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有一段经典情节：曹操于赤壁之战前夕一时兴起，慷慨赋诗《短歌行》，但乐师师勖称此音有不祥之兆，曹操于盛怒之下，举槊将师勖刺死。冯传亭^[55]老师指出，《短歌行》全诗充满了王者之气，英雄气概隐含其中；但在剧版《三国演义》中，文学诗歌《短歌行》的引用却是旨在展现曹操的奸雄形象，继而为曹操失利于赤壁作铺垫。这种表现手法明显与《短歌行》所传达的意境有所偏离。

沈伯俊老师研究发现，现如今《三国演义》剧版创作中，需要解决以下矛盾^[56]：首先是小说所表现出的浪漫传奇色彩与电视剧所追求的求真务实风格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小说本身情节的充实与电视剧根据需要进行剧情裁剪的矛盾；再者是电视剧在呈现小说详写、略写方面的矛盾；接着是忠实书迷对于拍摄效果的高期望值与电视剧实际呈现效果之间的矛盾；最后改编者的艺术期待视野与一些观众的心理接受能力之间的矛盾。

《三国演义》最早于1994年被改编为电视剧，一经播出，由改编名著而出现的种种问题成为研究者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袁晶^[57]老师在研究《三国演义》影视改编作品时，以文学文本、影视文本为切入点，对其话语实践的主体，话语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语境进行分析，旨在证明文学并非其本质，而应为一种构成，我们所身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所呈现出的文学作品样式，也影响着我们对作品的审美与判断，这些都是时代的产物。传统与异端、文学与非文学的文本，虽然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性，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流通，文学传统的发展过程充满了竞争，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地更新。

夏青^[58]老师以曹操败走华容道这场戏为范本，深入分析了演员在其中表现出的角色意识。这集中表现为两点，第一，角色的饱满程度与真、善、美之间的关系；第二，假、恶、丑同角色之间模糊、混淆及错位的联系。与此同时也强调了作品质量和作者本身素养直接相关。曾毅^[59]老师认为自电视剧《三国演义》开播以来，诸葛亮的形象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喜爱。其形象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定位：君臣之道的践行者、良臣贤将之成者、赤胆忠心的劳者、出师未捷的伤者。尽管不是首创，但原著作者对于诸葛亮这一形象的精心刻画才是这四种形象产生的源泉。诸葛亮这一光辉形象始终在后世诗人的创作中占有极高地位，创作者多结合自身经历，对诸葛亮多有吟咏，从中找到共鸣。从诸多吟咏中，诸葛亮的形象逐渐鲜活起来，主要表现即为上述四种。

言语交际活动的作用集中体现为传达说话人的思想。说话者常采用明示的途径传达一定信息，使听者进一步懂得自己的意图。信息和语境的最佳关联是演绎推理的关键依据。为使听者明晰谈话者的意图，应将信息准确无误地纳入明示推理模式中进行演绎推理。吴学进、符章琼^[60]两位老师对电视剧《三国演义·煮酒论英雄》中的人物对话进行了语言学话语分析，从语境关联理论的角度，分析人物特点，进而达到对剧作本身品评的目的。

魏国头号人物曹操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文韬武略，充满了传奇色彩，其性格特点突出，一生多疑、诡诈，致使其终难成千古一帝。王冬梅^[61]老师认为对曹操性格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深入骨髓的儒家思想；遭人鄙夷的童年；令人胆战心惊的战争环境。

宋洪民、张红梅^[62]两位老师点明了《三国演义》电视剧语言运用中存在如下瑕疵：“故而将他杀之”“吴蜀两家联手”“久闻先生礼贤下士”“子敬，此箭头上有毒啊”“后主刘禅降诏”。左岩^[63]老师探讨了近二十年来《三国演义》的传播情况及其价值实现。在谈及改编时，她提出：改编名著需把握好“尺度"。改编必须保持原汁原味，在不改变原著的精神内涵、典型人物形象及原著的艺术风格的前提下进行再创造，尽可能使名著改编给文学创造以新的生存空间，这样既有利于文学自身的发展，也能避免使文学逐渐成为“影视传媒的附庸”。(www.daowen.com)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塑造^[64]是王凡老师硕士论文中的部分研究内容。他以小见大，对此进行了总结^[65]：对于历史演义小说而言，电视剧《三国演义》可以作为一个集文学、历史和影视艺术等元素于一体的文学改编创作的范本。首先，其对原著人物的语言、动作、性格特征、精神风貌等所表现出的尊重正是对人物形象的影像化重塑。这一重塑既表现了通过影像媒介普及、传播历史演义小说是影视改编的根本前提，又体现了影视改编名著应充分忠实于原著精神这一基本准则。此外，初次改编历史演义题材电视剧，在人物塑造方面应在充分尊重文本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思想内涵、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加工提炼，而上述种种正是由观众本身的审美接受习惯以及电视剧的人物塑造方式、叙事特点、传播方式所决定的。尤为重要的是，在改编式塑造历史演义小说人物形象的过程中，电视剧主创者塑造了在文学、历史等传统文化视野背景下与原著小说相比更加丰满、立体的英雄形象，展现了英雄们真实复杂的性格特征。这些均为历史演义小说影像改编的再次践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经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空城计”的故事家喻户晓。在长达数百年的接受历程中，文人们曾经尝试运用戏曲、说书以及剧作等多种表现形式对这个经典故事进行重新诠释。由于各种艺术形式自身的特点，在对名著演绎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带有相应的题材印记。杨巍^[66]老师为探究各种文学体裁对“空城计”这一故事表达的得失，对原著、剧作和京剧表演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原著以文字叙述所具有的简练笔法，以遗貌得神的手法刻画出一个大局在握、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形象，但在细节呈现上显示出种种不足，人物内心活动的叙述也有所欠缺。第二，电视剧以其自身的特色鲜活地呈现了原著中的细节描写，令情节更生动，人物形象更鲜明。第三，京剧表演具有虚拟化、程式化的特点。因此这种形式可以通过唱腔由表面渗透到人物的深层，对内心种种活动展开细致入微的分析。以上三种艺术形式各具特色，均不可取代。

电视画面是电视剧艺术的主要表现方式，电视剧《三国演义》为观众展现了一个雄伟壮阔的战争场景。画面是由镜头组成的。王诗文^[67]老师发现，从总体上来看，《三国演义》的画面总体表现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以动为主；在镜头上则呈现为长、短镜头交替使用，结合大量空镜头、特写镜头、全景镜头和特技镜头的运用，使画面愈加传神，总体上达到了形神兼备、情景交融、融情于景的目的。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艺术评论集》^[68]是赵群老师搜集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座谈会上的论文、发表在报刊中的一些文章与部分背景资料以及部分演职员采访记而集结出版的一部珍贵文集。

1994年版的《三国演义》是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根据经典名著改编电视剧的成功范例。王凡^[69]老师认为其虽存在着原著的浪漫传奇风格与电视剧求真务实的矛盾，原著紧凑的故事与剧作剪裁的矛盾，原著简略得当与影视剧中细节展现的矛盾等不足，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在“文学即人学”的创作理念的指导下，创作人员对周瑜等人物形象的人性化塑造实为一次积极的尝试与实践。不仅在我国名著改编电视剧的发展历程中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此后的种种实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艺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