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从商代后期起就很强大。《后汉书·东夷传》载：“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政，东夷寝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鲁的国都曲阜（今属山东），曾是盘庚迁殷以前的国都奄，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但是到商代晚期，奄就为一支强大的东夷所居住，称为商奄或奄。齐的国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东临淄）一带，原为逢伯陵之地，但是到商代晚期，成为强大的东夷蒲姑所在地。晏婴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指齐），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汉书·地理志》也说：齐地“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汤时有逢公伯陵，殷末有薄姑氏”。说明商代晚期确是“东夷寝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从今泰山以东，济水以南，直到淮水流域，全是东夷分布的区域。等到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反叛，招诱夷狄，奄、蒲姑等东夷都参加了叛乱。《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孟子·滕文公下》又说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说明当时在今山东半岛，东夷的支族众多。

从西周金文来看，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到康王时，东夷又大反叛，召公和卫侯伯懋父又大举东征。旅鼎铭文：“隹（惟）公大保来伐反尸（夷）年。”大保即是召公奭的官名。小臣簋铭文：“！东尸（夷）大反，白（伯）懋父以殷八征东尸（夷）。隹（惟）十又一月，（遣）自，述（遂）东，伐海眉（湄），（于）厥复归，才（在）牧。白（伯）懋父承王令（命），易（锡）（率）征自五贝。”伯懋父即是卫侯康叔之子康伯髦，亦即王孙牟，髦、牟、懋三字声同通用。牧即牧野附近的牧邑，是“殷八”的驻屯地。由此可知，卫侯伯懋父因东夷大反，统率“殷八”一直攻到了海湄（即海滨）地区，并征收得了那里出产的贝。康王以后的金文中就不见有对东夷大规模用兵的记载，该是从此东方沿海的夷族都已服从周朝的统治了。从西周中晚期金文来看，周朝主要征伐的对象已经不是东夷而是南淮夷。周宣王时的师簋铭文，记载宣王下令师“（率）齐币（师）、、、、、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这时“齐师”已成为征讨淮夷的主力军，从属还有、、、四个诸侯的军队。“”为姜姓之国，近年有国铜器出土于黄县、烟台一带。“”即莱国，叔夷钟铭文作“釐”，声同通用。当吕尚刚受封到齐国的时候，“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史记·齐世家》）。从师簋铭文看来，至迟宣王时，莱已服从周朝而成为诸侯，并接受王命而和齐一起征伐淮夷了。

图五十七 小臣簋铭文（上器下盖）

因为多数东夷是游牧、渔猎的部族，所在地区经济落后。故当吕尚刚受封时，齐国的生产条件很差，土壤质量不好，很多是盐碱地，大都未经垦辟，农作物稀少，人口也不多，而且周朝没有像分封姬姓诸侯那样分配给殷或方国的旧贵族。《汉书·地理志》载：“齐地……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而人物归之。”《盐铁论·轻重》又说：“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红）之巧。”因为这个地区农业生产落后，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新建立的齐国，在“辟草莱而居”的同时，就因地制宜，着重发展鱼盐等海产和衣着方面的手工业。

到春秋前期，齐国在发展海产和手工业的同时，农业生产有了发展，这就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确立了经济方面的基础。齐国和中原其他诸侯国一样，社会组织实行“国”（都）和“野”（鄙）对立的制度，庶人耕作的农田实行井田制。齐桓公初年，重用管仲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对于“鄙”推行了一系列谋求发展生产的政策。管仲认为“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国语·齐语》）。从这些政策中可以看到，当时齐国实行平均分配井田及其他土地的制度，耕作者（民）分配有“份地”，养有自己的家畜，还可以按照时令进入山泽采集，同时政府对耕作者的“份地”要征税，又要征发劳役。所以管仲会提出上述一系列的主张，既要“相地而衰征”，分田平均，“无夺民时”，又要“山泽各致其时”，“牺牲不略”。管仲还主张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处”，“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及寒，击菒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国语·齐语》）。说明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虽然还没有水利灌溉，耕作必须等待“时雨”，但是，已经懂得掌握耕作时令的重要性，认识到“深耕而疾耰”的必要性。从这里可以看到，齐国“辟草莱”的开发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在农业生产中已累积起了很多经验，摸索到生产上的一些基本规律。

在齐国取得开发工作进展的同时，周围的许多异姓诸侯同样对这方面作出了贡献。齐以东的姜姓的纪国，就是其中成绩显著的一个。前面已经讲到，当吕尚刚受封时，莱夷就在齐的国都营丘旁边，与齐争夺营丘。由于纪国的开拓和开发，营丘以东都成为纪的疆土，把莱夷推到了纪以东地区。纪的国都在今寿光南，西边有酅邑靠近齐的国都，南边有郱（即骈，今临朐东南）、郚（今安丘西南）两邑，东北又有鄑邑（今昌邑西北）。公元前七二二年纪人伐夷（今即墨西），说明纪的东南境已延伸得很远，到今高密、胶县一带。此后便不见有夷国，可能即为纪所攻灭。纪国的西、北、南三面环抱莱夷，占有不少原是莱夷放牧之地，肯定起了一定的开发作用。公元前六九三年齐襄公用军队迫使纪国郱、鄑、郚三邑人民迁移而夺取其地，后二年纪侯之弟纪季又带着酅邑投入齐国作为附庸，纪国开始分裂。再次年，纪侯因为不愿屈服属齐，把政权交给纪季，接着又因齐师来伐而离去（以上根据《春秋》和《左传》）。于是纪国被齐兼并，齐的东境便扩大了。齐国的强大，就是从兼并纪国开始的。

在莱之西有姜姓的纪国，西南有姜姓的州国，东南有妘姓的夷国，东北还有姜姓的国，靠渤海沿岸，使得莱夷四面处于包围之中。由于四周异姓诸侯向莱夷原有之地开发，莱夷占有的地方就越来越缩小。《国语·齐语》说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韦昭注：东莱，齐东莱夷也），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韦昭注：施惠广也）”。这时莱夷已经不靠海，没有鱼盐的生产，要仰给于齐国，成为齐国推销其生产的鱼盐的主要地方了。

齐国在向东扩展的同时，又逐渐向西扩展。公元前六八六年齐、鲁两国联合包围国（今宁阳北），齐襄公接受了的投降，于是齐的西南境就越过泰山而到达鲁的国都曲阜的东北。后二年齐桓公又攻灭谭国（今章丘西）。公元前六八一年齐桓公又攻灭遂国（今肥城南）而加以防守。公元前六六四年齐桓公又迫使鄣（今东平东）投降，鄣在的西北，遂的西南。这样齐的西境有了很大扩展。公元前六六○年齐桓公迫使阳国（今沂水以南）人民迁移而夺取其地（以上根据《左传》），又使齐的南境有很大扩展。

我们还必须指出，莱国人民在春秋时代也已对居住地区进行了开发，多数已经以农业生产为主，改变了过去以放牧为主的情况。当公元前五六七年齐攻灭莱国的时候，“迁莱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左传·襄公六年》）。就是把莱的国都（今昌邑东南）中的“国人”迁到了郳，由齐大夫高厚、崔杼考察原来莱的田地，定出方案以备归属齐的国君和卿大夫。说明当时莱国已有许多垦熟的耕地。齐国在春秋前期向四方不断扩展，到攻灭莱国之后，就占有山东半岛北半部和中部地区，成为东方最大的诸侯国。齐这个大国的形成，就经济发展的形势来说，是西周到春秋前期山东半岛中部、北部许多异姓诸侯国（包括东夷族的莱国在内）的人民共同开发的结果。(www.daowen.com)

当齐国向山东半岛中部、北部开拓的时候，鲁国正向山东半岛的南部、东部扩展。鲁国曾向西南的中原地区扩展，公元前七二一年攻取极国（今金乡南），后二年又伐取宋的郜（今城武东南）和防（今金乡西南），公元前六四三年一度越过宋国攻灭项国（今河南沈丘），公元前五六○年攻取邿国（今济宁东南）。鲁国又曾向西北扩展，公元前六一七年伐邾取得须句（今东平西北，原为风姓之国，此时已为邾所兼并）。鲁国向西南和西北都不可能取得大的扩展，因为将遇到大国势力的阻挡；只有东方、东南方是它便于扩展的地区。公元前六○五年鲁伐莒取向（今莒南的西北，原为姜姓之国，此时已被莒兼并）。公元前六○○年攻取根牟（今莒县西南，东夷族之国）。公元前五八五年又灭国（今郯城东北）。公元前五四一年伐莒取郓（今沂水东北），后三年又伐莒取鄫（今苍山西北，原为姒姓之国，此时已为莒所兼并）。公元前五三二年又伐莒取（今沂水附近）。不知何时，鲁又取得了原来鄅国（今临沂北，姜姓之国）之地。鲁之所以能扩展成为东方较大的诸侯国，就经济发展形势来说，是山东半岛东部、南部许多异姓诸侯国（包括东夷族的根牟国在内）的人民共同开发的结果。

春秋中期以后，山东半岛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东部、南部地区。《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公元前五二四年“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邾庄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次年“二月宋公伐邾，围蟲，三月取之，乃尽归鄅俘”。鄅的国都启阳，在今临沂北，在沂水中游。此时此地出现稻作，说明这一带沿河地区已能引水灌溉稻田。所谓“藉稻”，孔疏引服虔云：“藉，耕种于藉田也。”杜预注：“其君自出藉稻，盖履行之。”这两个解释都可信。就是鄅君征发人民到“籍田”上进行集体劳动，由鄅君亲自监督。说明当时鄅国正实行井田制，强迫所有人民在“籍田”上从事集体劳动，因为鄅国小民少，全部一起在一处“籍田”上集体劳动，邾国突然袭击，可以把鄅人“尽俘以归”，包括鄅君的妻室在内。

春秋中期以后鲁、邾等国的灌溉农业是有发展的。齐、鲁两国之间，曾争夺汾阳之田（汾水北岸的田地）。汾阳之田原是鲁国的，被齐夺取。公元前五八九年晋在鞌之战中取胜，迫使齐把汾阳之田归还鲁国。后六年晋又迫使鲁退还给齐国。公元前五○○年齐又归还郓（今郓城东）、讙（今宁阳西北）、龟阴（今泰安东）的田（《春秋·定公十年》，杜预注：“三邑，皆汶阳田也”）。同时，鲁又夺取邾的漷水两岸的田。公元前五五四年“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我”，就是夺取了邾的漷水西岸的田；公元前四九三年鲁的三桓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就是取得了漷水东岸以及沂水西岸的田。齐、鲁等国这样着重夺取河流两岸的田，说明当时农田已很重视水利灌溉。《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正东曰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谷稻麦。”沭水、沂水、泗水都在今山东南部，从春秋后期在沂水中游的鄅国已有稻作来看，同时沭水、泗水流域也该有稻作，所以《职方氏》说这一带“其谷稻麦”。

春秋末年鲁国南边的农业生产更有进展，有些人南下进入吴国境内种田。《左传·哀公八年》载：初武城（今费县西南）人或有因吴竟（境）田焉，拘鄫（今苍山西北）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滋”当读如“滓”）？”这是说，鲁国武城人有南下进入吴国境内种田的，把鄫国人在那里浸泡菅（一种禾本科植物）的人拘留了起来，因为这些浸泡菅的人把发黑的污水流放过来，使那里的水也都被污黑了。从这件事，可知当时鲁国南边的耕作者正南下进入吴国境内沿着河流进行开发。

西周、春秋时代各族人民在今山东地区开发的成就是很大的。到战国时代，齐威王进行改革，奖励使得“田野辟，人民给，官无留事”的即墨大夫，处罚使得“田野不辟，民贫苦”的阿大夫，以田野是否垦辟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主要标准。同时由于铁农具的推广使用，农业技术的提高，齐、鲁等国的农业生产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当齐国初建立时，“地潟卤”，“地薄”，都是不适宜农耕的盐碱地。到战国时代就不同了。齐国属于《禹贡》的青州，“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虽然海滨还多盐碱地，但内地土壤已是白坟，白坟就是含腐殖质较多且润湿膏肥的灰壤，因此青州之田是上等之中的下等。《经典释文》引马融说：“坟，有膏肥也。”《周礼·地官·草人》“坟壤用麋”，郑玄注：“坟壤，润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说：“坟、肥声之转，故《汉书·地理志》壤坟，应劭读坟为肥，《太平御览》引《仓颉解诂》云：、臛，多滓也，坟音近。”青州有这样含腐殖质较多且润湿膏肥的灰壤，显然是长期耕作的结果。就《周礼·夏官·职方氏》来看，齐国属于幽州的南部和青州的北部，幽州“其川河、（济），其浸菑（淄水）、时（时水即今乌河），其利鱼盐……其谷宜三种”。这三种谷即黍、稷、稻。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鱼……其谷宜稻麦”。到西汉初期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又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齐国从“地薄”一变为“膏壤”是不容易的，这是东方各族人民长期努力开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