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族的男子在成年时要加冠，是和他们成年“结发”的习俗有关的。当时男孩的头发，或者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鄘风·柏舟》）；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状如两角，叫做“总角”。到成年时，才把头发盘结到头顶上，安上笄，戴上冠，《齐风·甫田》所谓“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郑笺：“突而加冠为成人也”）”。周族人有露发的习惯，所戴的冠并没有把头发全部套住，只起着套住发髻的作用，并带有发饰的性质，所以《说文》说：“冠，絭也，所以絭发。”但是，“冠礼”的加冠，不仅在于套住发髻，是有其更重大的意义的。

根据《士冠礼》，要先后三次加冠弁服：

（1）初次加缁（黑色）布冠，身穿玄（黑色）端、缁带、爵（赤黑色）。

（2）再次加皮弁，身穿素（白色）积、缁带、素。

（3）三次加爵（赤黑色）弁，身穿（浅绛色）裳、纯（读为“黗”，黑色）衣、缁带、靺（赤黄色）鞈。

后来，往见亲戚和国君、卿大夫时，又要废弃缁布冠，改戴玄冠。上述三种服装的主要区别，就是冠弁形式和服色的不同。这些服装，都是由很原始的服饰逐渐转变来的，例如其中的，也叫韨（一作“巿”）或鞈，是一幅腰围，在西周时，是贵族服饰中很重要的部分，盖在裳的前面的，周天子常把它连同车马服饰赏赐给大臣，而它的起源，仅是野蛮时代围住下身的一块皮。《易纬·乾凿度》郑玄注说：“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王易之以布帛，而独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

各种冠弁的起源也很古老。行“冠礼”时初次戴上的缁布冠，原是周族人太古时戴的一种帽子。太古时丝帛还没有，只有麻布，一般都用白麻布制成冠，只有斋戒时才戴黑麻布制的冠，叫做缁布冠。这时为了保存古礼，初次加的冠就是缁布冠，而且从诸侯到士一律如此。《礼记·玉藻》说：“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士冠礼》说：“太古冠布，齐（斋）则缁之。”因为这仅是保存古礼，所以缁布冠只在仪式上应用一下，用过后就废弃，所谓“冠而敝之可也”。到实际应用时，就改戴玄冠。玄冠就是由缁布冠发展而来，它只是改用黑帛制成，结构略有改变而已（关于这方面清代学者已有详细考证）。

玄冠是当时贵族通常应用的礼帽，又叫委貌、章甫、毋追。《士冠礼》说：“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之道也。”委貌该是周族传统的称呼，据郑玄注，“委犹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也或简称委，它常和玄端（通常礼服）连称为“端委”或“委端”。章甫，据郑玄注，“章，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作父”。前面谈到，行“冠礼”时，男子取“字”的方式是“伯某父”或“仲某父”等，用来表示其具有男性成员的权利，加冠后，其所戴玄冠又称为“章甫（父）”，很明显，同样是用来表示其具有男性成员的权利的。《士冠礼》说：“章甫，殷道也”，是否章甫之名起于殷代，“冠礼”在殷代已有呢？清代学者多数不信章甫出于殷道之说，如江永《乡党图考》说：

公西华言端章甫（按见《论语·先进》），犹云端委，未必有取于殷冠。孔子言：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按见《礼记·儒行》），似章甫与委貌亦有微异。鲁人歌，衮衣章甫，爰得我所，又似当时章甫与委貌亦通行，可通称，未必夫子以殷人常服章甫也。

我们前面谈到，西周以后许多宋的贵族已服从周礼，改用周族“伯某父”的取“字”方式，其所冠“章甫（父）”，为了表明为“父”，也该是服从周礼的。孔子少居鲁，还未成年，因穿逢掖之衣，长居宋，已过成年，因戴章甫之冠。后来儒家讲治周礼，沿用古服，章甫又成为儒服。《墨子·公孟》载：“公孟子戴章甫，搢笏，儒服”，公孟子说：“君子必古言服而后仁”，墨子反驳说：“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可知章甫还是“法周”的“古服”。但是也可能，西周、春秋时宋人所戴礼帽，通用章甫的名称，其式样也还保存着殷人的遗风。

委貌和玄端合称“端委”或“委端”，到春秋时贵族还经常用作礼服，用来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如晋文公接受周襄王的册命，曾“端委以入”（《国语·周语上》）；“阳穀之会，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诸侯”（《穀梁传·僖公三年》）；刘定公对赵文子说：“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左传·昭公十年》）；董安于说：“及臣之长也，端委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国语·晋语九》）；子贡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左传·哀公七年》）。由此可见，“冠礼”的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表示从此可“以治民”和“以治周礼”了。所以《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

行“冠礼”时再次戴上的皮弁，也是周族人上古时的一种帽子。《士冠礼》：“皮弁服，素积缁带，素。”郑玄注说：“皮弁者，以白鹿皮为冠，象上古也。”孔颖达正义说：“上古也者，谓三皇时，冒覆头，句（鉤）颔绕项。”《白虎通·绋冕》又说：“皮弁者……上古之时质，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积素以为裳也，言腰中辟（襞）积，至质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这种服装，主要有两部分：皮弁用白鹿皮制成，取其有花纹，其形式“冒覆头，鉤颔绕项”，很明显，是上古野蛮时代的一种皮帽，所谓“古之王者有务（鍪）而拘领者矣”^[7]；素积是素色的布积叠制成的裳，腰部依靠用折叠的襞积构成，也是上古一种原始的服装。

看来，周族在氏族制末期，就是穿着这种服装从事打猎和战斗的。《白虎通·绋冕》又说：皮弁素积，“征伐田猎，此皆服之”。《公羊传》何休注也认为“皮弁，武弁”（《宣公元年》）；“礼，皮弁以征不义，取禽兽行射”（《昭公二十五年》）；徐彦疏又说：“韩诗传亦有此文”（《成公二年》）。在比较原始的部落中，战斗和狩猎确是用着相同的服装的。到周建立国家以后，礼节上所用的服装，还多保存着旧有的形式。但逐渐有些变化和分化，后来这种皮帽就分化成了韦弁、皮弁、冠弁等三种。《周礼·司服》说：“凡兵事，韦弁服；眡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他们把“韦弁”用于有关军事的仪式，“皮弁”则已用到朝廷上去，只有“冠弁”仍然用于田猎上。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田猎用的“冠弁”，就是“玄冠而加弁”，这种皮弁即所谓皮冠，该是正确的。春秋时各国贵族田猎时所戴皮冠，也还和行“冠礼”时所戴的皮弁一样，保持着原始的式样^[8]，同时还保存着原始的风习，有下列三个故事足以证明：(www.daowen.com)

（1）有一次卫献公请孙文子、甯惠子来共进食，二人都穿着朝服侍候在朝，谁知天色很晚，卫献公再不召请，却独自在园囿中射鸿，二人跟从到园囿去见他，他“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左传·襄公十四年》）。

（2）有一次楚灵王在州来狩猎，后来赶到乾谿。“王皮冠、秦复陶（杜注：“秦所遗羽衣”）、翠被（杜注：“以翠羽饰被”）、豹舄（杜注：“以豹皮为履”），执鞭以出，仆折父（杜注：“楚大夫”）从，右尹子革夕（杜注：“子革，郑丹；夕，暮见”），王见之，去冠被，舍鞭（杜注：“敬大臣”），与之语”（《左传·昭公十二年》）。

（3）有一次齐景公在沛泽田猎，用弓来招呼虞人（掌山泽之官），虞人不进，景公派人把他捉来，他说：“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左传·昭公二十年》）。

楚灵王见右尹子革，“去冠被”，所以表示敬大臣；孙文子和甯惠子到园囿中去见卫献公，献公“不释皮冠”，二人就发怒。可知皮冠不仅是田猎的帽子，原来该是武装的帽子，所以在礼节上，即使与臣下相见也要脱帽。古时只有戴武装的帽子，见客要脱帽，如“郤至见客免胄”（《左传·成公十六年》）^[9]。

这样看来，行“冠礼”时再次戴上皮弁，原来的意义就是把他武装起来，以便从事田猎和战斗，因为“二十冠而成人”，需要“与戎事”了。

行“冠礼”时，第三次所加的爵弁，是一种祭服。《白虎通·绋冕》说：“爵弁者，周人宗庙之冠也。”它是一种平顶的帽子，与冕略同，所不同者，冕顶前低后高，爵弁则前后平，冕前有旒，弁没有旒。《礼记·杂记上》说：“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可知弁在礼节中，与冕的用处有相同之处，只是低一等而已。

《士冠礼》解释三次加冠弁说：“三加弥尊，谕其志也。”谕些什么志呢？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初次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再次加皮弁，无非表示从此有服兵役的义务，有参与保护贵族权利的责任；三次加爵弁，无非表示从此有在宗庙中参与祭祀的权利。因为当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冠礼”的举行，就是表示已具有参与“大事”的大志了。当时贵族的“冠”，既代表着他们的身份和特权，又代表着他们参与“大事”的大志，因此十分重视，直到死，还是要戴着，不能“免冠”。《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卫国发生内乱，“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在西周金文中，我们常见周天子把服饰车马等赏赐给大臣，其用途不外乎“用事”、“用兽（狩）”、“用政（征）”、“用岁”，例如：

易（锡）女（汝）玄衣黹（纯）、赤巿（韨）、朱黄（珩）、旂、攸勒，用事。（颂鼎）

易（锡）女（汝）鬯一卣、冖（冕）衣、市（黻）、舄、（车）、马，易（锡）乃且（祖）南公旂，用（狩）。（大盂鼎）

易（锡）女（汝）鬯一卣、裸圭（瓒）宝、朱市（韨）、悤黄（珩）、玉环……易（锡）女（汝）（茲）关（赠），用岁用政（征）。（毛公鼎）

周天子在对臣属下令的时候，赐给许多服饰车马，不仅是表示恩宠，更重要的是表示具体地授予了特权和任务。所谓“用事”是指所担任的职官的任务，所谓“用岁”是指周年祭典，所谓“用政（征）”是指出征，所谓“用（狩）”是指狩猎，古人是用狩猎作为军事训练的。所谓“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穀梁传·昭公八年》）。当时周天子赏赐服饰的用途，不外乎“用事”、“用岁”、“用征”、“用狩”，同样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当“冠礼”举行时，由宾客三次加冠弁，当然不同于周天子赐予服饰，但是，其实际意义，也是代表贵族具体地表示授予特权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