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期营建东都成周，有其远大的政治目的。成周建成以后，确实对于创建统一的周王朝，发展全国的经济文化，起着重大作用。

第一，建设成周是为了居住许多周贵族，并集中迁移殷贵族到成周东郊，以便加强监督、管理和利用，从而巩固新建的周朝政权。

周公在平定三监和武庚叛乱以后，就改变对待殷贵族的政策，决定取消原来就地监督的办法，而把他们集中迁移到一定地点，以便加强监督、管理和利用。其中有许多殷贵族，被分配给封君，由封君带到封国去，作为封君在封国的统治力量。同时又有许多殷及多方（即诸侯）的贵族，被集中迁移到洛邑郊外，既便于集中监督和管理，又可以用来为周朝服役，服役的内容包括劳役和兵役。驻屯成周的“成周八”，其中军官和骨干当然是周贵族，战斗的甲士就可以利用殷及多方的贵族充任。驻屯在成周的“成周八”如此，驻屯在牧野的“殷八”更是如此。

迁移殷贵族到洛邑郊外，是周公在平定三监和武庚叛乱后就着手进行的。《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在平定殷的叛乱后，就“俘殷献民迁于九里”，孔晁注：“九里，成周之地。”九里当是成周东南的地名。“九里”一作“臼里”，《韩非子·说林上》称魏惠王作臼里之盟，率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战国策·魏策三》同，惟“臼里”作“九里”。《水经·洛水注》说白桐涧水北流经九山东，山际有九山庙，《巩县志》卷四称九山在巩县南七十里，今名白云山，山有旧山庙，盖“九”、“旧”一音之转。据此可知九里当在九山下，在今巩县南七十里。我们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即据此定点。

《东观汉记·鲍永传》说：“赐洛阳上商里宅”，《后汉书·鲍永传》作“赐永洛阳商里宅”。李注引陆机《洛阳记》曰：“上商里在洛阳东北，本殷顽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说明成周以东的汉魏故城东北，就有殷贵族徙居之地。一九五二年在洛阳东郊的摆驾路口、下瑶村西区和东大寺区，都发掘到西周早期的殷人墓葬，他们沿袭殷的礼俗，但也还有一些特点，出土的铜铲和铅戈都是不能实用的明器，墓中显然缺乏觚爵之类酒器随葬，陶器中也没有酒器式样，这是和殷墟的殷墓不同的。因此考古工作者推定是迁居的“殷顽民”的墓葬^[4]。

根据《多方》和《多士》来看，当时周王朝对待迁居到洛邑的殷及多方贵族，是给予永久的田宅，勉励他们努力治理的。《多士》说：“亦惟尔多士（指殷贵族），攸服奔走（服役而效劳），臣（臣服）我多逊（逊谓顺从）。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幹止（安于事业和居住）。”周朝分配给迁居洛邑的殷贵族田地和住宅，是为了利用他们，要他们顺从而服役。采取这样的迁移殷贵族的政策，是一举两得的，既可以解除这些殷贵族原住地发生叛乱的危险，又可以集中起来便于监督和利用，充实周朝的统治力量。后来秦代和西汉初期从东方迁移大量“豪富”到关中国都附近，还是沿用这项政策。《书序》说：“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分正”是说分设官长。《书序》又说：“康王命作册毕公（“公”字原脱，据《史记·周本纪》校补）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分居里”是说分别居民的“里”。所有这些措施，无非为了加强对成周东郊居住的殷贵族的监督和管理。

一九六三年在今洛阳老城以北一公里，邙山之阳，瀍河西岸，庞家沟两侧，发现了西周贵族的集中墓地，面积约二十五万平方米，墓葬有四百多座，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多已被盗掘，还发掘出土了大量遗物，达一万多件，除铜容器六十多件以外，大多为铜兵器、铜车马器、原始瓷器，以及陶器蚌器，时代以西周早期为多，中期次之，晚期很少。大墓出土有王室贵族王妊、大保冓、康伯、伯懋父、毛伯、丰伯的铜器，原始瓷器都出于大型和中型墓中，可知原始瓷器在当时较为珍贵。过去在洛阳的塔东、塔西、大窑村、东大寺等地，发现西周时代殷人墓葬，当为被迁到洛的殷人。殷人墓中都有腰坑和犬骨，而庞家沟的西周贵族墓中，都没有腰坑和犬骨，这显示了周人和殷人的礼俗不同。从西周、春秋的古城址，如曲阜、临淄、新郑等地来看，贵族墓地往往就在城郭以内，离居住遗址不远的地方，想来成周也是如此。在庞家沟西周墓地之南，一九七三年发现了西周前期铸铜作坊遗址，面积约有十多万平方米，后来发掘了部分遗址，可知此处主要铸造青铜礼器，间或铸造车马器和兵器，使用内加热熔化铸液的熔铜炉，有大、中、小三种，大型达一米左右，炉圈上发现有鼓风口，可知已使用鼓风设备。从上述墓地和铸铜作坊遗址，可见西周前期东都洛阳确是贵族集居的地方，并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生产铜器，以供贵族需用。

第二，成周建成以后，东西两都并立，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形成统治四方的政治中心，巩固了全国的统一。

《逸周书·作雒解》说成周建成后，“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千里”。《汉书·地理志》也说：“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颜师古注：“宗周，镐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故《诗》云邦畿千里。”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整齐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可能这样整齐的。但是两都的京畿连成“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片，这是事实。这样，东西两都紧密连接，便成为统治全国的枢纽，有利于巩固全国的统一。

在周朝的东西两都中，虽然周天子长居西都，成为周王朝的统治中心，但是在具体的政治作用上，东都却比西都重要得多。因为成周正是四方的中心，对于四方诸侯以及周围夷戎部族的事，都必须由成周的中央政权机构来管理。周王朝中央政权的最高官署叫“卿事寮”，由太师或太保主管。周公原来官为太宰，以太宰摄政，《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又说：“周公为太宰”，可以证明。《帝王世纪》说：“周公为冢宰摄政”（《艺文类聚》卷十二和《太平御览》卷八四引），是不错的。等到周公归政于成王，成王命他留守成周为“四辅”，官职为太师。“周公为师”见于《史记·周本纪》和《书序》。《帝王世纪》说：“王始躬政事，以周公为太师”，也是正确的。周公就是以太师之职主管成周的“卿事寮”，通过“卿事寮”处理东都京畿和四方的政务。此后周公的继任者，都是以太师或太保之职主管“卿事寮”而管理“三事四方”的。

令彝记述了周公之子明保继承周公职务的情况：

惟八月，辰才（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授）卿事寮。丁亥，令告于周公宫。公令出同卿事寮。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早）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者（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者（诸）侯，侯、田（甸）、男，舍四方令。

成王所以要命令周公之子明保接替周公的职务，该是周公已到告老的年龄，就是《尚书大传》所说：“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这年八月甲申，成王命令明保“尹三事四方”，授给“卿事寮”，就是要明保接替其父亲周公主管东都的职位。后四天丁亥，明保按照礼制，派作册（史官）去向周公报告请示，周公命令明保“出同卿事寮”，就是要他到成周的“卿事寮”举行殷见礼，“同”就是殷见礼。《周礼·春官·宗伯》说：“殷见曰同。”到十月癸未，明保到成周就职，就到“卿事寮”主持殷见礼，于是发布主管“三事四方”的命令。“三事”是指京畿的政务官、司法官和地方官，就是《尚书·立政》所说：“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四方”是指分布在四方的诸侯。这段铭文的末句，是倒装句法，应该是：“舍四方令，眔诸侯，侯、甸、男”（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一《令彝三跋》），明保在主持的殷见礼上发布主管“三事四方”的命令，“三事”的命令从“卿事寮”下达到“诸尹”（政务官）、“里君”（地方官）、“百工”（百工即百官，《诗经·周颂·臣工》：“嗟嗟臣工”，《毛传》：“工，官也”）。“四方”的命令下达到侯、甸、男等各级诸侯。铭文开头记载成王对明保的任命，“保”当是官职，即是太保，任命是应该说明职称的。下文称明保为“明公”，“公”是尊称，因为此器出于他的臣属制作，尊称为“公”是符合礼制的。

由此可知，成周建成以后，成周设有“卿事寮”，主管着“三事四方”，成为四方的统治中心，从而巩固了全国的统一。

第三，成周成为征收四方贡赋的中心，粮食财物积储的中心，从而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

《史记·周本纪》记述营建洛邑的原因，是由于“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确，营建成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便于向四方征收贡赋。当时成周对四方贡赋的征收，主要的对象是各级的诸侯。《左传·昭公十三年》记子产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当时子产说这些话，是和晋国争论贡赋的等级的，应该是有根据的。结合西周金文和文献来看，周朝的诸侯有侯、甸、男、采、卫五个等级，他们对周朝的贡赋也该有等级区别的。由于史料缺乏，具体情况已不了解。

与此同时，周朝还要对征服的夷戎部族或方国征收贡赋，这点是比较清楚的。兮甲盘载：(www.daowen.com)

王令甲（兮甲）政（征）（司）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畮（贿）人，母（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贮，母（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命），则即井（刑）、（扑）伐。

所谓“征司成周四方积”，就是主管成周向四方征收贡赋的积储。凡是夷戎部族或方国一经征服，便成为贡赋之臣，即所谓“（帛）畮（贿）人”或“帛贿臣”（师簋作“畮臣”）。贡赋之臣既要贡纳币帛、积储，更要提供服役者，即所谓“进人”。“进人”要送到军次（即军队驻防地），可知这种服役者是由军队监督的劳役。“积”是指积储的粮食，即《诗经·周颂·载芟》所说“有实其积”和《良耜》所说“积之栗栗”的“积”。，或释为歭（《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七），当释为市（孙诒让《古籀余论》卷三）。这是说“帛”、“积”等贡赋一定要送到设有监督管理和收税官吏的“市”。这都是“征司成周四方积”的职司。前文已经谈到，担任这个职司的兮甲，字伯吉父，就是尹吉甫。尹是官名，尹吉甫是周宣王的辅佐大臣，地位很高。《诗经·小雅·六月》：“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其官职亦是太师或太保。

周朝对四方贡赋的征收，不但要征“积”“贮”，而且要征“人”服役。如果征发来的“众”闲着怠工，反抗监督的官吏，即所谓“今敢博（迫）厥众叚（暇），反厥工吏”，或者不把“积”送到指定仓库，即所谓“弗速（积）我东国”，就要出兵征讨（见师簋）。周朝军队的出征，是为了保证“政（征）（司）成周四方责（积）”的职司的完成。

第四，成周是举行四方诸侯及贵族“殷礼”的地点，“殷礼”是集合内外群臣大会见和对上帝、祖先大献祭的礼仪，具有对群臣奖励、督促、考核的作用。

武王计划营建洛邑，有个重要目的，就是“依天室”（《逸周书·度邑解》）。“依”就是“殷礼”，“天室”就是明堂，前面已经谈到。商周两代都用“衣”（或“依”、“殷”）作为一种礼仪的名称，但是取义不同，性质也不一样。“殷犹众也”（《大宗伯》郑玄注）。商代把许多祖先的大合祭叫做“衣”，而周代把群臣的大会见和共同大献祭叫做“衣祭”或“殷礼”。

《洛诰》记载周公对成王说：“王，肇（开始）称（举行）殷礼，祀于新邑，咸秩（秩序）无文（紊），予齐百工（百官）。伻（使）从王于周（成周）。”这是说举行“祀于新邑”的“殷礼”，要使百官都从成王到成周。成王对答说：“奉荅（配合）天命，和恒四方民（使四方民普遍和协），居师（集居京师，即成周），惇宗（厚待于宗庙）将礼（注重礼仪），称秩（秩序）元祀（举行大祭祀），咸秩无文（紊）。”这也说举行“称秩元祀”的“殷礼”，要使“四方民”集居成周。这时成周将兴建完成，举行“殷礼”具有庆功性质，所以《洛诰》记周公说：“今王即命曰：记功宗（记录功劳于宗庙），以功作元祀（因功举行大祭祀）。惟命曰：……乃女（汝）其悉自教工。”教工当从《尚书大传》读作“效功”，是说“效天下诸侯之功也”。在举行“殷礼”时，既要记功劳于宗庙，又要大臣和诸侯自己报效功绩，说明“殷礼”具有奖励和督促群臣的目的和作用。

举行“殷礼”同时还有观察和考核群臣的目的和作用。《洛诰》记周公对成王说：“女（汝）其敬（认真）识（辨别）百辟（诸侯）享（诚心献祭），亦识其有不享（不诚心献祭）。享多仪（献祭以礼仪为重），仪不及物（礼仪的分量不及贡献祭品多而好的），惟曰不享（就是不诚心献祭）……惟事其爽侮（这样对于王事就会出错和轻慢）。”这是要通过诸侯和群臣参加献祭典礼中，察看他们是否真心诚意地效忠周朝。

自从成王在成周“肇称殷礼”以后，此后成周便成为举行殷礼的主要地点，都由主持东都政务的辅佐大臣主持。当周公奉命为“四辅”，开始主持东都政务时，就曾举行这种殷礼。《尚书·康诰》篇首载（这是一段错简，原非《康诰》之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始）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百官）、播民（分布之民）和，见士（事）于周，周公咸勤（慰劳），乃洪大诰治。

“四方民大和会”就是《洛诰》所说“和恒四方民”，就是举行“殷礼”。所谓“四方民”，包括侯、甸、男、采、卫各等储侯以及百官、贵族。既称“大和会”，又说诸侯、百官、“播民和”，说明“殷礼”具有协和贵族内部、加强团结的作用。所谓“见士于周”，“见士”即是“见事”，古“士”、“事”音义俱近。“见事”原为当时成语。匽侯旨鼎载：“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鼎载：“己亥见事于彭。”“见事”，就是效事的意思，王先谦说：“此见士训为效事”（《尚书孔传参正》），是正确的。见事和《洛诰》所说的“教工（效功）”，意义相同。也就是所谓“述职”。《孟子·梁惠王下》记晏子说：“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见事”的“事”，就是“无非事者”的“事”，是指职务范围以内的工作情况。可知“殷礼”还有汇报和检查工作的目的和作用。

周公以后，周公职位的继承者，继续在成周举行这样的“殷礼”。周公之子明保在就职时，就举行“殷礼”，即所谓“出同卿事寮”，前面已经谈到。小臣传卣：“惟五月既望甲子，王才（在）京，令师甲父殷成周年。”士上簋载：“王令士上眔史寅于成周。”所谓“殷成周”和“于成周”，都是在成周举行“殷礼”。

从上述四点看来，成周的建成，对于周朝一统大业的完成，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成周”之所以称“成”，用意就在于此。郑玄说：“居摄七年（当作五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公羊传·宣公十六年》疏引）。何休说：“名曰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水经·谷水注》引）。这些解释还不够确切。我们认为，“成周”之所以称“成”，和成王之所以称“成”，其意是相同的。《诗经·周颂》有一篇《昊天有成命》，说昊天有“成命”，为“二后（文王、武王）”所接受，成王继续日夜尽心，“肆其靖之”（终于使天下大定）。这是一首歌颂成王成功的诗。贾谊解释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终于“有成”（《新书·礼容语下》）。《吕氏春秋·下贤》也说：“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马融所引解释“成王”的三种说法之一，也说：“以成王年少，成二圣之功，生号曰成王”（《尚书·酒诰》正义引）。成王原来确是“生号”，成王之所以称“成”，应该是取义于周朝开国大业的完成，也就是昊天“成命”的完成。《召诰》记载召公引用周公的话，“其自时（是）中（居中治理），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休谓取得美好成果）”。《召诰》记召公最后对成王说：“王末（终）有成命，王亦显。”《洛诰》记周公对成王说：“其自时（是）中，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十分明显，成王称“成”，是由于他终于完成了昊天的“成命”，取得了“成绩”。成周的所以称“成”，也该是由于完成“成命”和取得“成绩”，建成了周朝统一四方的国都。

[1] 参看张学海：《浅谈曲阜鲁城的年代和基本格局》，《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2] 参看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3] 伪《孔传》说：“卜必先墨画龟，然后灼之，兆顺食墨。”俞樾《群经平议》卷六认为此说不确，“食可训用”，“两处皆曰食，则皆所用也”。杨筠如《尚书覈诂》则说：“食亦事之假，事犹治也。”

[4] 参看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一九五五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