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主持营建东都成周，是为了确立周王朝统一的统治四方的中央政权，同时也是为“致政”成王作好准备。

关于成周的建设规模，《逸周书·作雒解》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不延”原误作“克追”，从朱右曾依据《初学记》所引改正。延，长也），俾中天下（谓设置天下的中心）。及将致政（谓将归政于成王），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水经·洛水注》引作“中土”，谓天下中心），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立字原脱，从王念孙依据《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玉海》所引增补，又“七百”，《艺文类聚》等书都引作“六百”），郛方七十里（《艺文类聚》等书都引作“七十二里”，《诗地理考》、《通鉴前编》又引作“十七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而土方千里（“因”原误作“国”，从王念孙据《水经注》改正）。

孔晁注，解释“王”为“王城”，“郛”为“郭”，是正确的。张华《博物志》说：“王城方七百二十丈（“七百”上脱“千”字），郛方七十里”（《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洛邑下刘昭注引），这和孔晁同样把“城”解释为“王城”，是不错的。整个成周大邑，有大小二城，小城叫“城”，后来称为“王城”，因王宫所在而得名。大城叫“郛”，即是“郭”，用作居民会集和军队留守之处。《吴越春秋》佚文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引）。东周都城的建筑，都有大小二城。多数宫城在大城的西边，齐都临淄，郑都新郑，赵都邯郸，都是这样布局。秦都咸阳的遗迹已不清楚，也该是同样布局，因为秦惠王时张仪和张若主持建筑的成都，是“与咸阳同制”的，成都故城也是小城造在大城西边。只有鲁的国都曲阜，现存故城遗址是内外两城相套的，宫城居中而略偏东北，但是这已是春秋以后的遗迹，西周是否如此，尚待作进一步的考察。^[1]我们认为，成周大邑的布局，也该是王城在大郭的西边的。

王鸣盛、朱右曾都以六尺四寸为步计算，认为《作雒》所说“城方千七百二十丈”，正和《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相符合（见《尚书后案》和《逸周书集训校释》）。事实上，以六尺四寸为步，是根据《礼记·王制》“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的，并不可信。金鹗和刘师培以六尺为步计算，认为当从《艺文类聚》等书所引，改作“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今本“七百”是“六百”之误（见《求古录礼说》卷一和《周书补正》卷三）。当以金、刘之说为是。焦循《群经宫室图》有相同的看法。王城的周围里数，相当于“方九里”。

王城的遗址，《帝王世纪》说：“今苑内王城是也”（《太平寰宇记》卷三引）。《元和郡县志》说同。《括地志》说在“苑内东北隅”（《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旧唐书·地理志》说同。苑是指唐代神都苑，神都苑“东抵宫墙，西至孝水，北靠邙阜”（《唐两京城坊考》），可知王城在唐代王宫以西，唐代洛阳城的西北角。根据考古发掘结果，在涧河东侧小屯村以东，中州路西段两则，发现了汉代河南县城遗址。在汉代河南县城遗址的外围，又发现了春秋时代的王城遗址，残存有西南角的两边城墙，其东南角城墙已被洛水冲毁，只有北城墙保存完好，全长二千八百九十米，相当于战国尺度的六里多。整个城的形制，南北比东西略长^[2]，但是西周王城遗址尚未找到，应该就在春秋王城的附近，可能略微偏北（参看《洛阳附近城址变迁图》）。

图五十二 洛阳附近古城址变迁图

图中“东周城”即是春秋时代王城遗址。“北窑西周墓”指北窑庞家沟西周贵族集中的墓地，“西周铜器制作场址”指面积十多万平方米的西周早中期铸造铜器的场所。(www.daowen.com)

《逸周书·作雒解》说成周的“郛方七十里”，“郛”就是郭，它的面积要比王城大八倍。金鹗以《孟子》所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作比例，以为郭大于城不过一倍，“七十里当从《前编》（指《通鉴前编》）作十七里”（《求古录礼说》卷一）。周王朝在成周驻屯有重兵，有所谓“成周八”，它的郭城不但可会集居民，还作大军防守之用，可能很大。自从武王克殷以后，周王朝就在洛邑驻屯有重兵。《召诰》记载：“若翼（翌）日乙卯，周公朝（早）至于洛。”《洛诰》记述周公说：“予惟乙卯，朝（早）至于洛师。”可知成周未建成以前，洛邑已有“洛师”之称，“洛师”当即因驻屯重兵而得称。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中，都用“”作为军队单位的名称，如卜辞有“王作三”（《殷契粹编》第五九七片），西周金文有“西六”、“成周八”和“殷八”。还都用“”作为军队驻屯地点的称呼，西周金文和殷墟卜辞一样，常把驻屯军队地点，连同地名称为“某”，如“成”（小臣单觯）、“牧”（小臣簋）之类。“”在古文献中作“师”，如“六”称为“六师”（如《诗经·大雅·常武》等）。十分明显，西周地名附有“”或“师”的，都是由于驻屯军队而得称。这在周朝已是传统的习惯。周的祖先公刘，迁都到豳，就称其地为“京”或“京师”，因为驻屯有“其军三单”（《诗经·大雅·公刘》）。周公来到洛邑，开始主持营建成周的工作，称其地为“洛师”，可知洛邑早有重兵驻屯。成周大郭的建设，就是为了大量会集居民和适合“成周八”的驻屯守卫的需要。

成周的大郭，应该紧靠在王城以东，横跨瀍水两侧地区。《洛诰》记周公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食”是说经占卜吉利而采用。^[3]召公和周公营建成周，采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的地点，又采用瀍水以东的地点。说明整个成周大邑的建筑，横跨瀍水东西两侧地区，如同隋唐洛阳城的横跨瀍水一样。只是西周成周的位置偏北，在洛水以北。《逸周书·作雒解》所谓“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即邙山）”。隋唐洛阳城的位置则偏南，直跨洛水的南北两岸地区，而且大部分在南岸地区。考古发现的春秋王城遗址，西边紧靠涧水，其西南角还跨过涧水，而其东边还在隋唐洛阳城以西，到瀍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因此成周的大郭，必然横跨瀍水以西和以东地区，然后才能和《洛诰》所记周公“卜宅”之说相合。周公和召公所以选定这个地点建筑东都，是有道理的。这里北靠黄河和郏山，南靠洛水，形势很好，便于防守。这里是涧水、瀍水和洛水会合的地方，水源充足，足以供应王宫、官署以及居民、驻屯军队生活上的需要。同时陆上和水上交通都比较便利，便于征收四方的贡赋，便于供应粮食等物资；也便于和西都镐京联系，便于和四方诸侯联系。而且在成周的兴建过程中，也便于供给建筑用的材料。周的祖先公刘营建豳的时候已经利用水道运输建筑材料。《史记·周本纪》说：“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这时大规模营建东都，当然更要用水道供应建筑材料了。

郑玄解释《洛诰》，以为瀍水以西所建的是王城，即是汉代的河南县城；瀍水以东所建的是成周，即汉代的洛阳县城，即今“汉魏洛阳城”遗址（参看《洛阳附近城址变迁图》），这是沿袭了《公羊传》和《汉书·地理志》的错误。成周原来是一个大邑。一个大邑而连结有宫城和大郭，这是古代都城的通则，决不可能如《公羊传》和《汉书·地理志》所说那样，王城在汉代河南县，成周在汉代洛阳县，两城相距四十里。成周在《尚书》中只是一个邑，或者称为“新邑”（《洛诰》），或者称为“新邑洛”（《多士》），或者称“洛邑”（《多方》），或者说“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康诰》）。到春秋时，周敬王请晋国帮助“城成周”，也还说：“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成周是东都的总称，王城只是东都的宫城，并非相距四十里的两个邑。关于这点，童书业《春秋王都辨疑》（收入《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已有精辟的辨正，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令彝说：“明公朝（早）至于成周”，“明公归自王”。“王”该指王城，王城也是指成周的宫城，唐兰和陈梦家根据《汉书·地理志》，把令彝的“王”和“成周”，解释为相距四十里的两个邑，是不可信的。关于这点，参看拙作《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编第五篇“西周都城制度的发展”。

周公营建成周，建成王城和大郭，王城内主要建设君王的行宫以及官署，大郭主要为了会集居民和驻屯重兵。此外还建有许多举行祭礼和典礼的建筑。何尊讲到成王在成周祭祀武王“自天”，“天”就是天室，也就是明堂。明堂是用来举行重大祭礼和典礼以及施政的厅堂。前面已经说过，在成周建设“天室”，原是武王的计划，武王要在天室举行“殷礼”，即所谓“依天室”。《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嘱咐周公说：

呜呼！旦，我图（图谋）夷（平定）兹殷。其依天室（谓在明堂举行殷礼），其有宪命（“宪命”谓法令），求兹无远（谓宣布法令，可以在此不远离天意），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谓如果天有什么寻求，在此不难得天的对我帮助）。

就是说，在明堂举行殷礼，可以在此宣布符合于天意的法令，并可以得到天的帮助。

何尊还说成周建有“诰宗小子”的“京室”，“京室”当是宗庙中的大室。敔簋还说成周有“大庙”。敔簋说：“惟王十又一日，王各（格）于成周大庙。”大庙当即太庙。《逸周书·作雒解》说：“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乃建大社于国中……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作雒解》所说，不免夹杂有后代礼制在内，例如说所建大社的坛，东南西北中用五色土，显然是五行学说流行以后的产物。但是成周大邑中，确应设有丘兆、社坛、大庙、明堂之类的建筑，以适应举行各种祭礼和政治上重大典礼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