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楚的起源问题。关于这一问题，近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主张它起源于东方的，也有认为它产生于中原的，又有以为它成长于南方的。

楚起源于东方之说，首先是由郭沫若提出的。他依据周成王时的铜器令簋，认定楚即淮夷。令簋说：“隹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说：“此成王东伐淮夷践奄时器。楚即淮夷，淮、徐初本在淮水下游，为周人所迫，始溯江而上，至于鄂戆。炎当即春秋时郯国之故称，汉属东海郡，今为山东郯城县，县西南百里许有故郯城云。”这是主张楚原是淮夷，原在淮水下游，后来西迁的。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也有同样的看法，并举出《逸周书·作雒解》“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作为旁证，认为楚即是熊氏之国，郯即是谭，在今山东历城东南龙山镇。

这一说法，我在早年也很相信^[1]。现在看来证据薄弱，是不能成立的。《逸周书·作雒解》记载：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一作“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通作“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把熊盈解释为两族，认为徐是盈姓国，奄是熊姓国，“熊盈谓徐奄之同姓国”，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徐、奄二国都是嬴姓，亦即盈姓。《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正义：“《世本》文也。”《史记·秦本纪》称赢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和运奄氏，运奄氏当即奄氏。我们以其他史料和《逸周书》对比，可知熊盈族即指淮夷。例如：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史记·周本纪》）。

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国（《史记·齐世家》）。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史记·鲁世家》）。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书序》）。

用这些史料和《逸周书》对比，可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无疑是淮夷。《吕氏春秋·察微》说：

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高注：“东夷八国，附从二叔，不听王命，周公居摄三年伐奄，八国之中最大”）。

这里所说“东夷八国”和《逸周书》所说“熊盈族十有七国”是类似的。可知熊盈族即是东夷。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十八说：“据《吕览》则奄、徐之外，尚有六国，即淮上诸夷也。”这时淮夷族的小国很多，除了《吕氏春秋》说“东夷八国”和《逸周书》说熊盈族十七国以外，还有说五十国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

为什么淮夷又称为熊盈族呢？淮夷是嬴姓，见于《世本》（《路史·国名纪乙》少吴后嬴姓国“淮夷”条引）。“熊”和“嬴”是一声之转。刘师培《周书补正》卷三说：“熊者嬴之转，观《左传》宣八年夫人嬴氏，《公》（《公羊传》）、《穀》（《穀梁传》）作熊氏，则熊、盈、嬴三文通用。”《逸周书》所说熊盈族，并非指熊氏和盈姓两族，古代对于姓和氏有区别，熊氏是芈姓，如果要指两族的话，应该说“芈盈”，不该说“熊盈”。“熊盈”当即指嬴姓，“熊盈”两字原为一声之转，长言之，称为“熊盈”，短言之就只称为“盈”。《逸周书》的熊盈族只是指淮夷，并不包含熊氏的楚国在内。淮夷是嬴姓，楚国是芈姓，他们并非同族。因此我们认为，把楚作为淮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把楚包括在熊盈族之内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楚起源于东方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令簋所说的“隹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炎”的炎，肯定也不是郯或谭。(www.daowen.com)

楚产生于中原之说，首先是由清代宋翔凤提出的，见其所著《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过庭录》卷九）。认为楚最早的国都丹阳即是公元前三一二年秦大败楚军、俘虏楚将屈匄的地方，在今河南西峡以西的丹水以北地区。吕思勉《先秦史》，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的《春秋初楚都》和《春秋楚郢都辨疑》（收入《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都信从其说。吕先生认为旧说丹阳在今湖北秭归，“在当时，实非周之封略所及”（《先秦史》第一六三页）。我认为此说绝不可信，理由有下列两点：

第一，今西峡以西的丹阳，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文献，是个地区名称，不是都邑名称，它之所以称为丹阳，是因为在丹水之阳。《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丐，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先说击楚于丹阳，再说攻楚汉中，丹阳和汉中都是地区名称。《史记·张仪列传》载：“遂取丹阳、汉中之地。”将丹阳和汉中连称，明显两者都是地区名称。《史记·屈原列传》载：“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所谓丹淅^[2]，即是丹阳，因为这个地区介于丹水、淅水之间，所以又称丹淅。先秦文献上，始终没有在这个地区出现过丹阳都邑的记载，这个作为“丹阳”的地区名称也只是在这一次战役中出现过，而且又作“丹淅”。既然此地没有称为丹阳的都邑存在，那么，宋翔凤以为楚最早国都丹阳在此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第二，这个丹阳地区，正当春秋时代的少习（即战国以后的武关）东南，是东南方面出入西周时镐京的交通要道，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当西周强盛的时期，决不可能允许楚国在此建都。清代朱鹤龄《读左日钞》于成公六年下，曾指出周宣王把申伯封在南阳的失策：

宣王封申伯于南阳以制荆蛮，其《诗》曰：“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是也。然最失策者封申之役，盖南阳者，东都之咽喉，天下之形胜，四面以制诸侯者也。申侯封而宛之东南，荥阳之东北，俱非周有，东都之险失矣，镐京之形孤矣。犬戎入周，东南诸侯无来救者，以申据形势，塞其路也。犬戎不得申侯之援，则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阳之路，则不得召戎也。

这个分析十分正确。西周末年申侯、缯侯（即曾侯）之所以能够招引犬戎，联合起来攻灭西周，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申、缯据有南阳形胜之地，便于联合犬戎和攻入镐京，确也是个原因。如果像宋翔凤所说，楚原来建都于南阳以西的丹阳地区，正当少习（即武关）的东南，形势比南阳更为重要。作为与周经常敌对的楚国，周天子怎能让它在此建都？按照《世本》记载，楚武王才由丹阳徙郢；按照《史记·楚世家》，楚文王“始都郢”。楚武王元年已是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七四○年），楚文王元年已是周庄王八年（公元前六八九年），就是说，在西周灭亡以前，楚仍建都丹阳，如果丹阳在南阳以西的话，正好塞住申、缯两国招引犬戎和进攻镐京的要道。如果楚不参与的话，他们就不可能联合起来攻灭西周。从这点来看，楚在当时也不可能建都于此。

原来楚都丹阳的地望，有下列三说：

（1）在今安徽当涂东北，便是汉代丹阳郡丹阳县。《汉书·地理志》“丹扬郡丹阳”下自注：“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

（2）在今湖北枝江西，便是东汉南郡枝江县的丹阳聚。《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说，正义引颖容《春秋释例》，都说丹阳在南郡枝江县，《续汉书·郡国志》南郡枝江县有丹阳聚。

（3）在今湖北秭归东南七里。《水经·江水注》说：秭归县有“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间，盖其征矣。”《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和《舆地志》所说相同。

在上述三说中，第一说不可信，《水经·江水注》已经指出：“论者云：寻吴楚悠隔，蓝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是为非也。”第二、第三两说，地理位置相去不远，杜佑《通典》认为这是出于迁移的结果，丹阳先在秭归，后迁枝江。

丹阳究在何处？从文献记载来比较推敲，丹阳在今秭归东南的说法，比较合理，因为它离荆山和沮水较近。《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封熊绎于楚蛮”，“姓芈氏，居丹阳”。而《墨子·非攻下》又说：“昔者熊丽始封此雎山之间。”孙诒让《墨子间诂》引毕沅说：“雎山即江、汉、沮、漳之沮。”这是正确的，所说雎山当即指今沮水两旁的山区，沮水流域后来称为沮中，一作祖中，其中山脉亦称祖山，又称潳山。《后汉书·南蛮传》讲到“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所谓潳山蛮即指居住在这一带山中的少数民族。秭归东南的丹阳，正当雎山的西南。熊丽是熊绎的祖父，由此可知在熊绎前二代楚国早已在这一带建都。梁玉绳《史记志疑》说得对：“丽是绎祖，雎为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国楚地，成王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始有国耳。”而《世本》又说：“鬻熊居丹阳”（《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鬻熊是熊丽的父亲，《史记·楚世家》说：“鬻熊事文王，蚤（早）卒，其子曰熊丽。”可能鬻熊早在此建国，因为早死，墨子没有算他，而从熊丽算起。

古文献中，楚又名荆或楚荆，西周金文也称荆或楚荆，该即由于楚国以荆山为根据地的缘故。《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右尹子革说：“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后世荆山在今湖北南漳西北一带，但是在西周时代，当指这一带广大的山区，包括现在的漳水流域。当时荆山地区该是和雎山地区连接的，广义的荆山还可能包括雎山在内，所以墨子说熊丽始封于雎山，而《左传》又说熊绎在荆山。这个广大的荆山地区曾经是楚早期建国的主要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