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因为对《逸周书》所说熊盈族发生误解，误认为楚原为淮夷，曾与奄、徐等国一起参与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把楚看作殷的同盟。事实上，楚不但没有参与这场大规模的叛乱，而且在周公平定叛乱之后，还曾卑躬屈膝参与周成王召集的盟会，因而楚得以列入周天子所属的诸侯。《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近年研究金文的学者，认为西周时代不存在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但是，根据一九七七年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出土的西周初年甲骨文中有“曰今秋楚子来告”看来，楚国之君确实曾被周人称为“子”。《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史记·周本纪》又说：周文王为西伯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鬻子即是鬻熊。可知周文王时楚君已被周人称为“子”，而楚君就以“子”的地位归附于周。到周成王时，只是通过盟会的仪式确定楚属于“子”的等级的诸侯而已。从西周初年的甲骨文看来，楚君还曾亲自朝见天子而有所报告，更有所贡献。周原出土甲骨文记载有：“其微、楚□氒，师氏受。”^[3]当是楚和另一个小国叫“微”的一起进献“”，而为周的师氏（军事长官）所接受。

周成王时期，周公在平定武庚、管、蔡及淮夷、徐戎的叛乱之后，就大规模推行分封制，分封诸侯，并在岐阳召集诸侯参加会盟，从而确立周天子统属诸侯的权威，以奠定西周建立新王朝的基础。《国语·晋语八》记载弭兵之盟，楚国争先歃血要做盟主，晋大夫叔向为此对赵文子讲起周成王在岐阳召集盟会的故事：“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牟（此从公序本，别本误作“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鲜牟即是根牟，东夷族^[4]。在这次周成王召集的岐阳盟会中，因为“楚为荆蛮”，受到歧视，以致地位和东夷族的鲜牟一样低下。楚国国君在盟会中担任了司仪的职司，在盟会举行之前，预先演习仪式时，由他按照尊卑的等级，用茅草树立在天子和诸侯的坐位上，即所谓“置茅”；在正式举行盟会前，由他用可以望见的木表标明尊卑的座位席次，即所谓“设望表”^[5]；到天子和诸侯入席以后，他就和鲜牟之君一起守望会场前的火炬，即所谓“守燎”。因此，楚国国君虽然参与了这次岐阳的盟会，实际上没有能够坐到会议席上，地位要比一般诸侯低下。这次岐阳的盟会具有奠定西周王朝统治权力的作用，又称为“岐阳之蒐”。《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灵王在申召集诸侯会盟，楚大夫椒举对楚灵王说：

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

椒举把“成有岐阳之蒐”和“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等等相提并论，可见这次“岐阳之蒐”十分重要。杜注：“周成王归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阳。”说明在这次岐阳的盟会上，不但举行了结盟的仪式，而且举行了大蒐礼。大蒐礼具有检阅军队、军事演习的性质，具有任命将帅、制定法律、公布国家大事的作用。在这种周成王召集的重要盟会上，楚国国君熊绎虽然所处的地位低下，毕竟是参与了，并确立了他从属于周天子的关系。

楚国尽管接受了周天子的分封，但是，它毕竟和当时周所分封的其他诸侯不同。因为它早已建国于荆山地区，这时周成王仅仅追认其既成事实，表面上确立从属关系而已，而楚国在这时，只是迫于刚创建的西周王朝的威势，表面上表示臣服而已。以周成王为首的姬姓贵族，因为楚是荆蛮，对它十分歧视，在盟会中把它和东夷族的鲜牟看得一样低下。因此，楚国对于周天子的从属关系是不牢固的，是暂时的。

当周成王的早年，周、楚之间的从属关系还勉强维持着。据说成王亲政以后，周公因有人谗言，一度出奔到楚，后来成王再把他请回来^[6]，说明周、楚之间关系还和好。

西周时代，周和楚之所以不断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原因在于双方。从楚国方面来看，这时楚正在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楚国原来立国于荆山地区，生产和生活的条件较差，但是楚国人民富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子革说：“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栾武子说：“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杜注：“筚路，柴车。蓝缕，敝衣。言此二君勤俭以启土。”^[7]筚路，是指就地取材，用竹木制作的车子。“蓝缕”即是“褴褛”，是指用布制作，简单朴素，没有边缘，缀结而成的衣服。后来引申为破旧之衣。若敖、蚡冒是楚武王以前的楚国国君，栾武子指出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说他们用艰苦创业的精神来开拓山林地区。这并不是从若敖、蚡冒之时开始的，从熊绎之时早就开始了。当时西周贵族在随从天子南下征伐楚国的时候，都以“孚金”作为目标之一，说明那时楚国生产的“金”（铜）的数量已不少，他们“以启山林”已取得相当的成效。

这时楚国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还有个有利条件，就是被称为“荆蛮”或“楚蛮”的一族人民居住的地区，早就不限于荆山一带，而分布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在长江下游吴国的原住居民是“荆蛮”^[8]，在长江中游杨越和庸国的原住居民也多数是“楚蛮”^[9]。“蛮”字，金文作“”，不从“虫”，从“言”和二个“糸”，只是指语言纠缠而难懂，并没有侮辱的意思。孟子因为农学家许行是楚人，说他是“南蛮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也还是这个意思。楚人芈姓，芈姓原是“祝融八姓”中分布在南方的一支。原来越也是芈姓。《世本》说：“越为芈姓，与楚同祖”（《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臣瓒说）。《国语·郑语》记史伯（即伯阳父）也说：“芈姓，夔、越。”《潜夫论·志氏姓》又说：“芈姓之裔……或封于夔，或封于越。”这个越，究竟是指哪一族人？或者认为是于越，或者认为是南越，我认为该是指原在长江中游的一支杨越^[10]。长江中游既是芈姓的“楚蛮”居住之地，如果楚国能够推行有利这个地区“楚蛮”人民的政策，就很容易得到他们的支持。当时楚国图谋扩展，关键就在于取得江、汉之间“楚蛮”人民的支持。

至于西周王朝，当然要防止和压制楚国的扩展，其办法不外两方面：一是直接出兵南下征伐，二是在南阳和汉阳两个地区分封诸侯，以限制楚向北、向东的扩展。在汉水东岸，对邓（曼姓，在今湖北襄樊北）、鄀（允姓，在今湖北钟祥西北）的分封，在汉水西岸，对谷（在今湖北谷城西北）、卢（妫姓，在今襄樊西南）的分封，用这些异姓诸侯作为限制楚扩展的第一道防线。在汉水以东的汉阳地区，分封有汉阳诸姬，如随（在今湖北随县）、唐（在今随县西北）等，作为限止楚扩展的第二道防线。在上述这些诸侯中，邓和随、唐都是比较强大的。

然而，西周王朝采用的这种压制楚国扩展的办法都没有起多大作用。周昭王晚年多次亲自率师南征楚国，最后一次大败，昭王也因此沉死于汉水中。《古本竹书纪年》载：

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初学记》卷七引）。

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引）。

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反（《太平御览》卷八七四引，《路史·发挥三》注引“清”作“有”）。

《史记·周本纪》也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所谓“南巡”或“南巡狩”，即是指南征楚国；所谓“不返”，就是死去而没有回来。这是周的史书的讳言。所谓“天大曀”，“夜清五色光贯紫微”，无非表示这是出于天命。这次周昭王统率的六师所以会惨败，该是回军渡汉水之际遇到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以致“丧六师于汉”，连昭王也沉死了。《吕氏春秋·音初》载：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

所谓“梁”，是指行军途中，在汉水上用船搭成的浮桥。“蔡”当作“祭”。所谓“梁败”，当时由于遇到突然袭击，浮桥被打得突然败坏，因而周昭王、祭公等人都落入汉水中。所说“振王”和“振蔡公”，只是拖起尸体而已。至于《帝王世纪》说：“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昭王等人因而沉死（《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又是后人讳饰之辞。正因为周人在回师渡过汉水之际遭到大规模的突然袭击，所以会“丧六师于汉”。(www.daowen.com)

这次楚军在周的回师途中能够在汉水突袭成功，使得周的六师丧失，周昭王因此沉死，取得如此重大胜利，该是楚国“甚得江汉间民和”的结果。

金文上有下列周天子亲自出征楚国的记载：

令簋：“隹王于伐楚白（伯），才炎。”

过伯簋：“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宝尊彝。”

御簋：“御从王南征伐楚荆，又（有）得，用作父戊宝尊彝。”

簋：“从王伐荆，孚（俘），用作簋。”

另有禽簋：“王伐侯”，“”字，近人或者以为“楚”的异文，不确^[11]。上述四器的制作都应在周昭王时，与古文献中记载昭王伐楚荆相合。周曾南征楚国，许多从征的大臣俘得大量铜器，用来铸造铜礼器，过伯簋所说“孚（俘）金”，固然是指夺得铜器，御簋所说“又（有）得”和簋所说“孚（俘）”，同样是指夺得铜器。说明当时西周向楚长途跋涉的征伐，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掠夺楚的铜器。因为这时南方的楚开矿和冶炼技术比较进步，铸造有不少铜器，成为西周贵族的掠夺对象之一。

到周夷王时，西周王朝走向衰落，而楚国由于“甚得江汉间民和”，得到了向长江中游扩展的机会。《史记·楚世家》说：

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世本》和《大戴礼记·帝系》都有类似的记载。《楚世家》索隐引《世本》，越章王作就章王，《大戴礼记·帝系》又作戚章王。熊渠分封三子为王，只有鄂王的鄂在今湖北鄂城，是可以确定的。句亶，《楚世家》集解引张莹说：“今江陵也”；越章或就章，宋翔凤以为即是春秋时代的豫章（《过庭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都没有确切的根据。《楚世家》既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又说“伐庸、杨粤至于鄂”，更说所封三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可知句亶和越章都该在长江中游。这是西周时代楚国得到重大扩展的时期。

到周宣王时，西周王朝曾集中兵力，向南战胜淮夷，向北战胜严允。在征伐严允的战役中，大臣方叔就调集兵车多到三千乘，《诗经·小雅·采芑》说：“方叔莅止，其车三千”，达到了西周用兵的最高数字。但是，周宣王始终没有向楚国用兵。《诗经·小雅·采芑》又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只是说方叔以征伐严允的威名，迫使楚国来畏服而已。周宣王防止楚国扩展的主要方法，就是在南阳分封强大的诸侯。在召伯虎率军战胜淮夷之后，周宣王就派他到南阳建筑都邑，开辟土田，把王舅申伯分封到那里，建立了强大的申国，目的就在于控制南方。《诗经·大雅·崧高》说：“于邑于谢，南国是戎”；“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看来这个办法曾取得一定的效果。到西周末年，在南阳的申吕二国已是南方的强国，它们的力量仅次于楚国。当西周将要灭亡的时候，史伯分析当时形势，曾列举成周四方周围的诸侯国，他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国语·郑语》）。排列次序大体上以强弱为先后。强大的申国的建立，对西周王朝来说，固然有利于控制南方，可以起防止楚国扩展的作用，但是也加剧了西周王朝的内部矛盾，后来西周终于被申国、曾国联合犬戎灭亡了。这时申、曾等国一度向南扩展，在今湖北京山曾经发现西周、东周之际曾国国君的墓，出土铜礼器的组合是九鼎七簋（应该缺一簋）^[12]，说明此时曾国占有的土地已深入到今汉水和涢水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楚国的势力确是暂时受到了压制，但是楚国依然是当时南方最大的强国。

西周末年史伯对答郑桓公的一席谈话，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周王朝衰落之后，兴起的将是芈姓的楚、姜姓的齐、姬姓的晋和嬴姓的秦，而对于楚国将兴的道理叙述得特别详细。他分析了祝融的后裔八姓，己、董、彭、秃四姓已灭亡，斟姓没有后代，妘、曹两姓“又无令闻，必不兴矣”，只有芈姓会兴起，而在芈姓之中，“唯荆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楚有什么“昭德”呢？他又说：

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国语·郑语》）。

《史记·楚世家》有相同的记载，只是叔熊作叔堪，季作季徇。熊严死后，伯霜即位，六年死去，三弟争立，仲雪死去，叔堪逃难于濮。根据史伯的话，可知楚大夫薳氏将要拥立叔熊，也没有成功，终于季得立。他认为季“又甚聪明和协”，功德高于以前的楚王，“必光启土”，也就是说必然能够发扬光大，开拓疆土。所谓“又甚聪明和协”，就是进一步推行先王“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政策，因而能够取得“必光启土”的效果。《国语·郑语》最末一段对史伯的分析作了总结，认为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如史伯的推断，“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蚠冒一作蚡冒，是季之后的第四代楚国国君。季在位二十二年，此后熊咢只有九年，若敖有二十七年，霄敖只有六年，蚡冒又有十七年。季、若敖、蚡冒三君在位年代较久，都是有为之君。季是“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若敖、蚡冒又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由此可见，对江汉之间“楚蛮”人民的“和协”，在山林地区的艰苦创业，这是西周时代楚国推行的传统政策，也就是史伯所说的“昭德”。正因为如此，楚国能够发展生产，开拓疆土，积蓄力量，奋发图强，为此后春秋时代楚国的大扩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