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文化包含着中国人精神的一部分，从《三国演义》入手，很容易进入到中国人的精神领域。

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之所以一直在中国人民中间流传不衰，就因为这些人物和故事所表现的精神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罗慕士

2008—2009年，研究者开始由宏观走向微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词的研究，包括衡量词、容量词、长度词、职官名等。同时，用某一理论来解释和看待译本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如关联理论、解构主义、文化杂含等，但鉴于文章篇幅和理论文本结合等诸多因素，这方面的分析研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三国演义》英译的研究应当注意理论与文本的结合，如果是生搬硬套，则很难具有说服力；同时，如果撰写目标是一篇期刊论文，囿于篇幅的限制，在极小的篇幅里讨论一个如此宏大的理论联系实践的问题，难免会显得空洞。

骆海辉^[33]老师评述了1999—2009年《三国演义》的翻译情况，他首先简要回顾了《三国演义》英文与非英文翻译的概况，认为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罗慕士的翻译版本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的今天，罗慕士也为我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传统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并在全球文化交融的沃土里不断发展壮大。他最终希望探寻出一种既将原著特点完美呈现，又能把我国传统文化精妙地展现给国外读者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骆海辉指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是“梳理罗慕士英译《三国演义》的实践，探讨汉语文化词汇翻译的得失，比如，成语、骂词、官制、官职、官称等英译问题”。从之后的研究可以看出，骆海辉的预期是十分正确的。

从关联理论翻译观的角度出发，张琳瑜、吴熹^[34]两位老师仔细剖析了《三国演义》的翻译手法：一是补充法，为了给外文读者提供理解上的便利，简单说明国外少见的习俗，达到传播原文语境的目的；二是省略法，将一部分难以理解的意象，经过推敲，在确保不破坏文章结构的基础上，不作翻译，从而使读者省去无用的猜想；三是直译加注，让翻译出来的文章与原著表述同样简单得体；四是转化法；五是解释性翻译；六是对文化隐含的翻译处理。黄粲^[35]老师从文化方面探求了罗慕士译本的特色与得失。在罗译本中，为了向外国人准确表达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官制、具有代表性的动物、古典词语等，根据语境采用了意译或者直译的方法。但是，国外读者对我国传统的认知程度参差不齐，译者偶尔会对其认知程度产生过高的估计，致使译文难度有高有低。不过，从全局角度出发，罗慕士基本实现了把我国古典名著和传统文化展示给世人的目的。

建立了《三国演义》邓罗和罗慕士的英语全译版本的全文平行语料库之后，潘潇祎^[36]老师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描述的方法为手段，把平行语料库的中、英文文本段落层面对齐，将文章中的职官名称翻译作了对比分析。仔细探讨了原著里人物职位官衔的英文翻译情况。研究表明：一是不同版本里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官位，其数量也不相同；二是为让译本受众对小说的认识更加透彻，翻译人员乐于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综合运用到这些内容的传意上；三是译者充分考虑了译本受众的认知水平。付臻^[37]老师从解构主义的观点出发，发掘翻译时语言模糊性的运作方法，以罗译本为样板，研究解构主义是如何诠释模糊语言翻译的。他依据不同特点区分原著里的角色，把经典人物作为例证逐一剖析。

曾晓光老师在2008—2009年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文^[38]，^[39]，^[40]，^[41]，分别研究罗译本的衡量词、容量词、长度词，以及由“兵贵神速”看汉英词典的不足等内容。曾晓光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如《汉英综合大辞典》包含“兵贵神速”的22种译法，而罗译本只用了5种；又如“长度”词的翻译因“归化”“异化”的徘徊而显混乱，同时换算为英美制计量单位时有错误。必须指出的是，曾晓光给出了一个较为妥当的解决办法，即在译本最后附上汉英度量衡对照表，并附上公制。然后采用直译的办法，让读者自己在附录中查询。如“千斤之力”可英译为：“one thousand jin of strength。”

为了对《三国演义》的英文翻译版本作互文性角度分析，巫丹^[42]老师将其中的文化内容分为物质、制度、心理三种文化，从这些方面出发，剖析了罗慕士在互文符号上的传意要领。

罗译本在现代英语词汇的基础上，用古旧词加以辅助以体现古老的意境。这些古旧词源自英语词、拉丁语词、法语词，如英语古旧词morrow、foe，法语词perish、reconnoitre，拉丁语词decimate、circumspect等。罗慕士从语法角度，努力避免原著古典韵味的遗失。汉语用词序表示语法关系，句子组成间具有隐蔽的关系，是一种孤立语。英语的语意与句子关系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具有语法范畴的形态标志，是屈折语，句子成分之间的联系一般是显性的。所以，较英语而言，汉语语句主要是简单句，复合句较少。古代汉语的这个特点更加明显，句法十分简单明了，与复杂的英语句法迥异。因此，罗在翻译时没有狭隘地仿照中国古汉语特点，而是从整体上把握原著语言的基础，并与英语习惯相融合，采取一些有效手段，例如通过减少单词个数、缩小语句长度、减少复合句式、寻求结构简约等做法，确保了翻译出来的文章具有非凡的文艺属性。另外罗慕士还使用了对偶句式、摹写艺术形象的做法。基于以上研究，夏廷德、夏飞两位老师^[43]强调：在翻译古典名著时，体现原著措辞的雅致，是具有可行性的。只需依照高雅古典而生冷做作的标准，根据语境使用部分古代词句，就既可以让文章古色古香，又不会让读者觉得晦涩难懂。另外要明确理解语种之间的区别，求同存异；重在从宏观上捕捉古代语言的特征；充分发掘目标语言中的词句，让古文气息在当今作品中复活。孟丽^[44]老师认为，从文化交流的观点考虑，译文保留原著中的文化意向，有助于认识和学习我国的传统。董国栋^[45]老师运用文化翻译理论分析罗译本。结果表明，文化是可译的，他同时指出，把文化翻译理论作为重要的理论进行分析已经变得尤其重要。

中外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工作者的翻译贡献让今后的翻译工作有章可循，张焰明^[46]老师举例论证了国内外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工作者相互帮助的正确性：中国学者掌握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原著的脉络和意韵，外国学者负责目标语的展现方法。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竞争的时代，如果目的是要传播中华文化，我国的翻译人员必须增强双语功底，不断把经典“译出”给世界。(www.daowen.com)

在解析了译者对读者的考虑、翻译目的及使用的原则后，卢淑梅^[47]老师强调：上述三方面彼此牵制，互为前提。因此，翻译成果会展示出文化的杂合性。李淑杰^[48]老师意识到，翻译不但包含两种语言的转译，还有两种文化的互补。作为西方翻译学者的罗慕士，摒弃了将一种方式用到底的局限，向读者精准地传递了原著内容，并努力使原著中的民族特色体现出来，在忠于原著和方便读者中找到了最好的平衡。所以，总结整理罗译本中翻译传统文化内涵的要领，并对其应用的环境和优缺点加以剖析，能够激发人们对传意规则和方法的思索。翻译策略理应成为一种开放体系，这样才可以让中国传统名著中的万物观点、生活哲理、性格涵养等，在西方世界里获得较为精准的展现和接纳，让国外的读者感悟到我国文化的思想内涵。

就《三国演义》中人名的英译问题，刘兆林^[49]老师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进行讨论，认为异化与归化两种方法的使用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关键在于对“度”的把握。翻译者需要根据文学环境和翻译目标选取适当的办法。对于归化法与忠实原则相违背的意见，他认为，尽管归化法用英语中特有的表述形式代替了原著中本文化特点的体现，没能保存原文用词特点，但最终结果是，读者对译文和原文的认知程度是一样的，所以，这并不是无限制地背离原文。进一步来看，恰当运用归化法，有利于平衡原著与译本受众间的关系。在传意小说人名时，无论是归化法还是异化法，只要能够让读者接纳承认，都算作是有实操性的方法，这样也实现了翻译的终极目标。

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翻译目的、翻译方法、对原著的认知与阐释过程、个人能力等影响着传意过程中的主体性。赵丽丽^[50]老师运用译者主体性的有关原理研究罗慕士的译本，从而探寻译者的主体性对翻译结果的引导作用。她介绍了《三国演义》及其翻译活动情况，探寻了不同时期翻译人员地位的改变，并因此说明了译者主体性有关结论的起源。

“功能相符，意义相似”是张焰明^[51]老师用社会符号学研究张亦文和罗慕士的两个翻译版本得出的结论。原著里有些句子表面意义很好表述，语用意义次之，不过表述蕴含的言外之意就比较困难。这是由于语言体现了民族长时间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不断进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中并没有太大变动。罗慕士注重表述语言的内在含义，在措辞和文化上努力忠于原文，尽管在所指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上原文和译文字数一致的概率是很小的，这就要做到选择最有用的意义，即语用意义。当然，文体类型不同，功能有异，译者要依据事实情况，权衡三种意义，确定先后顺序，并作出选择。

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张建丽、孙启耀^[52]两位老师仔细研究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题目的汉译英情况，有以下发现：第一，在汉译英时，把题目的三大功能作为参考依据，把强调信息当作主要计策的方式是可以实践的；第二，在翻译语法结构时，要做到辩证分析原著句式结构，并顺势使用对应的方式，与此同时，要做到同类标题用一样的方法翻译，达到方法应用的同一性。

《三国演义》里包含四百多个成语。蔡小娟^[53]老师从功能对等的方面研究罗译本中对成语的转译情况。她将译本中的成语分为三类，认为在功能对等视角下直译是最好的选择，但有时直译会引起某些误解，因此罗慕士采用了许多其他翻译方法，如意译、注释、放大、借用等。

就翻译创造性问题，段艳辉、陈可培^[54]两位老师有了新的想法：所在文化环境有差别，使罗慕士在翻译曹操形象时具有创造性，说明其在认知人和事的过程中还是会受美国方式的左右。不过，这也体现出原著本身存有“空白”，给读者想象的空间。由于文化与历史时期的差别，受众的认知角度不一，加上对译文要求的差别，需要翻译人员机动使用各种技巧，做到既保留原作者思想意境又留有读者发挥的余地。这样一来，翻译人员自身的看法就会在译文里或多或少地显示出来，也就产生了“创造性叛逆”。

还是运用平行语料库，张旭^[55]老师通过比较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同特征，证实了翻译经典名著时传播古风古韵是可以做到而且必须要做到的。研究表明：一是翻译经典名著时需要将原文的古典雅致恰当展现出来；二是在罗译本中可以看到，一些传统词语句式与修辞方式相配合，直译与意译互相搭配，这些都有助于转达原文的古风古韵；三是在转译时，语言学家需要深入发掘英语的长处，努力保持原文的古朴与典雅。

关联理论的关键在于语言交际中的“明示—推理”这一过程，当我们谈到“翻译补偿策略”时，必须提到相应的“文化缺省”概念。在翻译《三国演义》时，应考虑到“明示—推理”过程中，文化信息负载量这一关键问题。从这一点来看，康爱霞^[56]老师所坚持的适度原则是很有道理的。

骆海辉和姜葵^[57]两位老师对罗译本的骂词翻译进行了实例分析，认为：罗慕士不仅让译本受众接触理解了骂词，还把中国人的思维和说话方式传递给了外国读者，不但达到了罗慕士自己的日常教学要求，还给我国的翻译工作提供了范本。罗慕士的骂词翻译，也例证了翻译工作受到翻译目的的牵制和引导。要区分翻译的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明确文本目的是根本，非文本目的的实现取决于文本目的的实现。文化词汇的跨文化传意是实现文本目的的关键之一。在翻译时，译者要放下逐词逐句相互对应的模式，在分析探讨现有译本时，也不能单从词语表面意义上去衡量用词对错，而是要看译文的最终目的是不是达到了。

骆海辉^[58]老师的《<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副文本解读》是这一阶段最经典的论文之一。一方面他有着十分详实的资料作为支撑（本章中各节前的评论很多来自这一篇文章中的材料），可见他在研究时必定下过一番功夫。另一方面，骆海辉跳出了翻译研究的框架，他在总结中提到了“传播与接收”“英译史”“海外中国学”这些词汇，可见他无论是对于《三国演义》译本价值的评价，还是对研究视角的把握，都有超过同一时期（此文发表于2010年）学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