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根据礼书所载“贽见礼”的特点，对“贽”的品级和授受仪式，作了分析。如今，就可进一步根据可靠史料，来探索一下“贽见礼”的起源和流变了。

《左传·哀公七年》记季康子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诸侯执玉帛来朝见天子之礼，虽不必起于夏禹时，其起源应该是很早的。《大雅·韩奕》说：

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

介圭即是韩侯入觐时所执的“贽”，可知诸侯入觐时以圭为贽之礼，西周时已经实行。乖伯簋说：

隹（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见，献。

这里记载：这年九月因为眉敖不服，周王命令益公出使眉敖处，益公使命完成后到达上告。次年二月，眉敖来到朝见，献。眉敖当为当时南方部族的君长，“见”当谓朝见，朝见而献，“”自应从杨树达读为“帛”（《积微居金文说》卷一《兮甲盘跋》），即玉帛之帛。由此可知西周时诸侯也已用帛为“贽”。

前节谈到，在《仪礼》的《觐礼》和《聘礼》中，有“效劳”之礼，由国君派使者带了玉帛到近郊对来宾慰劳，叫做“劳”；来宾用币帛来回敬使者，叫做“傧”，“劳”和“傧”都有“贽见礼”的性质。从西周金文看来，这种称为“劳”和“傧”的“贽见礼”，在西周时已有。西周金文中有“安”（或称“宁”）和“宾”之礼，见于下列记载：

弔（叔）氏吏（使）安白（伯），白宾马乘。（鼎）

王姜令乍（作）册睘安尸（夷）白（伯），尸白宾睘贝、布。（睘卣，睘尊大体相同，惟“王姜”作“天君”）

王令盂宁登（邓）白（伯），宾贝。（盂爵）

王才（在）宗周，令（命）史颂（省）。……宾章（璋）、马（四）匹、吉金。（史颂簋）

王吏（使）小臣守吏（使）于夷，夷宾马两、金十钧。（小臣守簋）

王命眔弔（叔）父归吴姬器，自黄宾章（璋）一，马两，吴姬宾帛束。（簋）

王乎（呼）吴师召大易（锡）里，王令（命）善（膳）夫豖曰（谓）曰：“余既易（锡）大乃里。”宾豖章（璋）、帛束……大宾豖章（璋）、马两，宾章（璋）、帛束。（大簋盖）

中（仲）幾父史畿吏（使）于者（诸）侯者（诸）监，用厥宾乍（作）丁宝簋。（中幾父簋）

前三条所谓“安”和“宁”，即礼书所说“抚”，《周礼·大行人》说：“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覜，五岁遍省”，郑注：“抚犹安也，存、覜、省者，王使臣于诸侯之礼，所谓间问也。”史颂簋所谓“省”，亦当即“五岁遍省”之“省”，与“安”、“宁”意义略同。金文的所谓“宾”，即礼书的所说“傧”，“宾”即是“傧”的初字。卜辞“宾”字作“”，原来从“止”，不从“贝”，像人到屋下；金文及小篆改从“止”为从“贝”，是后起的字。王国维说：“古者宾客至，必有物以赠之，其赠之之事谓之宾，故其字从贝，其义即礼经之傧字也。……后世以宾为宾客字，而别造傧字以代宾字”（《观堂集林》卷一《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说得很对。《仪礼》的《觐礼》和《聘礼》中所谓“劳”和“傧”，当即沿袭西周时代的“安”和“宾”而来。据西周金文，西周时用作“宾”的礼物，有璋、束帛、布、马匹、贝、金等，而《仪礼》所载用作“傧”的礼物，仅有玉和币，没有贝和金。看来，西周时用作“宾”的礼物范围较广，春秋以后就只用玉和币而不用贝和金了。

礼书有以币附加于玉的礼俗。《周礼·小行人》说：

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故。

这以马和皮、帛、锦、绣、黼，同样作为附加于玉的币，是有根据的。但是，这样以六种币分别附加于六种玉的规定，就未必是事实了。据前引西周金文，“宾”所用的玉和币，簋是璋一、马两和帛束，大簋盖是璋、帛束，又是璋、马两，史颂簋是璋、马四匹、吉金，可知西周时用马和帛附加于璋，这和《周礼》“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之说不合。五年琱生簋（或称召伯虎簋）说：“余（惠）君氏大章（璋），报（妇）氏帛束、璜”，这样以束帛加璜，也和《周礼》“璜以黼”之说不合。《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鲁襄公“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这样以束锦加璧，也和《周礼》“璧以帛，琮以锦”之说不合。看来，西周、春秋间确有用币加玉的礼俗，玉所附加的币是可以随意配合的，《周礼》所说以六币配合六玉的办法，乃是出于《周礼》作者整齐划一的结果，并不符合实际应用的情况。

前节谈到，据《聘礼》记载，使者行聘礼后，还有“私觌”或“私面”之礼，用束锦、乘马，也是属于“贽”的性质。这种“私面”之礼，在春秋时也确已实行。《左传·昭公六年》载：楚公子弃疾路过郑国，郑大夫子皮、子产、子大叔随从郑伯“以劳诸柤”，弃疾辞谢，不肯相见，子皮等坚持请他出见，他用见楚王之礼来见郑伯，“以其乘马八匹私面；见子皮如上卿，以马六匹；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大叔以马二匹”。所说乘马八匹、六匹、四匹、二匹，都是“私面”之币。

前节谈到，高级的“贽见礼”如觐礼和聘礼，很重视“贽”的授受仪式，有着“执玉”、“辞玉”、“受玉”、“还玉”等一套礼节。这些礼节，在春秋时也确已实行。如《左传·定公十五年》载：“邾隐公来朝”，“邾子执玉高”，“受玉卑”；《左传·成公三年》载：“齐侯朝于晋，将授玉”，杜注：“行朝礼。”这已把“执玉”和“授玉”、“受玉”，作为朝聘礼中重要的节目。《左传·文公十二年》载：(www.daowen.com)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客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厚贿之。

这里把“辞玉”礼节记载很详，连彼此对答之辞也有记述。所谓“主人三辞”，看来“辞玉”之礼，按礼也要三次推让。

相见用禽鸟和干果、干肉为“贽”之礼，春秋时在贵族中仍然流行。《春秋·庄公二十四》年载：“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觌用币”即是行“贽见礼”。《左传》记载这时御孙说：

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

《国语·鲁语上》记这时宗人夏父展之说，大体相同。《穀梁传》也说：“男子之贽羔雁雉腒，妇人之贽枣栗脩。用币，非礼也。”御孙等所说，基本上和前节所引礼书所说相合。他们根据这种“礼”，来批评这时“宗妇觌用币”为“非礼”，可知在这以前，这样的“贽见礼”已很流行。

《左传·定公八年》又载：

公会晋师于瓦，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雁，鲁于是始尚羔。

这里说鲁国由于晋国卿大夫范献子、赵简子等前来，“执羔”和“执雁”相见，才开始在“贽见礼”中“尚羔”^[6]。如果礼书所载，卿和上大夫执羔，下大夫执雁之说，确是西周以来的制度，那么，鲁国的卿早已执羔，何待范献子前来执羔，才开始“尚羔”？从《左传》看来，男贽用玉帛禽鸟，该沿用已久，但是用羔为贽，似乎是春秋后期才流行的。礼书所载“卿执羔”之说，记的正是春秋后期以后流行的制度。《白虎通·瑞贽》根据《仪礼·士相见礼》所说：“上大夫相见以羔……左头，如麛执之”，认为“卿大夫贽，古以麑鹿，今以羔雁”，当是事实。原来卿大夫是用野生的小鹿为“贽”的，后来为了方便，才改用家畜家禽——羔、雁（鹅）。章炳麟《重定鲁于是尚羔说》（《春秋左氏读》卷九）就据此解释说：“言鲁始尚羔者，盖鲁卿本不以羔为挚，而用麑鹿为挚，至此始尚羔者。”这是很可能的，原来贵族用来作为贽的动物，都是野兽野禽，不仅卿大夫以麑鹿为贽，士也以雉为贽。

为什么当时贵族不用别的东西，而很特别地要用玉、帛、禽、鸟作“贽”呢？儒家对此曾作许多解释。《礼记·聘义》说：“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执贽》又认为：羔取其“执之不鸣，杀之不啼，类死义者”；“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雁取其“俶然有行列之治”。《白虎通·瑞贽》又认为，士以雉为贽，取其“必死不可生畜”；妇人以枣栗脩为贽，因为“职在供养馈食之间”。这些解释，完全着眼于道德方面，显然出于儒家的附会。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所应用的“礼”，很多是由父系家长制时期的“礼”转变而来，“贽见礼”也是如此，应该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交际礼节。其所以会很特殊地手执玉、帛、野兽、野禽为“贽”，就是起源于原始人手执石利器的习惯，和互相赠送猎得禽兽的风俗。古代贵族们在礼仪上应用的玉器，是由石制生产工具演变来的。原始人随身佩带石利器，或是手执石利器，原是为了便于利用，但是到后来，手执石利器逐渐成为某种身份的象征和某种权威的代表。甲骨文和金文的“父”字，原是“斧”字的初文，像手中执斧之状，在父系家长制时期，主要劳动由成年男子担任，家族在父系权力下组成，“斧”便成为当时成年男子的象征，成了成年男子和父系家长的称谓。又如甲骨文和金文的“尹”字，像手执长柄武器之状，原是族长权力的象征，成了族长的称谓，后来又成为官长的称谓。等到冶金术发明和发展，利器多改用青铜铸造，但是他们在举行各种礼仪时，还多沿用旧习惯，用着石利器。因为这种石利器只在仪式上应用，并不实用，往往就挑选精美石料，施以艺术加工，这样就产生了玉礼器。原来手执石利器作为某种身份的象征和某种权威的代表的，这时就改执玉礼器来作为象征或代表了。西周、春秋时用来作为“贽”的玉礼器如圭、璧、璋、琮等，当即由此而来。近来许多研究玉器的学者，认为璧起源于环状石斧，圭起源于有孔石斧，璋起源于有孔石刀^[7]，是正确的。璧由环状石斧演变而来，其名为“璧”（“璧”的初文作“辟”），因为环状石斧是劈削器，即取义于它的功效——“劈”。圭由长方形的有孔石斧演变而来，其名为“圭”，因为这种有孔石斧是割杀器，即取义于它的功效——“刲”，即是《易·归妹》“士刲羊”的“刲”。

前面谈到，春秋中叶以前低级贵族用来作为“贽”的禽，原是野兽野禽。《管子·揆度》有一段话，谈到了尧舜时代用“贽”的情况，据说当时“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虎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于是“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这个故事不一定是事实，但是最初的“贽”是猎得的野兽，该是事实。我们认为，这也是起源于氏族制末期的传统习惯，所有鹿、雉等，都是他们打猎中经常得到的野兽和野禽，常被用作见面礼物的。原始人不但习惯于把猎得的好东西分给同族中的成员，同时爱好交际，在部落之间也常长途跋涉，互相聘问。他们总是把友人来访的日期安排在食品丰富的季节，殷勤招待。宾客也不空手而来，总是带着自制的物品和亲自生产的物品，作为见面礼物，这就是“挚”或“贽”的起源。而且礼尚往来，主人在招待宾客之后，也不让宾客空手回去，必须回赠来宾一些财物，这就是“宾”或“傧”的起源。到西周、春秋间，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已有较大的发展，不但农产品的品种已很多，各种手工艺品也很精美，照例，贵族可以很方便地用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作为“贽”，他们仍将禽兽执在手中作为“贽”，很明显，是沿袭原始的风俗习惯。《礼记·礼器》所谓：“礼也者，反本循（旧误作“修”，从王引之校正）古，不忘其初者也。”

至于妇女用干果与干肉为贽，看来也和氏族制末期的男女分工有关。氏族制末期男子担任狩猎，女子则担任采集野生果实，并料理家务。后来贵族男子以禽兽为“贽”，而妇女以干果与干肉为“贽”，也该沿袭原始的风俗习惯而来。

根据上面的论述，关于“贽见礼”的起源和流变，主要可以归纳为下列六点：

（1）氏族制末期人们惯于手执石利器作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后来贵族用作“贽”的玉礼器即由此演变而来。圭即起源于有孔石斧，璧即起源于环状石斧，璋即起源于有孔石刀。

（2）氏族制末期男子从事狩猎，常以猎得的禽兽为礼物；女子从事采集，常以采得的果实为礼物。后来贵族男子以鹿、雉等为“贽”，女子以干果、干肉为“贽”，当是沿袭原始风习而来。

（3）“贽”按贵族中等级的身份而分品级，由来已久。西周时诸侯已多用玉、帛为“贽”。西周、春秋间的“贽”，还有用各种币帛附加于各种玉礼器的。在春秋中叶以前卿大夫多用麂鹿为贽，春秋后期以后才改用羔、雁（鹅）。士用雉为“贽”，亦当由来已久。

（4）“贽”的授受仪式，到春秋时已很繁复。高级的“贽见丰”如觐礼和聘礼，“贽”的授受仪式，春秋时已有“执玉”、“辞玉”、“受玉”、“还玉”等节目。

（5）西周时，天子、王后、王臣派使者到诸侯国去慰问，叫“安”或“宁”、“省”；诸侯、臣属对天子的使者回敬礼物，叫做“宾”。也是一种“贽见礼”。后来聘礼的“郊劳”礼中有所谓“劳”和“傧”，当即由此演变而来。

（6）聘礼中有“私觌”或“私面”之礼，也是一种“贽见礼”。这在春秋时也已实行。

由此可见，礼书所载的“贽见礼”，虽然出于春秋、战国间人编定，并没有把西周时代的原样保存下来，但是由于“礼”具有很顽固的保守性，这种礼的主要特点，如“贽”按身份而分品级、“贽”有一定的授受仪式等，应该很早就确立了，只是在仪式上，后来的比原始的较为繁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