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设计是为人的设计。设计师设计出的物品是供人使用的,因此设计必须考虑三方面的问题,即使用时的舒适、方便和安全。

人体工程学,又叫人机工程学、人类工程学,是与设计中人的安全、舒适直接相关的学科。国际人机工程学会(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ation)对该学科的定义是“关于人类能力、人类局限性和人类特点等一系列设计时要考虑的知识”。美国艺术设计师德雷福斯是人体工程学的积极倡导者。德雷福斯1955年出版了《为人的设计》一书,几年后又出版了《人体测量学——设计中人的因素》。他和助手们分析研究了操作者的工作区域和工作时的各种姿势,制定出类似达·芬奇提出的人体标准的参数,这对设计供身材不同的人使用的设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人体工程学在设计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人体测量与数据应用、人体感知、工作台椅与手握工具设计、作业空间设计、显示装置设计、控制装置设计、人机系统设计、作业环境分析等。德雷福斯曾经说过:“要是产品阻滞了人的活动,设计便告失败;要是产品使人感到更安全、更舒适、更有效、更快乐,设计便成功了。”

人体工程学上被援引最多的例子之一是“O”系列剪刀的设计(如图6-4所示),这是将人体工程学应用在手握工具设计中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斯丹纳克·科维尔(Zdenek Kovar,出生于1917年)——捷克斯洛伐克一位毕业于Zenek Nejedly工业艺术学校的雕塑家和工业设计师,致力于人体工程学的手动工具的研究。他注意到当时工厂工人的手上有很多疤痂、水泡和伤口,认为这是手握工具设计不合理造成的,于是开始进行人体工程学手动工具设计的实验研究。他把软石膏缠绕在工具上面,用工人们正在使用的现有工具(锤子、风钻以及类似工具)做实验,通过测查他们的手所留下来的印记,开发了新的把手和握柄,这些工具不仅看起来有强烈的雕塑感,最重要的是非常适合人体的特点,使用起来很舒适。

图6-4　“O”形剪刀

1952年科维尔设计的手持工具在艺术设计史上被认为是运用人体工程学方法进行设计的先驱作品。受他的启发,芬兰设计师欧拉福·贝克斯托马斯(Olaf Backstroms)于1960年设计出精美绝伦的“O”形剪刀,并于1967年由著名的费斯卡公司(Fiskars)投入生产。该公司后来以此独一无二的桔黄色塑料手柄剪刀建立起全球形象。直到今天,当人们来到芬兰的艺术设计之乡——已有三百五十多年历史的费斯卡公司所在的赫尔辛基以西85公里的小村庄时,仍然要买一把“O”形剪刀带回家作为到艺术设计之乡游览归来的见证。

安全和健康的设计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一样,被认为是道德的、人性化的设计。从事文案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因为长期坐在桌前,难免因疲劳而坐姿不正,加上工作桌椅的设计还没有充分考虑到身材、坐姿的不同而呈现多样性特点,久而久之就导致了颈椎、腰椎病的发生。有些儿童因为桌椅尺寸不和谐导致过早近视。1992年斯杜姆夫和查德维克德设计“太空”扶手椅,能够根据工作条件的不同而改变椅子高度、扶手及椅背的角度,各种体型和重量的使用者都能在它身上找到合适的位置和角度,坐上去能够得到充分的放松,从而减少了椅子设计不合理给人体带来的健康隐患。这款椅子因其人性化设计而成为设计史上的经典作品。

汽车设计也涉及安全问题。在传统的观念里,人们通常认为不会变形的汽车才是最安全的,因而汽车钢板越厚越安全。2006年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经研究提出,汽车安全性的好坏与钢板厚薄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要看设计水平。(www.daowen.com)

首先,车辆的安全设计主要集中在发生碰撞的瞬间,通过车身的前部溃缩来吸收碰撞产生的能量,同时通过安全带、空气囊等缓冲装置将乘员所受到的伤害降低到最小值,这样的车身构造被称为车体吸撞结构。因此,对车厢结构进行强化,确保车内生存空间是安全设计的一个关键点。

其次,汽车的主动安全性有赖于设计的合理化。汽车的主动安全性决定了乘员紧急情况下能否及时躲避灾祸。大量调查结果表明,在紧急情况下能紧紧踩住制动踏板的驾车者,仅占全体驾车者的一半,而是否能够果断地踩下制动踏板直接关系到能否躲避危险。所以汽车的主动安全性的相关设计显得非常重要,设计内容包括:每个仪表和显示屏上的信息清晰易读,具备细致、人性化的人体工程设计,便于驾车者的操作等等。以第一汽车厂的丰田车型为例,在皇冠、锐志等丰田品牌的轿车上,为了便于驾车者的操作,将频繁使用或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设备和按钮,配置在驾车者伸手可及的位置,这需要直接运用人体工程学的原理进行设计。

再次,车门的设计在车辆安全性能方面同样重要,一旦发生事故,必须保证乘员能顺利逃生并便于救援。在丰田公司进行的碰撞试验上,锐志车在碰撞后,车门能够被顺利地打开,因为它采用了便于乘员逃生和救援的防夹保护门。

如我们前面所说,艺术设计师不同于艺术家的重要方面还在于艺术家可以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地表达自己的艺术意愿而不必顾及作品是否被理解和接受,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其艺术作品的珍贵价值也是在他们去世以后很多年才被发现和解读。艺术设计师不同,无论如何,艺术设计师设计的作品如果不能被使用,或者不知怎样使用,那就是设计的失败。针对设计出的东西要让使用者轻松地学会使用方法,产品语义学应运而生。我们曾经见过一些可笑事例,比如家庭妇女将茶杯搁在电脑弹出的光驱上,沾沾自喜道“这个茶托真不错”;高级餐厅里新引进的马桶抽水系统,因为普通的小蝌蚪状的旋钮被椭圆形的、镶嵌在墙壁中的按盖所代替,而常见的水箱也不见了,很多人完全不能识别出旋钮的用途从而无从抽水,以致造成尴尬的场面。设计面对的群体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知识局限和想象力。因此,让产品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并容易地加以使用,是艺术设计师责无旁贷的任务。

产品造型发挥语言或符号作用,使产品的外形通过隐喻或象征手法表现功能,这在设计上被称为“产品语义学”。我们在第十三章中将谈到这个问题。设计史上产品语义学得以运用的经典作品之一是一款电话簿式的电话答录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多功能电子产品,比如传真电话机,是通过不同的按钮和按钮组合来实现它的功能,这使人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弄懂使用方法,加之有许多不同的功能可以相互作用,所以只要用手指轻轻滑动就可能会使机器的运行发生错误。美国设计师丽萨·克诺(Lisa Krohn)和图克尔·维美斯特(Tucher Viemeister)于1987年所设计的电话答录机(如图6-5所示)就是运用电话簿的外形设计,将录制、重放或印刷信息等功能按钮以彼此分别的塑料书页来表示。按键通过页的标准孔穿插而通用。克诺谈到她的设计时说:“这是一个把听筒和应答合二为一的机器。电话簿运用了比喻,既是一个具体的表面形象又是一种操作指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可以把这种电话簿视为技术药片上的一层糖衣。”^[12]产品语义学的目的是以新颖独特的具有比喻含义的产品外形表达产品的功能,告别单纯的基于技术和理性的设计,让产品使用容易且为公众所接受,在产品和使用者之间构建“友好关系”。

图6-5　克诺、维美斯特:电话答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