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周穆王在几个游牧部族的引导下，带着所谓“六师之人”，沿着黄河上游西行，穿越戎、狄地区，经历许多戎狄部族，相互赠送礼品，做安抚的工作，都是真实的故事。其中掺入神话传说，或有夸张增饰，当然是无可避免的。先秦时代西北地区分布有许多戎狄的部族，中原的王朝或诸侯，企图兼并这些部族和扩大统治地区，不外乎两种手段，或者用安抚的策略，或者用武力征服，或两者兼而用之。周穆王是兼用两种策略的。

黄河是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摇篮，黄河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休戚相关，与国家的兴衰也有密切关系，有为的国君对此是要关心的。例如秦惠文君八年（公元前三三○年）魏入西河地于秦，十年魏纳上郡于秦，于是秦开始占有黄河上游一部分地方，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秦就“初腊，会龙门”（见《史记·六国年表》）。腊祭是冬季举行酬谢收获之神、庆祝丰收的节日，举行酒会，男女齐集，开展娱乐活动。从这年起，秦国在龙门举行腊祭而集会，就具有特别的用意，该是为了和沿黄河上游的人民联欢，包括原来留居在这一带的戎狄部落的人民在内。由于秦和这一带游牧部族的关系友好，秦王可以通过戎地而游观北河。《六国年表》载：“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公元前三二○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秦本纪》作“王游至北河”。集解引徐广曰：“戎地在河上。”正义曰：“按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这时在河上的戎地，当然包括河宗氏这个部族在内。《秦本纪》又载：秦昭王二十年（公元前二八七年）“又之（“之”通“至”）上郡、北河。”秦昭王也经上郡到北河，北河就是河套南边的黄河。这时河宗氏已被赵武灵王所攻取，北河东部以南榆中的林胡亦已被赵兼并。近人马非百认为秦惠文王和秦昭王都不可能到河套南边的黄河，于是别出新解，认为“北河应为一县，其地当在无定河上。昭王时榆中、九原尚属于赵，不得谓为黄河也。故《本纪》特言上郡北河，明谓北河属于上郡也”（见《秦集史·郡县志上》，第五七九页）。他看了《秦本纪》，忽略了《六国年表》，又主观地认为秦惠文王和秦昭王都不得到河套的北河。其实《六国年表》明确记载秦惠文王是经过戎地到河上的。秦昭王时榆中九原已属赵，也还可以从秦上郡经戎地到河套。秦惠文王和秦昭王都是很有作为的秦君，秦完成统一的基础就是他们所奠定的，他们先后越过戎族地区，到北河去视察，说明了他们对黄河的关心和重视。看来周穆王也是如此，同样是越过戎狄地区而游观黄河上游，只是规模要大得多，路程要远得多。

周穆王能够越过戎狄地区，沿着黄河长途西行，主要是依靠几个得力的游牧部族的引导和支持，可考的除了河宗氏以外，还有秦、赵两国的祖先造父之族。《秦本纪》说：“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駵、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赵世家》大体相同，惟谓“桃林盗骊、骅骝、绿耳”，以为这些名马出于桃林。又于“西巡狩”下有“见西王母”。看来秦赵两国都有他们祖先造父为周穆王之御而西巡的传说，只是没有像《穆天子传》由河宗栢夭为先导而西征的传说那样能够流传下来。《穆天子传》说“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列举八骏之名，而《史记》所载造父为周穆王之御，只有其中四骏，四骏之名是相同的。所说：“见西王母”也是相同的。《穆天子传》列举八骏之名中有华骝、绿耳、赤冀、盗骊，是和《史记》所说四骏相同的，“赤冀”和“得骥”是音同通用。足见《穆天子传》与《史记》的记载的来源是一致而真实的。只是《史记》说造父因此封于赵城，《穆天子传》没有提及。看来《穆天子传》因为出于河宗氏的祖先传说，只记河宗栢夭因此而得“河宗正”官职，没有述及其他随从人员因功所得的赏赐。由于《穆天子传》出于河宗氏的传说，河宗栢夭的来历说得很清楚，其他随从人员的来历就没有说到，例如《穆天子传》讲到天子之御有造父、三百、耿翛、芍及四人，都没有说明来历，看到《史记》才知造父是秦赵的祖先。

此书卷一称：周穆王开始西征，出隃之关隥（即今雁门山），“至于人，河宗之子栢絮且逆天子于智之□”。于省吾以为人即冯夷，因为“”、“冯”古通，甲骨金文中“人”、“尸”、“夷”三字形音并通。我认为此说不妥。郭璞注云：“，国名。”是正确的，下文述及其首领为栢絮可证。按《穆天子传》的文例，常以“人”字称呼邦国或部族，如封膜昼“以为殷人主”。也或用“人”以称呼部族之首领如称赤乌之人其，赤乌即赤乌氏。这类例子很多。“河宗之子”，《赵世家》正义引作“河宗之子孙”，作“子孙”比较确切，犹如此书卷四称为“河伯之孙”。人同河宗氏一样是一个以河伯为始祖的部族，以渗泽为河伯潜居之处，设有祭祀河宗之所，周天子因而以猎得的白狐玄狢以祭。人传为冯夷之后，是可能以冯夷作为其部族的名称的。但其首领不称冯夷栢絮或人栢絮，可知当为其部族或国名。由此可知河宗氏和人都是以一个湖泊作为中心而沿黄河游牧的。因为游牧需要水草茂盛的地方，湖泊周围是水草茂盛之处。(www.daowen.com)

人之所在，既是周穆王从隃之关隥（雁门山）西行，首先到达之地，又是周穆王西征归来，最后结束之处，引导者河宗栢夭由此“归于其邦”的。当时“栢絮觞天子于澡泽之上（“澡”当是“渗”字之误），多之汭，河水之所南还”。这分明是北河由东而向南转弯的弯曲之处，当即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正当后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向西攻取胡地而建立的云中郡的南部。上文所引《赵世家》所载霍太山山神的朱书，讲到赵武灵王将要“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赵世家》又载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三○○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古本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七年（公元前三○二年）邯郸命吏大夫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適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所引）。可知赵武灵王在胡服骑射之后，所攻略取得的最西之地，就是云中和九原，此地原为貉族居住地区，因而赵武灵王为此特别下令，要迁居到此地文武官员“皆貉服”。以前《古本竹书纪年》的注释者往往以为“貉服”即“胡服”，其实是有些差别的。赵武灵王“初胡服”在前，《六国年表》和《赵世家》都记在赵武灵王十九年，如果貉服和胡服没有差别，赵武灵王就不必在这时再下令要迁居到九原的官员“皆貉服”了。“貉”原是中原人对北边游牧部族的称呼，大体上在胡族之北，古书上常以胡貉并称，如《荀子·强国》称秦“北与胡、貉为邻”。“貉”一作“貊”，西周时代已有这个称呼。如《诗经·大雅·韩奕》说：“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追”与“貊”都是对北方狄族部落的称呼。西周时韩国在今山西河津之东，靠近龙门。

十分明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所攻取得的九原、云中，就是“休、溷诸貉”的“游居”地区。看来九原、云中的地名，即起源于休、溷。据王力编制的古音的韵部的谐声表，从“九”声和“休”声的同属“幽”部，当可相通。“溷”字常用作“混”的异体字，从“云”声和“昆”声的同属“文”部，也可通用。“九”、“云”与“休”、“溷”古音可以相通，并非出于偶然的巧合，这种地名看来都是依据当地的方言，因而有前后相承的关系。《穆天子传》所说人，当即《赵世家》所说溷之貉族；所说人所居的渗泽和多之汭，正在云中郡南部北河，由东向南转弯的弯曲之处，即是“溷”的所在。吕调阳说：“同混。”如此说来，“”和“溷”同样是“混”的异体字了。我认为，“溷”原先是渗泽的别称，“渗”所从“参”声和“混”所从“昆”声也很相近而可以通假，原是出于当地方言的不同音译，这个湖泊周围原是人游牧的中心地点，靠近北河由东向南的弯曲之处，即所谓“多之汭”，多也出于当地方言的音译，出于同一的语源。

先秦的历史上，赵武灵王所设九原、云中二郡，已经是西北最远的地方，因此我们以中原文献与《穆天子传》所载西征地名能够参证的，只能到此为止。从此已可见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的左史倚相对楚灵王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祁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穆天子传》简书的整理编辑者荀勖所作序文，就引用《左传》的这段记载，以为“此书所载则其事也”。又说：“王好巡狩，得盗骊、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这是正确的。据《左传》，左史倚相对楚灵王说这些话，是进谏楚灵王的，所讲当是历史事实。《晋书·束皙传》说：“《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束皙也是参与汲冢出土简书整理编辑的。荀勖说：穆王“以观四荒”，束皙又说：“游行四海”。为《穆天子传》作注的郭璞，在所作《山海经》叙中，又引汲郡《竹书》及《穆天子传》，较详地叙述了“穆王西征”的经历，并说：“周历四荒”。因为穆王在“西征”中，又有“北征”，“东归”后，又“东南翔行”，回到宗周之后，又曾西游、北游和南游。楚左史倚相所说“周行天下”，就是指穆王曾向四方游历，其实主要的是长途西游这一次。管仲曾说：“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迹以成名”（见《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凡此都足以证明周穆王西征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