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大蒐礼”的具体礼节谈起。我们从《周礼·大司马》、《穀梁传·昭公八年》记载和《诗经·小雅·车攻》的《毛传》中，可以看到这种“礼”的具体礼节。

《周礼·大司马》所载“大蒐礼”，是按四季分述的，每季又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是教练和检阅之礼，后半部是借用田猎演习之礼。据说，仲春的教练之礼叫“振旅”，由“司马以旗致民”，着重于“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仲春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蒐田”，要“表貉”（立表而祭祀）、“誓民”，然后鸣鼓用火围攻。仲夏的教练之礼叫“教茇舍”（军舍），着重于夜间训练，由群吏选数车徒，着重于“辨名号之用”，“以辨军之夜事”；仲夏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苗田”，用车围攻。仲秋的教练之礼叫“教治兵”，着重于“辨旗物之用”；仲秋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狝田”，用罗网猎取。仲冬的教练之礼叫“教大阅”，车徒有比较完备的训练；仲冬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狩田”，有比较完备的围猎方式。《周礼》这部分记载，虽然不免有勉强凑合、整齐划一的地方，也还能具体反映“大蒐礼”的真实情况。

根据《周礼·大司马》仲冬“教大阅”一节，可见“大蒐礼”前半部教练之礼（即“阅兵式”）大体如下：

（1）建筑教场，树立标木：在场一边树立标木四根，叫做“表”，以便校正军队行列和指挥其行动。

（2）建旗集合，排列阵势：由司马建旗于后“表”，作为集合信号，由群吏率领所属集合。到“质明”（鸡鸣后、食时前）时，把旗收下，检点人员，排列阵势，全体坐下。

（3）阵前誓师：由群吏在阵前听誓。宣誓前要斩牲。宣誓大意是：“不用命者斩之。”

（4）教练进退和作战：由中军元帅击鼙（小鼓）指挥。元帅击鼙，鼓人就击鼓三次，司马就振铎，群吏就举旗，于是“车徒皆作（起）”。等到鼙鼓打着“行”的音节，就鸣镯，于是“车徒皆行”，从末一根“表”前行到第二“表”为止。再经鼓人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下旗，于是“车徒皆坐”。接着又由鼓人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举旗，“车徒皆作”。等到鼙鼓打着“进”的音节，就鸣镯，于是“车骤徒趋”，这比“车徒皆行”要快些，从第二“表”前进到第三“表”为止。随后又如前一样“车徒皆坐”，接着又如前一样“车徒皆作”。等到鼙鼓打着“驰”的音节，于是“车驰徒走”，“走”是“奔”的意思，《释名·释姿容》说：“疾趋曰走”，也即《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车驰卒奔”，这比“车骤徒趋”又要快些，从第三“表”向前驰奔到最前“表”为止。这样，就象征地到了最前线，于是鼓发出“戒”的信号三通，车上甲士就拉弓发矢三次，步卒用戈矛刺击三次，所谓“鼓戒三阕，车三发，徒三刺”，这样操练才算完毕。随后，鼓打着“退”的音节，鸣铙，车徒逐步退却，退到末一根“表”为止。从这里，使我们不但具体地看到当时车徒的操练情形，也还具体地可以看到车战时指挥进退和作战的情况。这都可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

至于“大蒐礼”后半部借用田猎演习的情况，根据《周礼》、《穀梁传》和《毛传》，大体如下：

（1）建筑围猎场所：在猎场周围建造有栅栏，作为围墙，叫做“防”。《穀梁传》说：“艾兰以为防。”“艾”当读为“刈”，“兰”当读为“阑”或“栏”，即斩割木条编成栅栏作为围墙的意思。《毛传》所说“大芟草以为防”，《穀梁传》旧注把“兰”解释为“香草”，都是错误的。鄂温克人在一百多年前还采用造栅栏来围猎的方法。汉代天子“校猎”，也还“以木相贯穿，总为阑校，遮止禽兽而猎取之”（《汉书·司马相如传》颜注）。

（2）建置军舍和军门：军舍系临时拔除野草后建置，《周礼》称为“茇舍”，也即《左传·僖公十五年》的“拔舍”（杜注：“拔草舍止”）。这种军舍当是帐篷，即《周礼·幕人》所谓“凡田役，共其帷幕幄帟绶”，《周礼·掌次》所谓“师田则张幕”，亦即《左传·昭公十三年》所说“幄幕”（杜注：“幄幕，军旅之帐”）。在军舍周围建有壁垒，叫做“和”。在“和”的东西两面用旗杆作为门柱，设有左右两个军门，《周礼》所谓“以旌为左右和之门”，《穀梁传》所谓“置旃以为辕门”，《毛传》所谓“褐缠旃以为门”。

（3）依次出军门，分列左右，排列成阵：阵势排列时，由有司端正其出入行列，由群吏执旗率领所属，划分区域而屯驻，每支以车徒分别为前后二屯。在较险的荒野以步兵为主，徒居前，车居后；在平易的荒野以车为主，车居前，徒居后。

（4）猎场周围设置驱逆之车：目的在驱逐禽兽，使便于围猎，不逃出“防”外^[2]。

（5）阵前立“表”祭祀，并誓师：立“表”祭祀叫“表貉”。“誓”中具体发布禁令，具有法律的性质。《礼记·月令》季秋之月说：“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誓师时司徒要在腰中插扑，扑就是处罚的刑具。^[3]

（6）进军狩猎：由中军元帅击鼙，鼓人三鼓，司马振铎，于是“车徒皆作”。等到鼓打着“行”的音节，“车徒皆行”。随后，车徒前进，射击禽兽。按规定，追逐野兽不能出“防”，《穀梁传》所谓“过防弗逐，不从奔”，《毛传》所谓“田不出防，不逐奔”。^[4]发射时应按等级为次序，《毛传》所谓“天子发然后诸侯发，诸侯发然后大夫士发”。否则将被认为失礼。按礼，射杀禽兽还应射中一定部位，要不伤面部，不损坏毛，完整地擒住。《穀梁传》所谓“面伤不献，践（翦）毛不献，不成禽（擒）不献”。《毛传》还把射杀的方法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左膘（小腹左边肉）射到右腢（右肩前的骨），中心对穿，死得快而鲜洁，这是“上杀”；如果从右膘射到右耳下根，没有射中心，这是“中杀”；如果从左髀（腿骨）射到右（肋骨），中了肠胃，有污水流出，这是“下杀”。

（7）凯旋：凯旋时，击鼓奏“”乐，车徒都欢呼。所谓“鼓皆，车徒皆噪”。“”本亦作“骇”（《经典释文》），当即“陔”，“陔”亦称“陔夏”、“祴夏”（《仪礼》郑注），“陔夏”原为用鼓或钟鼓节奏的乐调，《仪礼·乡射礼》郑注说：“陔夏者，天子诸侯以钟鼓，大夫士鼓而已。”这种乐调的特点是声响而短促，又连续不断，以表示欢乐。所以《周礼》郑注说：“疾雷击鼓曰。”

（8）献禽：如同战胜后献俘一样。《周礼》说：“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取左耳”也和战争时取“馘”相同。“馘”字从“首”，或从“耳”，《说文》说：“军战断耳也。”《大雅·皇矣》《毛传》又说：“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周礼》说仲春“献禽以祭社（社神）”，仲夏“献禽以享烝（宗庙的夏祭）”，仲秋“献禽以祀祊（四方之神）”，仲冬“献禽以享烝（宗庙的冬祭）”，这和战胜后献俘于社和宗庙是相同的。

（9）庆赏和处罚：《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军在城濮之战后，有献俘、授馘之礼，还有“饮至、大赏、徵会、讨贰”。“大蒐礼”除了有献禽和献左耳之礼外，同样有酒会、赏赐、处罚等节目。《左传·隐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杜注：“饮于庙以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足见“大蒐礼”同样有“饮至”之礼。“大蒐礼”也必须用军法处罚违法者^[5]。

这种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的“大蒐礼”，至少到春秋时代，还有如此举行的。因为这样以车战为主的战争方式，到战国时代已经没有了。从这里，使我们不但具体地看到当时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的情形，也还可以推想到当时战争前排列阵势、誓师等情况，以及凯旋后献禽、庆赏等情况。

《周礼》把春、夏、秋、冬四季的“大蒐礼”，分别称为“蒐田”、“苗田”、“狝田”、“狩田”，是有根据的。《尔雅·释天》也说：“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左传·隐公五年》载臧僖伯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所谓“讲事”，“讲”的是军事。《国语·齐语》也说：“春以蒐（一作獀）振旅，秋以狝治兵。”《国语·周语上》载仲山父又说：“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弥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也。”“弥于既烝”，是说“狝”在秋季新谷登场之后举行；“狩于毕时”，是说“狩”在冬季农务完毕之后举行；同样把“狝”作为秋季田猎的名称，“狩”作为冬季田猎的名称。只是《公羊传》和《穀梁传》上存有异说。《公羊传·桓公四年》说：“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而《穀梁传·桓公四年》又说：“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看来，当《公羊传》和《穀梁传》在汉初写定时，对四季田猎的名称已不很清楚了。

蒐、苗、狝、猎等四季田猎名称的得名，据说是由于田猎方式的不同。据《周礼·大司马》的叙述，仲春“蒐田”用火，仲夏“苗田”用车，仲秋“狝田”用网，仲冬“狩田”用车徒列阵围猎。《说苑·修文》曾解释说：

苗者毛也取之，春蒐者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

苗者毛也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www.daowen.com)

关于“苗”，除了这里用“毛也取之”解说外，还有用“为苗除害”解说的（《左传》杜注、《尔雅》郭注、《穀梁传》范注）。关于“狝”，多数注释家都按《尔雅·释诂》用“杀”来解说，如《周礼·大司马》郑注说：“狝，杀也。……秋田主用罔（网），中杀者多也。”至于“蒐”，或作“搜”，如《淮南子·泰族训》说：“时搜振旅，以习用兵也。”《汉书·刑法志》也说：“春振旅以搜。”“蒐”与“搜”，并声近义同。《白虎通》解释说：“秋谓之蒐何？搜索肥者也”（《左传·隐公五年》正义引）。至于“狩”，古与“兽”通用，《尔雅·释天》说：“火田为狩”，许多注释家都用围猎来解说，很对。如《国语·周语上》韦注说：“冬田曰狩，围守而取之。”《左传·隐公五年》杜注也说：“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而取之，无所择也。”

这样的把蒐、苗、狝、狩作为四季不同的狩猎名称，同时又作为不同方式的狩猎名称，是有根据的。原始部落以狩猎作为其生产手段的时候，大规模的集体狩猎是按季节来进行。他们按照长期累积的经验，适应当时各个季节野兽生长和活动的规律，分别安排不同的狩猎地区、狩猎对象，和采取不同的狩猎方式。例如居住在大、小兴安岭一带的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把二月、三月的春季称为“打鹿胎期”，五月至七月的夏季称为“打鹿茸期”，九月到落雪的秋季称为“鹿围期”，落雪以后的冬季称为“打皮子期”或“打灰鼠期”^[6]。从他们把春天作为“打鹿胎期”看来，“春蒐”原来也该是搜索兽胎的，所谓“春蒐者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当是后来改进的办法。

“蒐”和“狩”一样，原来都是一种田猎的名称，后来所以会成为军事训练和演习的名称，因为我国古代早期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就是借用田猎来进行的。《穀梁传·昭公八年》说：“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礼记·仲尼燕居》也说：“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7]

为什么军事训练和演习可以借用田猎来举行呢？战争最初出现于原始公社制瓦解时期，所用武器就是狩猎工具，战争方式也和集体围猎相同。等到国家产生，军队成为国家统治工具，进攻成为掠夺手段，军队组织有进一步加强，战争方式有进一步发展，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战争武器还和田猎工具相同，战争方式还和田猎方式相同。古时“田”字和“陈”字同音通用，如齐国的陈氏或作田氏，《小雅·信南山》：“维禹甸之”，《韩诗》“甸”作“陈”，《说文》说：“田，陈也。”“田”的原义是田猎，其所以会和“陈”音同通用，因为出于同一语源，原先集体田猎是和战争一样要排列阵势的。这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左传·文公十年》载宋、郑两国君追随楚王“田孟诸”的情况，“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杜注：“盂，田猎陈名。”沈钦韩说：“盂取迂曲之义，盖圆陈也。”^[8]田猎和战争用着同样的装备，同样要排列阵势，进攻时同样要驾车追逐射击，对目标又同样要采用搜捕方式，《郑风·大叔于田》所描写的，就是田猎中驾车追逐射击和搜捕的情况。狩猎时如同战争一样，必须服从指挥，违命者要依军法处罚。这到春秋时也还如此，《左传·文公十年》载：宋、郑两国君随从楚王“田孟诸”，“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这时由楚国大臣当左右司马来指挥田猎，因为宋君违命，杀了宋君的仆人，为了“当官而行”，虽是国君也不能免罚。田猎时，把所要搜捕的目标叫“丑”，如《小雅·吉日》说：“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从其群丑”；作战时也把所要搜捕的敌人叫“丑”，如《小雅·出车》和《小雅·采芑》在叙述战争胜利和取得俘虏时，都说“执讯获丑”。田猎时把擒获鸟兽称为“禽”或“获”，战争时也把擒获敌人称为“禽”或“获”。古时田猎和战争方式基本相同，因此很自然地会借用田猎来作为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的手段，形成了“大蒐礼”。

在我国古代，“大蒐礼”最初举行时，应该如古文献所载，是按季节进行的。其中以冬季农隙时间举行的规模较大，比较重要。类似的情况，我们从后世少数民族中还能看到。清朝在没有入关之前，每年要举行三四次大规模的狩猎，这种狩猎同样具有军事训练和演习的性质。最常见的集体行猎时节是在冬季农隙的时间，春秋两季也有，夏季较少，夏季中五月已少，六月则绝无。每次行猎时间，最常见的是十天左右，少则三四天，多则二十至三十天。他们行猎队伍的组织也采用军事的编制，太祖时把部众每三百个人立一牛录额真管理，就是后来的佐领，为八旗制度的基本单位。他们行猎的纪律也和行军纪律一样，违反纪律的也要按轻重处罚。入关以后这种礼俗逐渐衰替。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上谕说：“围猎以讲武，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看马之肥瘠酌量行围。……所获禽兽，均行分给，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也还保存着原始礼俗的残余^[9]。清朝这种借用行猎来进行军事训练的礼俗，和我国古代早期的“大蒐礼”是差不多的。

看来，季节性的“大蒐礼”，西周时代还在举行。前引《国语·周语上》仲山父的话：“蒐于农隙”，“狝于既烝，狩于毕时”，可为明证。大盂鼎记述周王说：

易（锡）女（汝）鬯一卣、冖（冕）衣、市（黻）、舄、輚（车）、马。易（锡）乃且（祖）南公旂，用。

“”当读为“兽”，也即“狩”。周王如此郑重地把服装、车马，连同盂的祖父南公的旗，赏给盂，用于“狩”。这个“狩”一定不是一般的狩猎，而是具有军事训练性质的“大蒐礼”^[10]。商器宰簋说：

王来兽，自豆录（麓），才（在）（次），王乡酉（酒），王（即“光”，读为“贶”）宰贝五朋。

这个兽也当读为“狩”。这里既说：“王来狩”，又说：“自豆麓，在（次）”，“（次）”是指军队驻防地，很明显，这次商王“来狩”，并非一般狩猎性质，是为了校阅驻防在一带的军队，也是举行“大蒐礼”。“王乡酉（酒）”，是说在“大蒐礼”完毕后，举行酒会，也就是举行“乡饮酒礼”。可知“大蒐礼”在商代已在举行。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克商后也已举行，见于《逸周书·世俘解》。

《左传·定公四年》述及成王分封康叔于卫的情况说：

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

“王之东蒐”，杜注：“王东巡守（狩）以助祭泰山。”孔疏：“王巡守者，诸侯为王守土，天子以时出巡行之。今言蒐，则王之巡守，亦因田猎以教习兵士。”我们认为“东蒐”，即指王到东土举行“大蒐礼”，也就是“巡狩”。西周在卫国驻有八师军队，即禹鼎所说“王迺命西六、殷八”的“殷八”，“殷八”驻防在东土，是用来统治东土和征伐东夷的，如小臣簋说：“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征东夷。”西周在卫既然驻有八师重兵，那么“王之东蒐”，显然就是举行具有军事检阅和演习性质的“大蒐礼”了。

每年按季节举行的“大蒐礼”不知在何时取消的。到春秋时，已只有临时举行的“大蒐礼”了。春秋时临时举行的“大蒐礼”，有的仍然借用田猎来进行的，《穀梁传·昭公八年》用“因蒐狩以习用武事”来解释“秋蒐于红”，并且详细叙述了“大蒐礼”中狩猎的礼节，应该是有根据的。《毛传》所说“大蒐礼”中“诸侯发然后大夫士发”的礼节，在春秋时一般狩猎中也还有实行的。《左传·成公十七年》载：

（晋）厉公田，与妇人先杀而饮酒，然后使大夫杀（杜注：“传言厉公无道，先妇人而卿佐”）。

这就是因为晋厉公没有按照这种礼节，在“与妇人先杀”之后“使大夫杀”，便被认为“无道”了。同时，不借用田猎，纯粹是军事检阅和演习的“大蒐礼”也已出现。春秋时又把“大蒐”称为“大阅”、“治兵”，如《春秋·桓公六年》载：八月壬午“大阅”，《左传》也说这年“秋大阅”；《春秋·庄公八年》又载：正月甲午“治兵”。也有把凯旋时的检阅称为“振旅”的，如《左传·隐公五年》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公羊传·庄公八年》也说：“出曰祠（治）兵，入曰振旅。”《国语·晋语六》又说：“邲之战，三军不振旅。”韦注：“师败军散，故不能振旅而入。”这种称为“大阅”、“治兵”、“振旅”的检阅礼，就不必有借用田猎来演习的部分。《公羊传·桓公六年》说：“大阅者何？简车徒也。”同时有些称为“大蒐”的，也不必有借用田猎来演习的部分。《公羊传·昭公八年》也说：“蒐者何？简车徒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子产为了火灾所主持的一次“大蒐简兵”，在郑的国都举行，因检阅的“庭”（大蒐之场）小，拆除了子太叔所有宗庙北边的墙，当“火之作也，子产授兵登陴”。这个在郑的国都一个“庭”上举行的“大蒐礼”，显然已与田猎无关而是一种纯粹的军事检阅了^[11]。“大蒐礼”由借用田猎来进行，变为纯粹的军事检阅与演习，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上述《周礼》所载“大蒐礼”有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属于教练和检阅性质，称为“振旅”、“治兵”、“大阅”等，大概春秋时代称为“大阅”、“治兵”和“大蒐简兵”的，就是着重举行了前半部，而略去了后半的田猎部分。

根据上面的论述，关于“大蒐礼”的演变，可以归结成下列三点：

（1）原来“大蒐礼”的具体礼节，除了检阅军队以外，还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因为当时田猎方式与战争方式基本相同，可以很方便地借来训练战士。

（2）最初“大蒐礼”沿袭过去集体狩猎的习惯，按季节举行，以冬季农隙时间举行的较为重要，春秋两季也有，夏季较少。各个季节狩猎方式略有不同，有“蒐”、“苗”、“狝”、“狩”等称谓。

（3）春秋时按季节举行的“大蒐礼”已衰落，只有临时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而举行的。其中仍有借用田猎来举行的，但已多不用田猎，成为纯粹的军事检阅和演习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