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代贵族的大学，根据可靠的史料，结合礼书的记述，很清楚有下列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园林中有鸟兽集居，水池中有鱼鸟集居。

辟雍中高地上的建筑，也叫明堂。《大戴礼记·盛德》说：“明堂者……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外水曰辟雍。”《韩诗说》也说：辟雍“圆如璧，壅之以水”，“立明堂于中”，“盖以茅”^[3]。《吕氏春秋·召类》说：“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吕氏春秋·慎大》又说：“周明堂外户不闭。”《淮南子·主术训》又说：“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史记·封禅书》记述汉武帝时公带所献明堂图，“中有一殿，四周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基本上和《大戴礼记》、《韩诗说》、《吕氏春秋》、《淮南子》相合。辟雍四周环绕以水，它是开凿出来的，也叫做池。“池”本来指逶迤曲折的小河，也有“穿地通水”^[4]的意思，所以环城的河也叫池，如《陈风·东门之池》毛传：“池，城池也。”辟雍因为四周环绕有池，也或称为辟池。《史记·封禅书》说：“沣（酆）滈（鄗）有昭明、天子辟池”，索隐说：“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池。”

上述辟雍的特殊结构，在金文中也有明证。静簋说：“王令静司射学宫”，又说：“射于大池”，分明大池即在学宫之中。遹簋说：“穆王才（在）京，乎渔于大池”，这个在京的大池，也该指辟雍中的大池。麦尊说：“才（在）璧（辟）（雍），王乘于舟”，一定是辟雍中有大池，王才能乘于舟。

《礼记·王制》说：“大学在郊”，“诸侯曰頖宫”。《礼记·明堂位》也说：“頖宫，周学也。”泮宫的结构也和辟雍差不多，从来有四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西南两面有水环绕，《说文》说：“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南为水，东北为墙。”一种认为东西南三面有水环绕，《鲁颂·泮水》郑笺说：“泮之言半也，半水者，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也。”一种认为西北两面有水环绕，刘向《五经通义》说：“诸侯不得观四方，故缺东以南，半天子之学，故曰頖官。”^[5]一种认为只有南面有弧形的水，《白虎通·辟雍》说：“诸侯曰泮宫者，半于天子宫也……半者象璜也，独南面礼仪之方有水耳，其余壅之。”后世称学宫为黉，即取义于象璜。在这四种说法中，闻一多采取了三面环水之说，并认为泮宫和辟雍是异名同实的。他说：

他还以大丰簋“王又（有）大丰，王凡三方”为证，认为“麦尊记王在辟雍乘舟为大丰，此亦言大丰，则凡疑读为泛，谓王在辟雍中泛舟也”。所谓“王泛三方”，因为辟雍和泮宫一样三面环水^[6]。

第二个特点，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

东汉末年学者卢植、蔡邕、颍容、贾逵、服虔等，都认为太庙、大学、辟雍、明堂、灵台是“异名而同事”。蔡邕《明堂月令论》^[7]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清代学者惠栋著《明堂大道录》一书，对此有更详细的考证。从西周金文看来，西周时宗庙和辟雍显已不是一物，但是，很清楚的，辟雍确是当时贵族成员公共活动的场所和贵族子弟学习的场所。

《韩诗说》说：“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事三老五更。”《白虎通·辟雍》说：“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说文》又说：“雝，天子飨饮辟雝也。”“泮，诸侯飨射之宫”。“侯，春飨所射侯也”。各书的所谓“飨”或“乡”，便是乡饮酒礼，《说文》：“飨，乡饮酒也。”所谓“射”，是指乡射礼。当时辟雍和泮宫，是天子、诸侯带同贵族举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之处。古时乡饮酒礼和乡射礼往往是联类举行的，《礼记·射义》所谓“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这两种礼，虽然具体目的有些不同，乡饮酒在于“尚齿”和养老，乡射在于“尚功”和练武，《礼记·王制》所谓“习射上功，习乡上齿”，但是总目的还是相同的，就是在于加强贵族的团结和战斗力，所以《礼记·乐记》说：“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说：“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昏义》说：“和于射乡。”段玉裁著《说文飨字解》（收入《经韵楼集》），曾对此有较详细的阐释。他认为：《说文》所说“泮，诸侯飨射之宫”，是兼乡饮酒和乡射两礼而言的；《说文》所说“雝，天子飨饮辟雝”，是从乡饮酒礼概括乡射礼而言的；《说文》“侯，春飨所射侯”，是把两礼联类而言的。

西周、春秋时，贵族确把大学作为举行乡饮酒礼之处。《礼记·乐记》说：“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这就是大学中行乡饮酒礼时尊老的具体表现。其实，举行这种乡饮酒礼的目的，原来不仅在于尊老，更重要的，是为了商量国家大事。《礼记·王制》说：“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注：“告祖也”），受成于学（注：“定兵谋也”）。”怎样“受成于学”，在学校中“定兵谋”呢？就是通过这种“乡饮酒礼”方式的酒会，与贵族的长老们会商决定的。《鲁颂·泮水》说：“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郑笺：“在泮饮酒者，征先生君子，与之行饮酒之礼，而因以谋事也。”鲁侯召集先生君子们在泮宫行饮酒之礼，所谋的就是“屈此群丑”的事，也就是征伐淮夷的事，所以下文谈的都是有关征伐淮夷的事。由此可见，这种乡饮酒礼实际上是一种商讨大事的酒会。《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这种“乡校”只是“国人”的学校，但是，因为“校”是公共活动和学习的场所，“国人”也经常在这里议论国家大事，甚至评论到执政所推行各种政策的好坏。

古时确又把大学作为举行射礼和习射之处。《周礼·诸子》说：“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倅（萃），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礼记·燕义》同，郑注都说：“学，大学也；射，射宫也。”其实，射宫就是大学中的厅堂，前后两句，前称“学”，后称“射”，只是行文的变化。《礼记·射义》又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所谓“泽”，即是辟雍的大池；所谓“射宫”，就是辟雍中的厅堂，因常为习射之所，故名，犹如学校之或称为序，或称为榭。

古时贵族射猎，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练习武艺，具有军事演习、检阅军队或部署战斗的性质，所谓“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礼记·月令》季秋之月）；“大田之礼，简众也”（《周礼·大宗伯》）。一是供给祭祀，所谓“惟君用鲜，众给而已”（《左传·襄公三十年》，杜注：“鲜，野兽”）；“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穀梁传·桓公四年》）。《尚书大传》卷三（陈寿祺辑本）对此有详细说明：

传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所以共（供）承宗庙，示不忘武备，又因以为田除害。鲜者何也？秋取尝也。……习斗也者，男子之事也……故于蒐狩以闲之也。……凡祭，取馀获陈于泽（郑注：泽，射宫也），然后卿大夫相与射。……乡之取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于泽，揖让之取也。

这里说：在园囿中习射是“勇力之取”，有练习武艺性质；在学宫中习射是“揖让之取”，有行礼的性质。实际上，在当时贵族看来，练习武艺和行礼，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穀梁传·昭公八年》也有相类的论述：

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面伤不献，不成禽（擒）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

在蒐狩中“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便是礼的规定。

《射义》所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在西周金文中也有明证。静簋所说的“射于大池”，即是“射于泽”。麦尊说：“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鸿），禽（擒）。”就是说：天子为了“大丰”的祭祀，亲自到辟雍中射于泽，射中了大鸿，而且擒住了。所以必须说明在“射”之后“禽”住，因为按礼“不成禽不献”的。“大丰”，或者释为“大礼”，或者释为“大封”，都不确切，疑即祈求大丰年的祭典，犹如商代的“年”之祭。《礼记·月令》记季春之月说：(www.daowen.com)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所说“为麦祈实”，也即祈求麦的丰收。举行祈求大丰的典礼，需要“天子始乘舟”，亲自射擒水生动物，所以麦尊特别说明：“王乘于舟，为大丰”；大丰簋又特别叙述：“王又（有）大丰，王凡（泛）三方”。这种祈求“大丰”的典礼，大概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渔猎生产活动中。后来我国有些少数民族还保留有这种礼俗，例如辽代有头鹅宴和头鱼宴，就是用来表示辽主带头从事渔猎，并把辽主首次亲自擒获的鹅和鱼用来祭祀，以祈求丰收的。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牛鱼”条说：“辽主达鲁河钓牛鱼，以其得否，为岁占好恶。”按“丰”、“豊”（礼）两字，在金文中字形相同，作为地名的“丰”，所说“丰年”的“丰”都是同样写法。麦尊、大丰簋所说的“大丰”，多数学者都释作“大礼”，我认为不妥。麦尊所说“王乘于舟，为大丰”，与《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正相合。

在西周的大学中，除了举行饮酒礼、射礼以外，也还举行献俘的庆功典礼。《礼记·王制》说：

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泮水》说：“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即是《王制》所说“以讯馘告”。《泮水》又说：“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在泮献功。”可知古代献俘的庆功典礼，除了在宗庙举行外，确有在学宫举行的。

古代学宫中也还举行尊敬先师的典礼。《吕氏春秋·尊师》说：“天子入大学，祭先圣，则齿尝为师者，弗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

古代在学宫中举行的礼，如饮酒礼、射礼等，带有敬老养老、会商大事、练习武艺、选拔人才的性质，祭祀先师具有尊师的性质，献俘礼具有庆功的性质。乡饮酒礼和乡射礼都用乐陪奏的。祭祀先师的礼叫“释菜”，也用乐舞，《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命乐正习舞释菜”。献俘的凯旋礼也有恺乐和恺歌，城濮之战，晋国胜利后，曾“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恺”即是“岂”，《说文》，“岂，还师振旅乐也。”所有这些欢庆的礼节，都必须有音乐或舞蹈。因此在学宫中，在讲究“礼”的同时，很讲究“乐”。《大雅·灵台》说：“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乐官名）奏公（工）。”这里所叙述辟雍中弦歌不辍的情况，确是十分热闹。

《孟子》论述井田制时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其实不仅“序”的原义是习射之所，“校”的原义也是射猎练武的场所。孟子所谓庠、序、校，是古代村社成员集会和活动的场所，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和学校的性质。西周贵族的学校，也是贵族成员集会活动的场所，并为贵族子弟学习的场所。其建筑所以要造成厅堂式，就是为了便于群众活动，更是为了便于习射；其所以要建有园林和水池，也是为了习射的需要。

第三个特点，西周大学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为主要。

上面已经谈过，西周大学是贵族成员集会、行礼、作乐、聚餐、习射的场所，因此，贵族子弟要学习成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必要的知识、技能，这里是最好的实习地方。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又因为在礼乐和射御中，乐和射的技术性较强，需要多加练习。

《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命乐正入学习舞”，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季秋之月“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这里把学校作为练习音乐舞蹈之处，而由乐官担任教导。《周礼·大司乐》说：“掌成均（韵）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又说用“乐德”、“乐语”、“乐舞”来教授国之子弟。也同样把乐官作为治理“学政”的教官，以音乐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礼记·王制》说：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不仅把乐官作为教官，而且把教学内容扩大到了“礼”和“诗书”。俞正燮著《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认为“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内则》学义亦正如此，汉人所造《王制》《学记》亦止如此”^[8]。当时贵族大学以“弦歌”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是事实，所以《左传·昭公九年》说：“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但不能说“乐之外无所谓学”，因为西周大学的教学，在礼乐之外更有射，而且射更为重要。

前面已经谈过，辟雍是西周贵族经常射猎之所，因此也是贵族子弟学习射猎之所。前引静簋铭文就说：周天子命令静在学宫中司射，由小子、服、小臣、夷仆等学射；后来周天子和小子等到大池会射，以考验静的教学效果。经考验，静的教学效果很不差，周王因把鞞赏赐给他。可知当时大学由周天子直接管理，时常要命令臣下去教学，也还要检查呢！

从上述西周大学的三个特点来看，其设施是比较原始的，以茅草盖的厅堂为主，周围有园林和水池；其规模也是比较原始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的性质，为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说明这时学校还没有专业化，是和贵族的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的。西周大学中的贵族公共活动，以射猎、行礼、奏乐、舞蹈为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也以乐与射为主，尤以射为重要。这是和贵族教育子弟的目的有关的，因为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统治者，而礼乐正是当时贵族巩固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同时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军队的骨干，用来保护既得的特权，而射猎正是军事训练，舞蹈也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所举行的“射礼”，就是以进行军事训练和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所以到春秋时代，有的国家还把“敬教劝学”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政策之一。例如《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