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华丽辉煌的全新译本。译笔精妙，对话自然；战争描写，尤为生动，遣词精当，行文高雅。译本之美奂，毫不亚于原著之绝伦。

——白芝

2007年及之前是《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的起始阶段，但如今看来在起始阶段的研究并非比当下研究略逊一筹，相反，学者们都没有人云亦云或限于一隅，其间涌现了很多被后来者多次引用的经典文章。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对待文化差异时采取以源语文化为出发点的异化翻译策略（而这也是受到了当时日益兴盛的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影响），二是从译者出发的翻译技巧与目的，三是译本概况及对比评价。

《三国演义》翻译中异化翻译策略的采用，为译入语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文化接触点，这种异质性的保留同时也为两种文化的融合、吸引创造了机会。贺显斌老师最早关注这个问题，并有突破性的论述。当然，孙静艺、王伦^[16]两位老师通过对尊谦语翻译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此结论。

贺显斌^[17]老师分析了罗译本中对汉文化因素的翻译，认为罗慕士采用的是以源语文化为出发点的异化翻译，但这样的翻译手法与当时普遍使用的归化翻译有极大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以此为出发点，贺显斌讨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策略解释的局限性。20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我国翻译领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直译，以保留原著中最真实的意思；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意译，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便于理解。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要是对经典著作有异化翻译的话，则通常情况下还会有归化翻译的另一个版本，反之亦然。以此就推翻了多元系统理论，因为该理论指出，在一个确定的文化中，对翻译的策略的选择会趋于单一，要么是归化，要么是异化。贺显斌通过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是在哪个历史时期，哪种社会文化中，源语和译语是同时存在的，作为两种翻译的策略，一种会逐渐流行，成为主导，而在它们交替主导的较短时间内，两种策略是均衡的。从多元系统理论来看，其主要是基于这两种文化在客观上的地位来阐释对翻译者的作用，并没有考虑到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对一些现象不能给以很好的解释。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可以充分利用文化态度说，以及前面所论述的多元系统理论；从翻译者的角度看，要了解其目的、读者需求、读者评价，以及译本规范、思维方式、写作风格等。贺显斌的论述以小见大，让我们重新思考，归化与异化、源语取向和译语取向的关系，同时凸显了翻译文化环境下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行为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由于译者对于源语的直接引入，文章通常会呈现出文化杂含的特点。卢淑梅^[18]老师认为文化杂含表现为：人名、地名、兵器、俗语、典故等。她对罗慕士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鉴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性，指出罗慕士主要采用了背景交代法、音译法、加注法等，并得出以下结论：文化杂含能很好地促进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异化使得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进行了组建，使得世界文化更加多样，在对那些拥有较多文化信息的文章进行翻译时，异化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我们进一步讨论语言和文化在翻译中的关联就会发现：语言依附于文化，如《三国演义》中用到“围魏救赵”这一词，而“围魏救赵”本身是依附于文化术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的。

《三国演义》里有一定数量的文化术语，如“背水一战”“兼弱攻昧”等。张浩然、张锡九^[19]两位老师指出，文化环境能够约束语义的理解以及结构的使用，文学作品里的联想语仅能被具体文化环境背景下的读者所理解。在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丧失了文化的环境背景，因而出现表面上相同却失去了其特殊文化意义的译文。两位老师强调，翻译是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程序，是语言的转化，也是文化的转移。在对文化术语进行翻译时，一方面应该尽量地保留原著中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也要让读者能够理解。罗慕士根据不同的情境，灵活地运用相适应的表现手法，将原著中想要表达的意思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根据张浩然、张锡九的总结，我们还可以从译入语读者的角度作进一步的思考，文化术语的翻译对于读者来说，其实是语言本身——语用联想意义——文化环境构建——激活文化伴随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替换译入语文化中类似的文化环境或选择更多的解释方法来达到对源语文化伴随意义的激活，这是译者所要灵活选择的关键所在。

“文化”这一具有深刻含义的名词，是一个民族历经时间的洗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及沉淀，逐渐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张晓红和冯奇^[20]两位老师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语言进行转换一般比较直接且表面，但是对文化进行转换则是间接的，并且是深层次的，即语言和文化在形式上不是对等的。通常情况下，语言的概念和具体的文化背景并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在对语言进行转化的时候，就可能会因风俗、历史等的不同，造成对文化的理解不充分。两位学者强调，用何种翻译手段，要根据翻译的目的决定。

充分地认清翻译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直译与意译两者之间的争论。张晓红^[21]，^[22]老师用翻译目的以及信、达的标准给予了两个译本相应的评价。她指出邓罗将《三国演义》翻译成了英文，主要出于个人意愿，是为了将原著的内容原生态地展现给读者。而罗慕士的翻译，主要是为了让外国读者能够拥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可以深刻地理解中国。不得不说，张晓红所选取的例子十分恰当，虽然字面意义是动植物，但在语境中能够体现中国人物的精神意义。例如“玄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这一句中对“龙”的翻译；“玄德视其人，松形鹤骨，器宇不凡”这一句中对“松”的翻译。(www.daowen.com)

《三国演义》中“数合”这个词汇共出现了62次，其中意译39次，直译23次。曾晓光^[23]老师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赵常玲^[24]老师意识到，罗慕士在翻译时，最大限度地将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了出来，让外国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够感受到原文的作者以及注释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达到所谓的“视界融合”，使原文和翻译对等。众所周知，译文绝对不会完全地保留原文的意思，因此采用哪种表达方式，就要根据翻译者自身的意愿来决定了。一般来说，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一方面要保证原文的真实内容，另一方面又要考虑译文读者的理解能力。在译文和原文能够较为对等的前提下，让读者领悟到文章想要表达的深层次含义。

张智中^[25]老师对《三国演义》开篇词中五个细节的翻译进行了研究分析，具体为“浪花淘尽英雄”“长江”“转头空”“青山依旧在”“惯看秋月春风”。

在对名著进行翻译的时候，翻译人员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这一问题国内外相关学者传达的声音不尽相同。研究者主要关注一个较为理想的翻译人员职责，要尽量地达到客观要求，但忽略了其主体地位，没有充分意识到，任何人在翻译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的主观色彩。张彩凤^[26]老师认为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是有一定目的的，其跨越了地域的限制，进行不同文化的交流，而翻译人员正是该活动的主体。民族的不同，产生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习俗、传统，其主观的感受因此有了差距。为了使文化能够进行充分交流，翻译人员可以采用异化或归化的策略，这就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对两种语言十分熟练精通，另一方面还要对两国的文化有全面的了解。

诚如高华^[27]老师指出的那样，罗慕士的译本之所以被广为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对主体性的理性发挥。在“文化转向”诞生，以及文化派出现以后，对翻译的研究就不再仅仅停留在语言学的层面，而是对译者的主体地位以及文化身份更加重视。高华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与探讨，目的是让翻译人员能够充分地认清自己的角色，他提出了一个辩证统一的论断。这里的辩证统一其实是一个度的问题，罗慕士译本的成功在于主体性的发挥，而这种主体性应该是合理的、适度的、恰当的。

相关学者对我国古典名著里面“半”的翻译进行了分析讨论。刘洪泉、刘秋红^[28]两位老师发现，在《三国演义》中，该字使用了62次，最多的是作为数词使用，出现了28次；其次就是作为量词使用，出现了25次；此外还有9次作为副词使用。

罗慕士别出新意，创新了翻译的手法，张煜、田翠芸^[29]两位老师指出，翻译人员不仅要对原文进行解读，而且更需要做的是全方面地给以考虑，这里面最需要重视的就是对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深刻理解。英语相对来说是比较直白的，不像汉语那样含蓄，并且这两种语言所对应的文化系统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追求译本的成功，译者就要灵活地变通，对哪些要增译，哪些要减译，以及哪些应该采用归化或者异化的策略，都需要认真地琢磨考虑。

在早期，王丽娜、杜维沫两位老师撰写的《<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30]曾经被相关领域的学者多次引用。他们对十七种语言的译本进行了阐述，例如拉丁文、英文、俄文、日文、朝鲜文、泰文等。在文章的末尾，作者指出：由前面对多个译本的讨论分析，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传播开来，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

对罗慕士的翻译手法，张浩然^[31]老师总结了其优点：首先，根据不同的语境，灵活地对词语进行翻译。其次，原著人物形象塑造十分成功，充分表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经过翻译以后仍然栩栩如生。再次，罗慕士很重视语体。

对翻译者和原著作者因生活时代不同而表现出的语体差异，潘演强、谢先泽^[32]两位老师借用“假象等值”的概念进行了分析阐释，主要从叙述体、对话体和公文体这三个方面对《三国演义》的泰译本和罗译本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