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春秋间贵族举行的“贽见礼”中，“贽”实际上就是一种身份证，而且具有徽章的作用。它不仅用来表示来宾的身份，用来识别贵贱，并用作贵族中等级的标志。《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所谓“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杜注：“章所执之物别贵贱。”《礼记·郊特牲》论到昏礼时也说：“执挚以相见，敬章别也。”《国语·周语上》所载内史过的话，说得更详细：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犹恐其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

这里把“贽币瑞节”，和“车服旗章”、“班爵贵贱”相提并论，看得很重要。所谓“为贽币瑞节以镇之”，就是把“贽币瑞节”作为自重之物，也作为被人尊重之物；既以此表示自己的身份，也用来表示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内史过因为晋惠公“执玉卑”，曾大发议论说：

夫执玉卑，替其贽也（韦注：“替，废也”）……替贽无镇……欲替其镇，人亦将替之。

就是说，晋惠公把“贽”执得卑下而不恭敬，就是废黜了“贽”，废黜“贽”就是废弃了自重之物，自己废弃自重之物，就会使人们不尊重而废弃他了。内史过把贽看得如此重要，因为贽就是一种用来自重和被人尊重的身份证，废黜了贽就等于丧失了自己原有的贵族等级和身份。当时贵族如此重视贽见礼，重视贽的执法和授受，因为这种贽，代表着他们自命“高贵”的等级和身份；这种礼的举行，具有表明他们的统治地位和特权、维护他们的组织关系、巩固统治的作用。

“贽”是当时贵族用来代表身份的信物，在贵族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很重要，因而就产生了上级贵族对下级贵族颁给“贽”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颁给“命圭”的制度。

《考工记·玉人》把诸侯所执的圭，称为“命圭”，郑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这种“命圭”制度，西周、春秋间确有实行的。《诗经·大雅·崧高》记述周宣王时把申伯分封到南土说：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这里说得很清楚，在分封土地的同时，赏赐给“介圭”，作为镇国之宝，即郑玄所说“王所命之圭”。《大雅·韩奕》说：“韩侯入觐，以其介圭。”韩侯这样用“介圭”行入觐之礼，即郑玄所说“朝觐执焉”。《尚书·舜典》说：“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舜典》作于战国时，所说“班瑞”制度虽不必是尧舜时的情况，但是，也可证明我国古时确有“命圭”制度存在。《吕氏春秋·重言》说：“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史记·晋世家》也有类似的说法，这虽是后世编造出来的故事，不必是事实，但也可见古时确有“命圭”制度，把圭作为受封土地的信物的。因为一个贵族在受封土地之后，身份就有提高，作为高级身份证的圭当然有颁发的必要。

到春秋时，这种“命圭”制度也还在实行。上面所引《国语·周语上》内史过的话，说“古者先王既有天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也是把“贽”看作是王所颁发的。《左传·文公十二年》载：“郕太子以夫鍾与郕圭来奔（“圭”旧误作“邽”，从惠士奇、王引之校正）。”服虔注：“一曰郕邦之宝圭……太子以其国宝与地夫鍾来奔也”（《太平御览》卷一四六引）。王引之说：“圭为郕国之宝，故谓之曰郕圭”（《经义述闻》卷十七）。这个郕太子带同出奔的圭，叫做“郕圭”，很显然是郕国的“命圭”。春秋时这种“命圭”制度还推行到了卿大夫这个阶层中。《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国“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杜注：“珪，守邑信符。”

圭不仅是分封土地时的信物，又是受策命的信物。《国语·吴语》记载晋大夫董褐说：“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韦注：“命圭，受锡圭之策命。”当重要的策命颁赐时，是要同时授给“命圭”作为信物的。《仪礼·聘礼》记述使者受命出使说：“使者受圭，同面，垂缫以受命。”“受圭”是和“受命”同时的，这个圭就是“受命”的信物。行聘礼时，使者“袭执圭”，“升西楹西，东面”，“宾致命（郑注：“致其君之命也”），公左还北乡”。其所以要执着圭而致其君之命，因为这个圭就是君命的信物。《礼记·郊特牲》所谓“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前引《左传·文公十二年》所载“秦伯使西乞术来聘”，“襄仲辞玉”一节，西乞术在申说他所以要“致玉”的理由时，既说要“以为瑞节，要结好命”，又说“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也是把“致玉”看作“致其君命”的信物。

《左传·僖公十一年》载：

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

《国语·周语上》又载：

襄王使邵公过（按即召武公）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www.daowen.com)

上述两段记载，记的是一件事，内容有些出入，该是传闻异辞。《左传》说“赐晋侯命，受玉惰”，又记内史过说：“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可知当时周襄王赐晋惠公策命，同时还赐给宝玉。晋惠公在接受宝玉时失敬，即所谓“受玉惰”。《国语》所说“执玉卑”，当即《左传》所谓“受玉惰”，就是说晋惠公受玉时执得很卑下。这样在赐策命时，同时赐给作为“贽”的宝玉，也同样是把这种宝玉作为“受命”的信物的。

圭不仅是“受命”的信物，据说还具有“合符信”的作用。《尚书大传》说：

古者圭必有冒……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有圭，能改过者复其圭，三年圭不复，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复，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毕〔削〕，此所谓诸侯朝于天子也（据陈寿祺辑本）。

这样完备的“复圭”、“留圭”的制度，恐出于后世润饰，但是“冒圭”的制度也还有所依据。《白虎通·瑞贽》也说：“合符信者，谓天子执瑁以朝，诸侯执圭以觐天子，瑁之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天子执瑁以朝的说法，是根据《考工记》的，《考工记·玉人》说：“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据说瑁的形状像犁冠，因而可以用来冒在圭上。《说文》说：“瑁，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冠。”关于瑁的应用，最早见于《尚书·顾命》。《顾命》记述周康王即位时接受“册命”典礼说：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王再拜兴……乃受同瑁，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这一段，王国维著有《周书顾命考》、《周书顾命后考》、《书顾命同瑁说》等三篇文章（《观堂集林》卷一）加以注释。这时成王刚去世，由太保为册命之主，把成王的遗命传授给康王，由太宗为傧，太史执策宣读命书。其所以要由太保承介圭，上宗奉瑁，太史秉命书，因为圭和瑁就是成王遗命的信物，也就是传王位的信物，以便康王即位后执以朝诸侯的。在西周时代，政治上重要的策命，常授以玉器作为信物，所以这时太保把成王遗命传授给康王，同时太宗也把天子的瑞信——瑁传授给康王。《顾命》的“同”字，《今文尚书》作“铜”，《白虎通·爵》作“铜”，虞翻说：“今经（指《今文尚书》）益‘金’就作‘铜’字，诂训言天子副玺”（《三国志·虞翻传》注引《虞翻别传》）。王国维解释说：“上经言太保承介圭，今文家盖以为天子正玺，此释铜云天子副玺，则与《考工记》之冒，正相当矣”（《书顾命同瑁说》）。今文家认为这种圭和瑁，性质上和后世的玺相同。《顾命》的“瑁”字，古文又作“玥”，《说文》说：“玥，古文从”，也或省作“”。虞翻又引郑玄说：“古似同，从误作同。”则又以为“同”字为“”字之误，今本“上宗奉同瑁”，是兼存了“”的误字“同”和“”的繁体字“瑁”。郑玄又把“”解释为“酒杯”，王国维又解释说：

余谓同瑁一物，即古圭瓒。盖圭瓒之制可合可分，天子之瓒与诸侯之命圭相为牝牡，诸侯朝天子，天子受其命圭（《聘礼》有受玉之事，朝觐礼亦宜然，《尧典》所谓辑瑞也），冒之以瓒，因以行裸将之礼。以其冒圭之首，故谓之瑁；以其尽冒公侯伯三等之圭，故谓之同。此说虽无根据，然味经文“以异同秉璋以酢”一语，古秉柄一字，大保自酢，以璋为同柄，其献王时自必以介圭为同柄矣。

这个说法沟通今古文二家之说，很有见解，但是认为“以其尽冒公侯伯三等之圭，故谓之同”，终不免缺乏根据，还是把“同”字认为“”字之误，较为合理。

根据上面的论述，关于“贽”的作用与“命圭”制度，主要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点：

（1）不同品级的“贽”，具有身份证、徽章的作用，用来识别贵贱，表明贵族的等级和特权。

（2）“命圭”为高级贵族的身份证和徽章，具有代表一定的特权的性质。“命圭”往往由上级贵族在分封土地或策命时颁赐，作为受封土地或受命的信物，甚至具有符信的作用。

（3）诸侯的使者受命出使时，同时受圭作为受命的信物。聘问他国君主时，要执圭往见，作为致其君命的信物。

（4）天子去世后，举行传授王位的典礼，当大臣把遗命传授给继承人时，也常以圭和瑁作为遗命的信物，把瑁传授给继承人。

这种“命圭”制度，可能是西周时逐渐形成的。《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成王分封鲁、卫、晋等国情况，记述赏赐物品很详细，并没有圭在内，可知当时“命圭”制度尚未确立。但据《尚书·顾命》看来，成王去世后，举行传授王位典礼时，已用圭和瑁作为传授遗命的信物，这时当已产生“命圭”制度。根据本节所引史料来看，从西周后期到春秋时代，这种“命圭”制度确已流行。这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推行玺印制度以前，在贵族的政治组织中确立和维护人事关系的一种重要制度。战国时代楚国大臣的高级爵位有所谓“执珪”、“上执珪”（详见拙作《战国史》第六章第六节），还是沿袭这种“命圭”制度而来的；他们所执的代表爵位和特权的珪，还该出于楚王所颁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