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基于历史事实进行的文本再创造的一部历史小说，作者在书中体现了明显的个人好恶与政治立场，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难免有失公允。如小说将一代名将周瑜的形象加以丑化，极度夸大其偏狭又妒才的一面。小说中甚至安排了这样的情节：让周瑜嫉恨诸葛亮的才华，甚至被其气死，在去世前悲叹“既生瑜，何生亮”。这一情节让人印象深刻，生动凸显出周瑜无容人之量的性格特征。但与小说中描绘的不同，周瑜其人实则文韬武略，风姿卓然，很为时人所称道。赤壁之战中，联军统帅周瑜才是真正的主角。孙士生^[1]老师关注电影《赤壁》的创新之处，该电影是以东吴为主的叙述视角，而非传统的以蜀汉为主要视角，基于史实，跳出小说的主观臆断，还原了一代儒将周瑜气度宽广、才智兼备的历史形象。影片中，周瑜和诸葛亮是一种英雄之间的相互理解、惺惺相惜，而非小说所描绘的嫉贤妒能。电影没有神化诸葛亮，剔除了舌战群儒、三气周瑜等一些小说中的经典片段，诸葛亮在影片中也不再是多智近妖的神算子，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聪明人。此外，在电影里，孙权等东吴集团的代表人物不再是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损人利己、阴险狡诈，而是以大局为重，襟怀宽广、忠诚无私、追求和平。影片跳出了小说的历史窠臼，更多地着墨于以孙权为代表的东吴集团与以刘备为代表的蜀汉集团之间的精诚合作。两大集团皆摒弃宿怨，心怀天下。电影《赤壁》忠于史实而不落俗套，打破了传统的叙事视角，融入现代精神，贯通古今，打造了全新而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不仅如此，电影还加入了生活化的情节，历史人物不再带着刻板的面具出现在观众眼前，如睿智的诸葛亮不单懂兵法，还会接生，会帮鸽子洗澡；刘备关心众人，为大家编鞋……这些古代英雄拥有了普通人的心性，拥有了少许与现代观众相似的精神气质，这样便拉近了剧中人与观众的距离。

沈伯俊老师将电影与赤壁之战史实进行了对比^[2]。沈老师引用相关史料，阐释了赤壁之战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赤壁之战的大致过程；二是战争双方的兵力；三是主要人物的真实贡献，包括以周瑜、诸葛亮为代表的赤壁之战的主要参与者。

必须指出的是，沈老师并非对电影持否定态度，他肯定了吴宇森力图以该电影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及其为此所付出的努力，认为电影《赤壁》是一场视觉盛宴，而优秀的电影不单单致力于带给人视觉上的愉悦与享受，还得蕴含丰富的人文内涵，如同一座宝藏。《赤壁》确实传达了传统文化的内涵，然而也存在着令人考量的地方：吴宇森及《赤壁》的编剧人员对三国历史的理解是否到位？吴宇森是《赤壁》的最佳导演人选吗？他对影片的定位准确吗？对曹操、诸葛亮、孙尚香、甘兴等人物性格把握是否恰当？张飞智退曹军等情节的设置是否有待斟酌？《赤壁》的角色造型、性格特质是否符合观众预期？演员的选角、造型、表演是否能让观众认可？在这里，沈老师提醒我们，在三国文化的传播与再创造中，要以严谨的态度正确把握三国文化传统。

影片虽跳出了贬吴的窠臼，却承袭了历史演义小说一贯的“尊刘贬曹”倾向，依旧极度丑化曹操的形象。电影里曹操的形象十分脸谱化，自私自利又刚愎自用，喜好美色又疑神疑鬼，可以说毫无值得称许之处。电影淡化了该人物个性中的复杂因素，使得人物形象极度扁平化，缺乏可解读的空间。而蜀吴联军却是精诚合作、团结一心，两集团之间几乎没有嫌隙与猜疑，达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廖金英、谢太平^[3]两位老师认为，这是一种对历史或对文本的重写，在此过程中，现代意识在无形之中被巧妙植入，即弘扬和谐、抵制霸权。蜀吴集团所代表的和平和谐共同对抗曹魏所代表的专横霸权，恰似正义对抗邪恶，体现出一种教化的作用；而创作人员在其中加入一些自己想象的故事情节，以细节将史实琐碎化，体现出一种对市场的迎合。因此，《赤壁》体现出一般历史剧所具的特征，即消费主义和教化主义的双重性。消费的是文化，教化的是受众，两种特性相互借鉴、巧妙融合，从建构、解构历史到历史重写，文化消费主义贯穿其中，既要对历史经典有尊重敬畏之心，又要植入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有创新之处。(www.daowen.com)

名著改编成电影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堪称一项复杂的工程。若完完全全依照原作来拍，毫无新意，只会使得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从内心深处抗拒去观看早已知道过程和结局的电影。王心怡^[4]老师认为，作为商业大片，《赤壁》为受众提供了一场视觉大餐，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李艳婷^[5]老师讨论了三个问题：首先，《赤壁》摒弃所谓正统价值观，并不贬孙贬瑜，而是基于东吴视角，展现历史事件，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经典的可能，颇有新意。其次，《赤壁》传承文学名著所遵循的历史传统，而可以跳出剧场传统。如影片中诸葛亮是一个谦和待人的年轻人，还带着初出茅庐的善良与天真。而周瑜也正当壮年、风华正茂，两人都正值智力与经验巅峰，旗鼓相当、英雄相惜，共同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赤壁鏖战交响。电影中有意安排相关情节凸显二人相知相惜之意，如两人从用音律相互试探再到意气相投，两人都有心系天下百姓的胸怀、都有合作的意愿，不再是人们所熟知的传统观念中尔虞我诈、针锋相对的关系，他们坦荡磊落、并无偏狭。这一幕也突出了两人皆儒将的性格特点，可以说两位是同一量级的英雄人物。三是电影是“演义”基础上的演义。吴宇森尊重原著经典，基于原著故事，但又能对此进行再创作，不囿于《三国演义》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加入一些时代特点，发掘中国传统故事中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是一种再演义。

在对比了电影与演义文本对“赤壁之战”的呈现方式后，周菊、谢和玲^[6]两位老师强调：四大名著被搬上大银幕是值得肯定的。这是一种经典重塑，让名著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有一种真实感，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从“纸上”的“二维人物”到观众眼前的“三维人物”，强化了经典形象。但这也意味着后来进行重拍的导演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此前经典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起到了“固化”作用，观众很难从中跳脱出来欣赏一种新的形象塑造，由于前有作品可以进行比较，于是对翻拍作品会更加挑剔，对细节的要求会更高。俗话说“经典是难以超越的”，这也道出了翻拍作品的无奈，电影工作人员的初衷是希望自己拿出的作品超越经典，但往往逃脱不了陷入平庸甚至遭遇观众挑刺的境况。以新《红楼梦》来看，观众接受不了太过颠覆的翻拍作品，虽然新版本更接近原作，加入了导演对原作的理解和艺术加工，却远离观众，有老版《红楼梦》珠玉在前，致使观众无法欣赏新版这样一部颠覆认知的作品。《三国演义》的影视创作也是如此，虽前有经典，但艺术家对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的方式，他们不愿照搬经典、循规蹈矩，而是要对原作进行再创新，超越原作，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