明确地说，我国历史传统的断层已经在当代年轻人身上显现出来了。

易中天的《品三国》吸引了大众的目光，还让许多人成了他的“粉丝”。随着其影响的深入，有些观众甚至觉得易中天一周讲一次“三国”的频率太低了。对此，易中天认为，要讲解真实的历史，要认真完成这项工作，台上一场四十五分钟的演说，需要用近一周的工夫去准备。为什么观众追捧易教授解说的三国呢？杨玉昆老师总结道^[106]：一是易中天的讲解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二是符合大众的需求，三是具备一定的素质，四是借助现代传媒，五是《百家讲坛》的“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原则。凡此种种，共同致力于构建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使我国的历史文化得到弘扬。

易中天的话语很有特点，周锦国老师把它概括成“杂混的多元统一”^[107]。他认真阅读《品三国》，并进行细致研究，总结出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易教授杂混的说话方式，具体体现在：古文与现代词的杂混、口语与书面语的杂混、仔细探究与文化快餐的杂混、古代社会与当今社会的杂混、史学故事与处事哲学的杂混。这种杂混将顺应普通人群快速了解历史、解读历史，以及对人物的诠释等方面有机结合。同时易中天的语言还显示出即时、新颖、有趣等特点。

易中天在《品三国》之“三顾茅庐”中认为“凡三往，乃见”，是“一共去了三次，就见面了”，还把“三顾”解释成“多次”、“再三”、“频繁”。黄河清老师认为应该是^[108]“总共去了（光顾）三次（隆中），第三次才（在草庐）会见了”，三顾草庐与孔明出山更不能混为一谈。

《百家讲坛》中的“易中天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当愈来愈多的人观看《品三国》时，社会各界讨论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推翻、背弃了我国历史文化。谷佳旋老师从“易中天现象”入手，分析《百家讲坛》带来的影响^[109]，认为其是对传统文化的诉求，对学术通俗化的要求（学术与生活、通俗化、故事性的结合），对学者明星化的考量；但同时存在内容过于新奇化、表达过于技巧化、选题过于单一化等问题。

易中天在“开场白”中说，“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面目，三种形象。一种是正史上记载的面目，我们称之为‘历史形象’。这是史学家主张的样子”“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和戏剧中的面目，我们称之为‘文学形象’”“还有一种是老百姓主张的样子，是一般民众心中的形象。我们称之为‘民间形象’”要品好三国，“这就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要‘还原’，就是告诉大家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二是要‘比较’，就是看看这三种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三要‘分析’，就是弄清楚历史形象为什么会变成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我们希望通过这三项工作，来为大家品读三国。”按这种方法品三国，在说明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又解释了《三国演义》；既讲清了历史事实，又说明了《三国演义》中人物角色的成因。果真如此的话，会得到历史学者和文学家的认可。那易中天在这几方面的成果如何呢？郑颐寿老师结合辞体、辞风的“双基”进行了分析^[110]：一是在《品三国》与辞章的体裁方面，易中天将史学著作的“实录”作为参考，同时深谙媒介之“体”，辞体观念十分鲜明，总的看来，他的措辞是“得体”的，能够正确理解语体和文体的特点，并成功加以使用。二是在《品三国》与辞章的风格方面，做到了详实易懂，雅俗互补，符合“协格”要求。这两方面都在“格素”上显示出来。郑颐寿还研究了《品三国》辞体、辞风的“四在效果”，研究表明：易教授的著作，在“品”史传体上，符合“得体”“协格”的特点。易中天做到了第一点，但是，后两点做得不好，就是说“分析”和“比较”方面有些欠缺。特别是没能确定《三国演义》作为文艺载体在历史中的地位，无意间伤害了这部传统名著，甚至产生了“是史非艺”的消极影响。虽然这并不是易中天原本的目的，但有些批评者却持有这种观点。

在以传播生态学的立场来研究“电视讲坛”这一生态图景时，刘敏老师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即文化的没落，恰是与普通百姓的接受水平产生了差距，当新兴事物在人群中传播的时候，旧有的就会被忘记，然后被尘封成为过去^[111]。这绝非庸人自扰，游国恩先生等就在《中国文学史》中谈到过“文化兴衰更迭论”：“真正的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而后文人知识分子参与进来，学习之，发展之，从而形成一代之所胜。汉乐府、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唐代诗歌的繁荣说明了这一规律，由诗到词、由词到曲的文体的转变，也说明了这一规律。”前代文化衰落或“不能普遍，只好供好古家所赏玩，便成为贵族文化了”。用《品三国》来佐证：《三国演义》在最初完成时叫作《三国通俗演义》，因为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特点，深受社会底层的读书人和手工艺人喜爱。而到了今天，原来士大夫创出的词赋，只存留在学生的教材中。

《品三国》是这样总结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的：“首先遇到了疾疫，削弱了其战斗力；其次是因为没想到寒冬腊月居然刮起了东南风，让黄盖火攻得手。”而钱玉趾老师则认为^[112]：这是由于孙坚、孙策、孙权是吴郡富春人，周瑜是庐江舒人，吴国在建业建都。吴地的士兵十分了解本地的气象情况，进而通过精心安排，使用东风，借势放火，最终取胜。

对照上述文字，不难发现，易中天将俏皮的当代词句拿来解读三国故事，特点突出。再得益于各路媒体的传播，“易中天热”快速席卷全国。李永健、刘欢、戚明三位老师认为这主要是电视媒介的娱乐作用和百姓需求交融的成果。^[113]但是，娱乐不能过度。就“易中天热”而言，过度了就会把事情推到对立面。把握好合适的尺度，电视媒体才能顺利实现对文化内容的处理与传送，不仅让文史知识得以传播，还能促进我国文化的推陈出新。

在对易中天的追捧过程中，社会素质的提高激发起民众对人文历史知识的渴求，这展现出当今文化价值体系与以往的不同。这些改变让学术类节目有了发展的沃土。林晓东老师强调^[114]，身在“高知”群体里的易中天们，乐意用通俗的语言向大众传播个人的见解，从而获得了来自“非学术”群体的普通百姓的称赞。这种情况表明，在媒体信息广泛传播的年代里，各种类型的文化互相融合，不同群体间的价值体系的边界开始模糊。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信息量激增，人们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但这些挡不住大众汲取文化、提高个人知识水平的热情。周伟老师强调^[115]，大众赏识高雅的文化，但更渴望切合生活实际、满足个人喜好、容易品读明白的文学艺术。百姓对易中天、于丹、刘心武、阎崇年等文化研究者的追捧，反映出社会文化供给的不足，以及民众对学习文史知识的希望。且不去探讨以易中天为代表的学者向大众传播史学知识时采取的方式是否合适、途径是否准确、诠释是否严谨，单从结果来看，这些学者能够引起观众对文史的关注，能将知识宣扬传播出去，说明他们的讲演是有效的。民众从这些学者的讲演里获得了清新脱俗的国学体验，对史学文艺的兴趣也逐渐浓厚，这不就是广大群众想要的吗？

历史文化有贯通古今的指导意义，例如，古书里的“民本”思想和如今的“以人为本”的方针，怎样才能有效传承历史精髓，发挥文化的导向意义，填补民众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空白？这一系列问题十分重要。冯瑞珍、刘景两位老师指出^[116]，文化传播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易中天”们借助当今的电视网络诠释古代典籍，符合社会趋势，也让一些民众在社会发展期间对文学历史的需要得到满足。但这些学者总是被电视台打造成“明星”，因此在播放时需要严谨对待。“易中天”们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运用解释学里的对立两派——现代派与古典派的相关原理，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进行科学的论证。

归根结底，“易中天现象”反映的是学术大众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中心是学术应当以怎样的方法与形式向民众推广。王苏生老师发现^[117]，想要普通百姓接纳学术，就要从民众的心理需求出发，用通俗的语言，以包容的心态向社会播撒精神食粮。具体到易中天讲座，则主要在于如何把握历史。易教授用灵活多变的措辞，加上以小寓大的历史评价来品说三国，这是“易中天现象”的成因和意义所在。

《百家讲坛》是媒体演说类栏目中的经典，其成功主要得益于“以受众为中心”的指导方针。陈文艳老师希望从《百家讲坛》的“易中天现象”出发，研究论坛类节目受到观众追捧的原因和其暴露的不足^[118]。易中天解读三国，一是因为他原本就研究过三国历史、文学，且对它们充满热爱；二是三国文化既有学术的论证又在民间传播，很容易得到观众的响应。《百家讲坛》栏目邀请的讲师都希望通过使用生动的语言与民众产生积极的互动，力求做到简易易懂，而有别于正襟危坐的长篇大论。易中天明白，电视与报刊书籍是不同的媒体形式，在演说时需要把握声音的抑扬顿挫，并用肢体动作和道具加以辅佐。我们不能单纯地用学术标准和文化内涵来考量电视节目，因为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寓教于乐是其作用之一。总是强调“思想”内涵则会造成观众的流失。但是，以“学术”为噱头，在电视节目里大肆谈论不真实的历史，会对观众造成误导，还会让受众产生心理依赖。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历史不能娱乐化”。电视被视为百姓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传媒工具，具有“传承文化”的社会作用。怎样在追求运营的收益和传播文艺的义务之间找到平衡，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电视文化，是《百家讲坛》，也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易中天因主讲《百家讲坛》引起学术界、文化界的轰动，产生出所谓的“易中天现象”，这一现象触及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文化敏感、焦点问题。“易中天现象”引发了杨淑明老师的思考^[119]，他认为通俗化是文史艺术改变窘境的必然方法；史学成果需要同当代传播手段相连接；历史学家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取财富是无可厚非的。

《品三国》拥有众多大学生“粉丝”，章晓炜老师意识到“易中天现象”对搞好高校大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有着深刻的启示^[120]：一是要转换角色意识，倡导平等教育；二是教授的知识和使用的手法必须紧扣学生的需求；三是必须增强教育者的整体素养。郭景华老师的观点是，面对“易中天热”，不能仅关注演讲者是否正确解读了传统典籍，还要进行更深入的学术剖析^[121]。易中天、于丹等人的爆红起码传递出一个讯息：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同时，以往的学术产业已经被倾覆。针对从小就受到电视媒体影响的年轻观众群体，怎样才能让历史文化和新型传播方式相契合，使用观众乐于接纳的方式，转变一些旧有的学术生产方法，已然势在必行。

在肯定了“易中天现象”是从“精英”到“草根”的文化传播方式革新和信源可信的基础上，肖珉老师提出了三个较为尖锐的问题^[122]：是树立电视品牌意识，还是亵渎“百家争鸣”？是大众媒体的通俗化，还是学术严谨失衡？是电视工业化，还是学术商业化？

《百家讲坛》得到受众的称赞，并吸引了学术领域和新闻媒体的注意，主要是因为它特有的传播战略——学术娱乐化与平民化。节目组在筛选节目内容和主讲嘉宾时，主要根据广大民众的喜好，而不是局限在传统的学术论调上。与此同时，栏目的讲演方式也结合了评书和电视剧的许多特点，注重细节和故事，讲究悬念与铺垫。特别是《易中天品三国》节目播出后，被《南方都市报》称为高知研究者面向广大民众的“新说书时代”的开端。孔庆康老师认为《百家讲坛》节目的成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23]：一是把学术研讨转换为民众知识，运用浅显的措辞，生动的肢体语言和道具，向观众讲授知识，做到了“寓教于乐”。二是打造学者明星，随着易中天、于丹、阎崇年、刘心武等专家学者在电视上频频现身，有许多观众成了他们的粉丝，进而构成了稳定的观众群体。三是节目在剪辑时注重视觉与听觉效果的统一，用大量的音乐、图片、影视资料加以辅助，完善了栏目内容，同时也起到了帮助观众理解的作用。但《百家讲坛》仍存在节目选题相对狭窄、故事化对科学的破坏、节目安排不妥导致观众流失等隐患和不足。

《百家讲坛》是电视讲坛类专栏成功的典型，谷献晖老师从“易中天现象”入手分析《百家讲坛》的成功^[124]，认为它的成功基于“以受众为中心”的准确定位、恰当的选题、独特的表现形式三点原因，但也存在节目选题相对狭窄、过于注重表现技巧等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客观对待历史和不能单纯地用学术标准和文化内涵来考量电视节目两点建议。(www.daowen.com)

叶芬芳从语体方面出发，研究《百家讲坛》里讲演嘉宾独特的语言措辞^[125]、^[126]，认为节目中讲演嘉宾的说话方式、措辞风格是媒体论坛类节目里的典型，通过这些年的摸索，这种用浅显易懂的言辞诠释国学精髓的方式，以及将知识和娱乐相互融合的节目内容赢得了普通百姓，特别是年轻人的称赞。主讲人经常在演说时运用一些当今社会常见的词语、句子，这有利于亲近观众，减少隔阂。日常用语的大量运用，加上肢体动作和道具的精心配合，增加了演说的感染力。不过近年来，节目的收视率出现下降的情况，逐渐由广受追捧走向平凡。这是因为节目风格长期固定，所选主题单一，演讲措辞娱乐成分过重，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秦平老师从易中天的《品三国》出发，谈当今民众对《三国演义》文本“虚实”情况接纳的程度^[127]，认为民众对《三国演义》的接纳程度反映了自明清到当今中国的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心理史、道德史以及文化立场的变迁。而当代文史学家对《三国演义》虚实问题的剖析，也能说明在语言形式改变的背景下，专家们仍然具有对古书典籍撰写的评论权。在这样的变迁进程中，人们仍然能够分辨出史学文艺改编的足迹。

朱云涛从学术传播的角度对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提出了五点建议^[128]：第一，政府应适当改变科学文化传播的政策，不能以市场规律指导社会，要支持学术研讨类栏目，协调各类资源，这对于我们科学文化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第二，当今科学教育类电视栏目所倡导的“公众意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内涵，向广大民众宣扬学术精髓，必须要了解人们的认知水平，力求做到通俗易懂，但绝不能浅薄庸俗。这类栏目不能单纯迎合民众的喜好，要在激发观众兴趣的同时，达到正面引导的目的，真正提高受众素质。第三，做这类栏目的电视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总结出的提高收视率的方法应该持续应用，甚至还要努力创新。而且，编导人员可尝试调整节目的目的，不单单看经济效果，更要发挥节目的教育意义，这就要求电视编导们在学术研究与大众娱乐间寻找一种平衡。第四，节目的选题范围要有所扩大，多从历史学术以外的领域寻找突破。只要切合观众的生活实际，自然、社会、人文、经济、生态、健康等领域全都可以考虑。第五，要对大众传播领域的特性有深刻的了解，讲演的题材和方式需要作出适当的改变，只要牢牢把握住学术的严谨性，演说时完全能够采用活跃大胆的方法。学术有争议，但自圆其说是底线。

刘丽红老师在其硕士论文《当代大众文化中的历史情结现象研究》中指出，“百家讲坛”是精英文化大众化的成功范例^[129]，不仅增加了观众数量，还让逐渐偏离主流的精英文化在学术通俗化的背景下重新展现出活力。《百家讲坛》把原来只出现在高等学府的高知文化以及历史文学的精髓，通过电视媒体向观众传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大众文化范例。它用民众的眼光来寻求观众组成多样化的节目方式，用更为贴近群众的办法宣扬国学经典，民众不但可以从中感受到多彩而又厚实的审美氛围，还会受这种氛围熏陶，增强自身的文化素养，并且乐在其中。也由于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平民属性，它能够更方便地把自身的价值观念通过新型媒体平台快速传播出去。

《品三国》激起了社会各界品读和探讨《三国演义》的热潮，从客观意义而言，确实促进了人们对三国文化的分析与解读。张娜老师认为有必要认真分析《品三国》在词语句式、宣传推广上取得的成就。^[130]在当今社会，文化重心向下转移，“浅文化"之风盛行，《品三国》用通俗的语言特色对接了一般受众的认知水平，用传播的观点来品读典籍，并对历史故事作出解释，这是《品三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同时，诙谐的说话方式以及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也是其成功的原因所在。不过，易教授的《品三国》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就是“文史不分”。尽管《三国演义》同历史史实存在诸多关联，古今以来也有许多人把它与正史混为一谈，但《三国演义》归根到底还是一部小说，属于文学范畴，有着自身独特的文艺审美属性。从这个角度看，《品三国》没能给观众以准确的指导，没能让大众意识到历史演义小说所具有的特殊的文艺属性和美学特征。相反的，却用历史科学的指标来评定文学，以尊重史实的目的完全打破了《三国演义》里对社会与人物的美好展望。还有，《品三国》在探讨小说里“虚”“实”的情况时，也存在不准确的方面，没能准确意识到《三国演义》在创作时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其内容构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不能仅仅以史实为依据，简单地分析其真假。只要小说中的故事不能从史实中找到依据，便不管其在文学结构中的存在价值，直接否定，进而损害了它所具有的小说审美风格。另外，在对《三国演义》思想含义的解释上，《品三国》也显现出一些不足之处。易中天夸大了小说中的“权术”与“目的性”，直接从当代角度对许多方面进行诠释，其目的在于满足现代人对利益的渴求，而没有做到对这种不良现象的矫正，忽视了学术讲演所承担的社会义务。韩田鹿、张娜两位老师还发现，易中天选择的诠释切入点和方法有着比较严重的不妥之处^[131]：易教授用充满利益的目光来对待《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把剖析历史的手段拿来衡量文学中的美学表达，使得《三国演义》本来的思维内涵、社会理念受到颠覆，可以说，这样做近乎于对小说原作的不当解构。

《百家讲坛》作为论坛类学术栏目，在精英与民众、学术与市场中间找到了平衡点。其取得的成绩体现出专业学术在民众认知领域里的进展，换句话说，达到了文化交流的平等，跨过了高知群体的文化壁垒。李传印老师强调^[132]，易中天之所以得到广大民众的接纳，必然有多种因由在起作用。他认为易教授通过对史实的分析，改变了以往人们虚化和物化史学人物的趋势，去除了长时间附着在史实外部的不真实的表象。

基于对“易中天现象”的研究，赵增胂老师得出如下结论^[133]：就社会历史与人文科学来说，注重人性是建设的根基，“以人为本”是历史学科向前迈进时必须遵守的准则。如果在研究历史时可以切实做到对历史人物的仔细剖析，将一般受众的认知和接纳当作解读历史的目的，那么其必然会长久生存下去。

电视媒体用平民特质从外围着手，将社会变革的压力传递给精英阶层，让高知文化开始反省自身，并产生从传统授业向平等交流转变的动力，实现与普通百姓的互动。朱晋老师^[134]认为，这样做不是要让精英知识趋于市井，我们应该解决的是怎样让广大民众认识并赏析精英文化，最大限度提升其价值，而且电视栏目广泛宣扬精英文化体现出的是当今中国开放的意识形态。当社会由顽固封闭转向积极开放时，学术会产生大众化的转变，这种变化首当其冲，很容易造成旧有思维意识的分崩离析。现如今，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观念，社会形态在以人为本的总体原则下，愈来愈显得包容与多彩。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对这些变化作出种种回应，总结也好，萃取也好，预见也好，都取决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良好互动，并将它们以适当的形式传播到社会大众中去。

以易中天为代表的媒体知识分子与以葛红兵、张颐武为代表的专业知识分子，作为我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不同类别，话语逻辑也不尽相同。杨坤老师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总结道^[135]：易中天的“媒介话语”与批评者的“学术话语”，分别是在传媒情景下与科学情境下的权力制衡里形成的。易教授受媒体市场规律的制约，批评者受社科价值体系的制约。二者冲突的原因，在于面对的“消费者”不同：前者是寻求乐趣和实际效果的群众，后者是渴求实现学术突破的高知人群；双方矛盾的焦点，是精英人群站在怎样的角度同一般百姓沟通。易教授的“媒介话语”，是欢娱与可用属性的融合。这种话语与民众存在自然的切合点，它的形成，一是达到了取悦民众的目的，二是向人们传递了真实有用的信息。同时，它的形成受到了其语言场框架的限制。《品三国》运用媒介话语，让易教授进入影视编导和电视受众的利益制衡之中，就话语的供需关系而言，易教授同编导们组成了供应方，其目的是创造出可以让受众认可的节目，提高收视率，将媒介话语转化成实际的收益。由于在对媒介话语的生产中，制片人比易中天更加熟悉相应的程序，因此同盟关系中，主要表现为制片人对易中天的“改造”，这种“改造”话语隐含着一种权力意志，即媒介的商业逻辑。在商业规律指导的媒介话语场中，制片人、作为演讲者的“易中天”们、观众都是权力发挥作用的筹码，话语正是由于这些人的作为，才能完成创造和消费。作为供求关系中的消费群体，节目观众的属性直接影响到易教授在媒介话语创造中的目标，这也说明，他从始至终都受到商业供求关系的影响。媒介话语的创造过程属于大范围量产，依照的是大数量原则，为的是迎合绝大部分消费者的需要，最终达到商业价值的攫取。批评者的“学术话语”，显示出的是历史科学的超越性特点，它的形成受到了学术语言场框架的限制。学术体系的正规化让专家学者不得不严格按照行业准则办事，这种体系自身就是权力的体现，限制着他们对学术话语的创造。易教授的言语与超越性是相违背的，葛红兵、张颐武对易中天的批判，传达的是历史科学的权力，为的是取得学术场范围内的发言权。学术话语的创造过程属于“有限生产”，供求双方是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专业人士。文史学者使用这类学术话语，既能在学术圈内与相关学者相互沟通，又能对民众进行认知上的启发。这种思维的产生具有历史因素。在古代，社科文化与权力地位紧紧相依，把控着社会的学术范围。现如今，学术话语主要应用于研究领域的特定范围内，而失去了曾有的对人民群众的启迪功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通常会损害知识的超越性价值，改变文史学者对大众的启迪作用，而易中天就是处在这种大环境下的高知人士的代表。学术与媒介话语的矛盾，引发了精英学者在民众面前的表达方式，由于专家学者受学术框架的限制，所作的论述只应用于自身研究领域内部，与民众之间的隔阂逐渐扩大。这种高深的论述不被普通百姓所理解和接受，导致知识分子不能达到启迪世人的目的。而以易中天为典型代表的媒体知识分子，遵从大众媒介的商业规律，创造出的言语符合消费者的品味，却违背了学术研究的超越性价值，不符合高知学者的处事规则。

精英人群如何在民众面前摆好自己的位置，怎样在受众需求与学术要求间建立平衡，是我国高知群体剖析“易中天现象”后总结出的所要解决的严峻问题。从学者专家的立场来看，这次剖析是摆正自身社会位置的机会。

易中天的课堂讲授艺术也是很多高校教师研究和学习的重点。宋成剑、李凤堂两位老师认为^[136]，其中用时代热词说道理、妙借歌曲音乐说道理、把控观众需求说道理、具体比拟说道理、诙谐故事说道理、巧答学生提问说道理等讲授方法都可以学习。宋德发、任钰琳两位老师从易教授的学术转型现象思考学术研究与言传身教的关系^[137]，认为大学教师需要不断进行学术分析与探究，这是成为一名合格教师的基础。但是不能为了分析而分析，要将选题与自己的课程相结合。由于本科的课程设置普遍涉及范围较大，如果对某一问题探讨得太过深入，反而对日常的讲课没有什么推进作用。此外，要正视对学术成果的宣扬——用文章传播，则要擅长撰写书面语句；在讲堂上宣讲，则要善于撰写讲演语句。如果学者达到了这种水平，不奉承社会体系的权力，必然可以缓解研究与讲授之间的冲突，达到“学问、见解、个性和技巧”四位一体的教学水平。诚然，要达到易教授的学术研究境界，胆量、见识与学识、才华缺一不可。

在《品三国》节目中，易中天运用了丰富多变的措辞句式，将抽象无味的史学知识具体详实地展现给观众。王珊珊老师强调^[138]，一般意义上的通俗与诙谐，实质上是大众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暂时不探讨易教授在学术上的立场，起码，其在学术措辞上的做法是开创性的，而且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将高深的知识用浅显诙谐的语句展现出来，给广大学者提供了学术大众化的样本。因为，从古到今，学术词句的特征都是一成不变的，即专业与严谨。但这在一般百姓看来，就是难以理解的天书，里面蕴含的知识也就不能被世人所理解。所以，这对改善现状是有好处的。对《品三国》进行分析研究，易教授改正襟危坐为活泼生动，用饱含文艺特征的辞藻，使“天书”变得浅显易懂、诙谐有趣。这样的探索和尝试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参考和思考。

谭光辉老师分析了易教授在普通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三种方式：剖析历史、重演历史、用电视栏目锦上添花^[139]。易中天说：“我肯定是恰好迎合了社会的某种心态，或者说某种需求。”而谭光辉认为，易中天所说的心态与需求，归结起来就是流氓文化的心理需要，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的自身思想观念。易教授在满足这些精神需求时，也利用自身“儒”的社会属性，向民众宣扬史学文化，在与民众共赴嬉皮语言的文化盛宴的同时，充当着身负科普责任的学者角色。

针对学术界对易中天的捧杀和棒杀的两个极端，史式老师认为应当先分析后争辩，反对不做研究跟风起哄^[140]。他一直强调要和平相处，思想主张不同，没必要怒发冲冠，两败俱伤，因为争辩的是理论，不是国土社稷，要用理论说服他人，而不是得理不饶人。赞成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反对一言为定，定于一尊。面对自以为是的指挥者，对辩论双方指手画脚的行为更要反对，因为这种行为局限了他人的思维。

“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这种智力的老成，并于奋勇冒险的精神，不但未有以消阻，而且反有以增进，一样可以寻出一种新世界，供他们冒险的试验。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一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141]高钟^[142]老师引用李大钊原话，强调“易中天现象”推动了当今社会“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向前发展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家有必要感谢以易中天为代表的学者。谢银峰老师认为^[143]，易中天的风格和方法蕴含有他日积月累的文史知识与厚实的文学沉淀，他为普通百姓创造出学习史学与陶冶品性的条件。

《品三国》节目火爆的背后还蕴含有诸多教学艺术，冯传亭老师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144]：一是贴近听众、走近听众、抓住听众的节目风格；二是自由、开放、合作的个性魅力；三是幽默、风趣、通俗的语言；四是草根化的内容、草根化的诠释。

拥有媒介话语权的学者怎样才能正确向观众传播自己的观点，是一个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宣炳善^[145]老师认为，学术专家怎样恰当使用媒介语言，并将其固定为一种高知群体临场演说的话语模式，实质是对学者在多媒体时代的表述功底的考量。

易中天身为大学里的史学学者，显现出的文化身份与在电视论坛栏目里的必然不同。张建生老师指出^[146]，第一，前者身处大学，展现出许多学院文化的特点；后者身在传媒领域，展现出许多市井文化的特点。第二，这两种身份的价值观念不一样。大学里有着完整的授课要求和学术规定；而在大众传播领域，收视率和市场份额是评价的主要指标。第三，二者形象身份不同，前者属非公众身份，后者属公众身份；而由此产生的社会认同的选择也必然是不同的。一是认同范围的差别，前者需要同业学者与学生的认同；后者需要普通读者的认同。二是认同的层次不同，前者是精英认同；后者则主要是大众认同。“易中天现象”引发争论的实质，乃是文化身份改变与社会认同取舍的移位问题。从结果看，众多专家学者怀疑易教授文化身份改变的合理性。广大观众只是单纯认可易教授在传媒领域的史学家身份，而易中天本人并不觉得自身的文化身份发生了变化。

杨立英老师仔细研究了《易中天品三国》和《于丹<论语>心得》，探讨了市场主导下的文化消费成因，以及国学典籍的流行化诠释，并认真地考虑了国学文化在如今的环境中的发展前景^[147]。她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也许有一天，现在的时尚解读也会慢慢由新生的经典“包装”取而代之。但我们相信，能够代代相传的范本必然是经典原作，而非当前火热的时尚解读。当代文学的创作要有当代自己的文字。

易中天作为厦门大学教授，自从在中央十台的论坛类栏目《百家讲坛》里录制《品三国》后，快速走红，变为深受各路媒体追捧的文化明星。姬米刚、王泽华两位老师认为其走红的原因主要有三^[148]：一是体其节目名称中富有启示性和新鲜感的“品”字，二是在电视讲稿中多用群众语言，三是电视主讲人有较强的演讲能力与较好的艺术气质。

易教授在诠释三国经典时，将历史唯物主义具象化，认为剖析史学人物事件要遵循三个标准，即“还原”“比较”“分析”。郭秀琦、孔德刚两位老师觉得易中天在执行这几个标准时也会有纰漏^[149]：首先，将寰阳、赤壁之战看作是魏、蜀之间的战争，这不合史实；其次，孙权与刘备因为曹操的一封信而结成同盟的说法不准确；还有，《白衣渡江》援引了《吕蒙传》里两则不正确的材料。

易教授在《品三国》里使用的词语句式很有探讨的意义，措辞手法应被看作衡量《品三国》艺术价值的标准。从遣词造句的角度出发，能够看出易中天展现出了蕴含在文字中的丰厚的美学底蕴。何燕老师用广义修辞学的相关原理，联系《品三国》中的词语、句子，展开对其措辞手法的研究^[150]：一是易教授理解观众“雅俗共赏”“听大书情结”“文史合一”的接纳习惯，使用浅显的词句，配合悬疑铺垫的手法，顺利地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二是易中天将三国故事作为接受文本，剖析将士间的勾心斗角、君主间的不忠不义、手足间的同室操戈、国度间的攻城略地，很好地契合了民众的现实需要。三是易教授用“人性”诠释历史故事，展现当事人的性格，推翻了过去被妖魔化或者被神仙化的人设，将其重塑成鲜活的正常人。四是大量使用移时、别解、仿拟、引用等修辞手法，将《品三国》的句子历练得浅显明了，同时还诙谐有趣。

王珊珊老师对《品三国》的几类用词进行分析，一是就业、婚恋、媒体、社会与人才发展等流行语，二是行政、经济、军事、法律等现在的行业语，三是外来词和历史词，四是熟语。研究指出^[151]：易教授从观众的口味和传媒领域的规则出发，大胆使用了现代语言中流行的词句和熟语，为其演讲的内容增色不少，也让节目措辞更加诙谐有趣，朗朗上口。易中天对历史知识作了浅显化、大众化的诠释，深受社会认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易中天热”。李乔老师仔细分析了“易中天现象”中易教授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以及角色背后的文化权力，力求揭示出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由各种各样的文化权力所形成的庞杂的文化框架。^[152]李乔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建设中，我们希望“共同提升”，而不是共同沉沦，希望文化领域内不同文化权力形成合力，既为我们提供历史的、精英的文化深度，又让我们得到文化消费的快乐。

易中天的《品三国》对当今民众的理解能力和接纳水平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方乐老师从当代人的见识领域和文学标准两方面入手，对其进行了研究，得出易教授的作品受到观众热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53]：社会史学文艺内容的不断丰富，科学宣传方法的进一步革新；选择了为学者与大众共同关心的话题；特殊而新奇的入题观点，富有个人特点的表述方式。

我们可以将“易中天现象”看做是，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为了达到既定的表达目的，论述者在遣词造句时精巧地形成的个人修辞品格，将演说内容与观众的利益加以平衡，采用适当的修辞方式，最终让词句能完美表述作者的中心思想。张泓老师认为^[154]，在对易教授及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新媒体与高知人群协调配合的典型案例，这体现了修辞学对文章语言效果展示的重要作用，也对我们分析不同领域的跨界合作提供了帮助。在这里，我期盼广大学者能够正视西方修辞学，并仔细学习，为己所有。

詹昌平老师指出，“易中天现象”表现出当今国人对知识的渴求，急需汲取思想文化的营养^[155]，但也要看到，民众不喜欢单纯的讲书传道，拒绝接受一味的填鸭灌输，渴望通过一种活泼通俗的方式展现多彩厚重的传统文化。这所反映出的民众新的文化诉求、认知水平以及传媒方式的变革方向，都需要语言学者的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