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山西曲沃北赵晋穆侯墓中出土楚公逆编钟八件，铭文作：“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大工、四方首。楚公逆出，求厥用祀四方首，休，多擒。顉内乡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作龢燮锡钟百□。楚公逆其万年用，保□大邦，永宝。”

这是说，楚公逆祭祀祖先、父亲、先世大臣和四方之神，用人首来祭祀的典礼，楚公逆因而出征，以求“用祀四方首”，就是要取得“用”于祭祀四方之神的首级。结果成功，擒获很多。因此顉进贡了赤金（即铜）九万钧，楚公逆用来铸造许多的钟。一钧是三十斤，九万钧多到二百七十万斤，这个数字出于夸大。

宋代曾有楚公逆钟出土于湖北嘉鱼。孙诒让认为楚公逆即《楚世家》的熊咢。“逆”和“咢”音同通用。熊咢，《十二诸侯年表》作熊鄂，元年在周宣王二十九年（公元前七九九年），卒年在周宣王三十七年（公元前七九一年）。《楚世家》的索隐云：“噩音鄂，亦作咢”，可知熊咢原作“熊噩”。王国维依据楚公逆钟的出土地点，作出推论说：“案《楚世家》言熊绎居丹阳，至文王熊赀始都郢，中间无迁都事，惟言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越，至于鄂，乃立长子毋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卒，子熊挚红立，后六世至熊咢。今熊咢之器出于武昌者，武昌即鄂，盖熊渠之卒，熊挚红（即中子红）虽嗣父位，仍居所封之鄂，不居丹阳，越六世至熊咢，犹居于此，故有其遗器”（见《观堂集林》卷十八《夜雨楚公钟跋》）。王氏这一推论并不可信。若如王氏之说，熊挚红继嗣楚王，仍居于所封之鄂而不居丹阳，经历六世，熊咢犹居于鄂，实际上就是迁都，这样鄂就成为楚六世建都之地。楚原来建都于丹阳，在今湖北秭归东北，楚文王迁都于郢，在今湖北江陵西北，是在丹阳以东三百多里，鄂在今湖北鄂城，又在郢以东五百多里。楚将国都东迁，是为了便于向东开拓。但鄂为楚伐杨越而新得之地，远离本土而迁都于此，并不适宜。若熊挚红以后六世建都于鄂，文王不可能把国都向西迁移五百多里而建都于郢，而且从此长期建都于郢。看来熊挚红初封于鄂，居有宗族，建有宗庙，后来继嗣父位而为楚君，在鄂仍保留有宗庙，此后历世楚君来此祭祀，因而此地有楚公逆编钟出土。《楚世家》索隐引《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

《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看来熊渠以后，历世楚君不称“王”而称“公”，熊咢当宣王时，也还称“公”。到熊咢子熊仪，《楚世家》说“是为若敖”，开始改称为“敖”。若敖子熊坎，“是为霄敖”。霄敖子熊眴，“是为蚡冒”，蚡冒弟熊通杀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才开始恢复称王。

值得注意的是，楚国长期保留着原始的宗教信仰，保存着原始的礼俗。楚国礼俗重视祭祀四方之神，楚公逆钟称祭祀四方之神必须用新近擒杀的敌人首级，就是沿袭原始部族的“猎头”的风俗。楚公逆钟所说的四方之神，就是战国时代《楚帛书》所绘四季之神，就是开天辟地之神。王厚之《钟鼎款识》所载绍熙四年荣芑题跋，讲到宋代出土的楚公逆钟说：“钟高二尺有畸，纽上坐有裸鬼，盖雷神也。”这是因为见到宋代出土的楚公逆钟，开首说：“唯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大雷钟”，推定钟上“裸鬼”的纹样是雷神，其实该是四方之神。

[1] 拙作《中国上古史导论》曾采用此说，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上编。

[2] 现有《史记》各种版本，《屈原列传》有作“丹淅”的，也有作“丹阳”的，从索隐解释“丹、淅，二水名也。谓在丹水以北，淅水以南”来看，原本当作“丹淅”。

[3]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期。

[4] 《国语》韦注：“鲜牟，东夷国。”黄丕烈《国语札记》谓即《春秋·宣公九年》的根牟。杜注：“根牟，东夷国，今琅邪郡阳都县东有牟乡。”在今山东莒县西南。(www.daowen.com)

[5]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一解释说：“《史记·叔孙通传》索隐引贾逵曰：束茅以表位为（《说文》曰：，朝会束茅表位曰，引《春秋国语》曰：致茅。盖本此）。引之谨案：……窃谓置茅者，未盟之先，摈相者习仪也，习仪则必为位，故以茅表之。《汉书·叔孙通传》说朝仪曰：为緜蕞野外习之。如淳注曰：谓以茅翦树地为纂位尊卑之次也，引《春秋传》曰：置茅。颜师古曰：蕞与同。然则置茅之义，当与緜相似，盖为习仪而设也。……设望表者，豫为王及诸侯之位，以木表之。……昭十一年《左传》：朝有箸定，会有表，会朝之言，必闻于表箸之位。杜注曰：野会设表以为位，是其明证矣。”

[6] 《史记·鲁世家》载：“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史记·蒙恬列传》记蒙恬说：“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按周公一度去楚，当为事实。《左传·昭公七年》载：“公将往，梦襄公祖（杜注：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俞正燮《周公奔楚义》（《癸巳类稿》卷一）说：“然则襄公曾适楚，故祖导昭公，以见周公曾适楚，故祖以导襄公。”俞氏依据《左传》证明周公确有适楚之事，很对。但是俞氏以为周公奔楚即是《尚书·金縢》的居东，则是错误的。

[7] 《史记·楚世家》集解引服虔曰：“筚路，柴车，素木辂也。蓝缕言衣敝坏，其缕蓝蓝然也。”这样把蓝缕解释为敝坏的衣服，并非本义。《方言》卷四说：“以布无缘，敝而之，谓之褴褛。”又说：“褛谓之緻，裯谓之褴，无缘之衣谓之褴。”郭注：“褴褛，緻结也。袛裯敝衣亦谓褴褛。”

[8] 《史记·吴世家》载：“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汉书·地理志》也说：“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吴世家》索隐说：“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这个解释是错误的。这时荆蛮或楚蛮已经是种族的名称。

[9] 《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兴兵伐庸、杨粤，夺取土地分封三子，“皆江上楚蛮之地”。可知长江中游庸国和杨越的原住居民多数是“楚蛮”。

[10] 《国语·吴语》韦注：“句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郑语》曰：‘芈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路史·国名记丙》：“越，芈姓，古南越……非姒姓之越。”这样把于越、南越作为芈姓，并无确据。《史记·楚世家》说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可知长江中游的杨越即是楚蛮的一支，因而是芈姓。《古本竹书纪年》：“穆王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可知当时居于今鄱阳湖周围九江地区的杨越也称为越。

[11]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认为“”为“盖”的异文；“盖”与“奄”音同通用，以《墨子·耕柱》、《韩非子·说林上》的商盖即是商奄为证，是正确的。

[12]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