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子传》主要叙述穆王西征历程，述及周初其他的事不多。但是所述及的事很正确，可以纠正《史记》的错误。当穆王到达赤乌氏，接受所献礼品后，由河宗栢夭宣读王的讲话，讲到“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这是和《史记》不同的。《史记·吴世家》说：太王共有三子，即太伯、仲雍和季历。因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即文王）”，太王要传位给季历及其子昌，于是太伯、仲雍出奔荆蛮，到江南建立了吴国。这样的传说，春秋时已有。例如晋大夫士见到晋太子申生不得立为太子，就劝太子逃走说：“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左传·闵公元年》）。可知吴太伯逃奔之说早有流传，但是，这是出于误传。《左传·僖公五年》载：晋献公第二次假道虞国进攻虢国。虞大夫宫之奇对虞君进谏，讲到虞的历史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可见太伯、仲雍是虞的始祖，所谓封于东吴，吴即是虞，金文常称“虞”作“吴”。虞的封国在今山西平陆北。宫之奇所说“大伯不从”，原是不随从在侧的意思，因为已分封到虞去。《史记·晋世家》误把“不从”改作“亡去”，“亡去”即逃奔，是出于后人的误解。这个误解早在春秋时代已有。例如《左传·哀公七年》鲁大夫季康子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所谓仲雍断发文身，就是说仲雍已从江南吴越之旧俗了。但是我们细加考核，可知《穆天子传》所说太王封太伯于吴（即虞），真是正确的事实。

当太王亶父时，周的势力还很薄弱，周的贵族不可能有力量逃奔到江南吴地去创建国家。太伯、虞仲当是奉太王之命，带了周族的一支，来到虞地，创建了一个小国，作为东进的一个重要据点，因为从这里可以向北方戎狄地区开拓，又便于向东进入商朝的京畿地区。太王这样派长子、次子东进中原，合力创建新的小国，而把幼子留守在周，这是太王重要的“翦商”战略步骤。正因为如此，虞这支贵族向来是很受西周王室的重视。周文王所重用的大臣就有“八虞”和“二虢”，所谓“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国语·晋语四》晋大夫胥臣述及周文王）^[1]。武王克商后，祭祀祖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即仲雍）、文王、邑考，以列升”（《逸周书·世俘解》）。这样把太伯、王季、虞公三兄弟的神主并列而祭祀，而且太伯列于季历之上，可见对太伯、仲雍极其尊重，怎么可能是逃亡出去的呢？《诗经·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过去经学家把“对”训释为“配”，说是“配天”的意思，并不确切。这是说上帝创立了一对的邦国，这一对邦国创始于太伯、王季（即季历）；还说季历能够发挥兄弟友爱的精神，也就是说能够相互合作，因而扩展喜庆的事，从而使得周受天禄而永不丧失，包有四方。看来王季能够伐西落鬼戎（即鬼方）、俘二十翟王；又伐余无之戎而克之（见《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开拓很大领土，都是王季和太伯、仲雍合作，并以虞国作为前进基地的结果。当时这些强大的戎狄部族都在今山西北部，若没有虞作为前进的基地，周长途远征，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到周文王时，进一步向东征服了黎（一作“耆”或“饥”），黎在今山西长治附近；接着又攻取了邘（一作“于”或“盂”），邘是商王经常狩猎的地点，在今河南沁阳西北，这需要经山西南部穿越太行山才能攻到此地。这都需要以虞作前进基地的，否则是不可能的。

据师酉簋铭文，周王在吴（即虞）的太庙册命师酉的礼，可知虞有太庙可以作周王行礼之处，就是因为虞是太伯、仲雍的封国。《穆天子传》卷六称穆王“乃宿于虞”，也是因为虞为太伯封国，原有周王留宿的宫室。

《史记·吴世家》说：“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这是颠倒了历史事实。上引宫之奇讲虞的历史，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可知仲雍即因封于虞而称虞仲。而《史记》说周章之弟虞仲封于虞，显然是错误的。索隐说前后有两个虞仲，是“祖与孙同号”，这是弥缝的曲说。其实，江南的吴国出于虞的分支，是后来康王时再度分封到江南来的，到康王时，周才有力量可以把周贵族分封到江南来。

西周初期一贯以分封小国作为东进开拓疆土的手段。芮该是和虞同是周早期分封的小国，金文“芮”作“内”，在今陕西大荔东、朝邑南，正当北洛水和渭水的交会点，又是渭水向东和河水交接地区，即所谓“渭汭”所在，“内”可能即由“汭”而得名。这个地理位置很是重要，这是周从渭水流域进入中原河水流域的交通枢纽，是从周到虞的必经之路。它的分封时代不详，可能与虞同时，至少到季历在位期间已存在，季历之所以能够在今山西地区不断征服戎、狄部族而扩展领地，文王之所以能够攻取黎地而攻取商的邘地，就是由于芮国控制着这个交通枢纽和虞国成为东进的前线基地。所以当文王时，虞芮之间发生争端而不和，成为文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2]。《诗经·大雅·緜》：“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生”读作“姓”）。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这是说：由于文王使虞、芮重新团结，感动了许多贵族，使得许多人前来归附，归来了许多捍卫之臣，增强了“御侮”的战斗力，这是文王壮大力量的一个重要成就。周在太王、季历、文王三代时期，虞始终是一个东进的前线基地，可知太王分封太伯和仲雍到虞，确是开始计划“翦商”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而且是很成功的。(www.daowen.com)

我们还要指出，《史记·周本纪》把太王（即大王）称为“古公”或“古公亶父”，是错误的。《诗经·大雅·緜》称“古公亶父”，“古”是“昔”的意思，崔述《丰镐考信录》已经指出：“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王，古犹昔也。……古公亶父者，犹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连成文，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类者也。”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周本纪》不称大王（即太王）而称古公，在一连串的叙事中，一律称为古公，这是出于误解了《诗经·大雅》“古公亶父”的称呼。《尚书·无逸》说：“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诗经·鲁颂·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孟子·梁惠王下》也说“大王事獯鬻”，又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先秦古书一概称为大王，没有称作古公的。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说：“古公亶父未必即太王（古乃时代之称，亦非“谥法”），而《史记》之‘古公’则确为太王，盖周族至太王时始脱戎狄之俗而建城郭之国家，并开始有‘翦商’之志而称‘王’也。”此因《史记》大王误作古公，以为“古公亶父未必即太王”，这是不对的。由此可见，《穆天子传》称为大王亶父，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应该据以改正《史记》的错误。

《穆天子传》记载河宗栢夭向赤乌氏首领传达周穆王的讲话，讲到大王亶父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元子太伯封于吴（即虞），二是把元女嫁给赤乌氏首领，用以说明“赤乌氏先出自周宗”。既然封元子之事确是事实，那么，嫁元女给赤乌氏也该是事实，而且与封元子之事同样重要，因而相提并论。王贻樑认为赤乌氏可能即乌孙氏，因为乌孙原来在敦煌、祁连山之间，颜师古说到，“胡人多青眼赤发”，因而称为赤乌氏。这个推断可能性很大，因为赤乌氏在舂山，即在昆仑附近，祁连山就是传说中的昆仑，《穆天子传》所说舂山上有县圃，县圃正是昆仑的神话中的。

汉代敦煌郡有昆仑塞，或称昆仑障，在今甘肃酒泉南，《后汉书·西域传》谓“今以酒泉属国吏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即此。崔鸿《十六国春秋》记前凉张骏时，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谓此山也。”所谓酒泉南山即是祁连山，这是著名的高山，海拔五五四七米。祁连原为胡族之名，颜师古云：“匈奴谓天为祁连。”这和汉语称为昆仑，是相同的语义。昆仑之名不仅由于山的高，可以上通到天，而且由于山顶作“穹隆”形，如同所谓“穹苍”^[3]。《楚辞·天问》说：“圜则九重，孰营度之？”王逸注：“言天圜而九重。”神话中天是圆形而九重的。胡人谓天曰祁连，以为祁连山可以上通到天，同时以为祁连山顶作穹隆形，有所谓“昆仑之体”，因而以为即是昆仑。从《穆天子传》看来，昆仑之丘是这座山的总名，舂山是这座山北面的最高峰。所以天帝的命令是：“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宝。”到达时，先是“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后来“天子□昆仑之丘，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宝”。接着“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所谓“北守”、“北升”都在昆仑之丘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