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以来周原常有西周铜器出土，清代又有著名的西周重要铜器出土，如道光初年岐山县礼村发现大盂鼎、小盂鼎，道光年间岐山县发现毛公鼎和大丰簋，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扶风任家村发现大克鼎等几十件，一九四○年任家村发现梁其钟等一百多件。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周原地区发现了西周铜器多到三千多件，铸有铭文的有一千多件。值得注意的是，重要铜器大多出于窖藏，窖穴大小因所藏铜器多少而不同，少的仅一两件，多的有二十多件、三十多件、五十多件甚至一百多件。其中重要的发现有下列五次：

（1）一九六〇年十月扶风黄堆乡齐家村一窖发现柞钟、幾父壶、友父簋等三十九件。

（2）一九六一年十月长安张家坡一窖出土师簋、孟簋、伯梁父簋等五十三件。

（3）一九七三年五月长安马王村一窖出土卫簋、是娄簋等二十五件。

（4）一九七五年二月岐山董家村一窖出土裘卫四器、匜、南仲父簋等三十七件。

（5）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扶风庄白村一窖出土微氏家族铜器丰尊、丰卣、旂觥、墙盘、钟、伯先父鬲等一百零三件。

所有窖藏铜器有下列六个特点：

第一，窖藏数量众多，属于周原地区的扶风尤其集中，据统计，已发现五十三处，其次是岐山，有十五处，长安有九处。五十年代以来陕西出土西周铜器多达两千多件，其中铸铭的有一千多件，大多出于窖藏，仅少量出于墓葬。(www.daowen.com)

第二，凡未经盗掘的墓葬，所出铜器规格多少，大体上都和墓主身份相当，而窖藏所出铜器并无整套的礼器，但常有宗庙用的重器和实用的大器，不少大器铸有长篇铭文。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西周重器，如大盂鼎、大克鼎、多友鼎、墙盘等，都出于窖藏。

第三，窖藏铜器一般都在居住遗址的近旁，原是近旁屋主的所有物，大多埋藏草率，器物放置零乱，有的利用原来的灰坑，有的挖掘草率，而且所挖较浅，浅的只二十六到三十厘米，少数深的也不过三米。只有少数窖穴经修整，放置有秩序，或大小相套。多数窖穴填有草灰或灰土，有的器物之间的空隙填满草木灰，因而器物保存完好。

第四，一窖所藏常是同一家族不同时期的器物。如扶风庄白村一窖出土微氏家族铜器一百零三件，既有早期旂的器和丰的器，又有中期墙的器和的器。又如一九七六年临潼零口乡西段村一窖出土一百五十一器，既有武王时的利簋，又有西周晚期的陈侯簋等。

第五，所有窖藏的开口，都在西周文化层中。不少窖穴只藏西周晚期铜器，如一九六○年扶风法门镇召陈村一窖出土的散伯车父的器二十一件，同年扶风齐家村一窖出土的幽王时制作柞钟等二十一件，一九八一年扶风黄堆乡下务子出土的师同鼎等，都很明显是西周末年所埋藏。

第六，各窖所藏铜器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如扶风庄白村所出多到一百零三件，簋多到八件，却没有和簋相配的鼎，编钟多到二十一件，却没有一套是完整的。有些窖藏所出铜器有残缺，如一九七六年扶风云塘所出白公父和壶，都有盖失器。有的一人之器分藏两窖，残缺可能因分藏两窖而造成。

从以上六个特点看来，所有窖藏，当是原住周原的大小贵族为了临时避难而埋藏的。西周晚期有两次变乱，先是厉王被流放到彘，再是犬戎入侵而幽王被杀，以致西周灭亡。少数窖藏是厉王被流放时所埋藏。一九七八年五月扶风齐家村发现的簋，是周厉王十二年自铸用于宗庙的重器，器形特别高大，当是厉王被流放时，随从他的亲信临时埋藏的。大多数的窖藏当是犬戎入侵，西周将灭亡时，大小贵族从周原东逃而仓促埋藏的。当申侯、曾侯引犬戎向西都王畿进攻时，在《诗经·大雅·召旻》所说“今也日蹙国百里”的紧急情况下，原住周原一带的大小贵族避难东迁。所有这些铜器，都是他们世代相传的“传家宝”，用以代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的，仓促之下不便带走，只能临时窖藏起来。

一九七六年城固宝山乡苏村一窖出土铜器两百多件，除两件方罍外，全是戈、矛、戣、盾泡、脸壳等进攻和防卫武器，当是此地原来防守的周人，放下武器而逃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