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西周史:探讨惟王五祀与周开国

西周史:探讨惟王五祀与周开国

时间:2023-09-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近人解释“惟王五祀”有三说,或者以为周公归政成王以后五年,即成王亲政改元之后五年;或者以为是周公摄政五年,亦即成王在位五年;或者以为是周公摄政称王五年,周公摄政称王自有纪年。所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正与何尊“惟王五祀”相合。《洛诰》第二段记周公说:“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

西周史:探讨惟王五祀与周开国

近人解释“惟王五祀”有三说,或者以为周公归政成王以后五年,即成王亲政改元之后五年;或者以为是周公摄政五年,亦即成王在位五年;或者以为是周公摄政称王五年,周公摄政称王自有纪年。我们以何尊铭文和《召诰》、《洛诰》作比较研究,当以周公摄政五年之说为是。

营建成周的年代原有两说。《尚书大传》谓在周公摄政五年,而《史记·周本纪》谓在“周公行政七年”,《鲁世家》谓即在“成王七年”。《召诰》和《洛诰》的著作年代,同样有两说。郑玄以为《召诰》作于周公摄政五年(《周礼·地官·大司徒》正义引),司马迁、刘歆都以为《召诰》和《洛诰》作于周公摄政七年。皮锡瑞调停两说,认为“《召诰》与《洛诰》文势相接,不得以为相隔二年”,但是“营洛大事非一时所能办,《大传》言其始,《史记》要其终,两说可相明”,并以为《召诰》与《洛诰》都作于周公摄政七年(《今文尚书疏证》卷十七)。我们认为皮氏之说不确。从上节我们以何尊铭文和《召诰》内容比较来看,《召诰》应与何尊作于同年。从何尊铭文与《召诰》、《洛诰》所载月份与干支来看,也该是同年的。《召诰》记载三月戊申(五日)召公奉命到洛邑“卜宅”,开始“经营”,乙卯(十二日)周公到洛邑视察,甲子(二十一日)周公召集“庶殷”分配劳役,“既命庶殷,庶殷丕作”。后来召公便对成王作长篇教导。从召公所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等话来看,此时成王已来到成周升登王位、开始听政。何尊铭文载:“才(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顺着《召诰》三月二十一日甲子推算,四月丙戌是十三日。成王当是在周公“既命庶殷”以后来到成周升登王位的。《洛诰》第一段记周公追叙营建成周的事,说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这和《召诰》“乙卯朝至于洛”相合。王国维《洛诰解》说:“日而不月者,成王至洛与周公相见,时在五月乙卯以前故也”(《观堂集林》卷一)。这一推断,由于何尊的出土,得到了证实。成王在四月丙戌以前已经来到成周,周公和成王相见而对话,当即在此前后。《洛诰》说:“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在十有二月”。顺着《召诰》三月二十一甲子和何尊铭文四月十三日丙戌推算,十二月戊辰正好是十二月三十日,所以王国维说:“戊辰是岁十二月之晦也。”所有干支,何尊和《召诰》、《洛诰》相合,决不是偶然的。

既然何尊铭文结尾说“惟王五祀”,那么,这年该即成王五年,亦即周公摄政五年,足以证明《尚书大传》说这年“营成周”,郑玄说《召诰》作于这年,确有依据。其实周公摄政只有五年,并无摄政七年的事。《尚书大传》所谓周公摄政七年,《史记》所说周公行政七年,都是由于《洛诰》末二句所引起的误会。《洛诰》末二句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王国维解释说:“上纪事,下纪年,犹艅尊云‘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廿有五祀’矣。诞保文武受命,即上成王所谓‘诞保文武受民’,周公所谓‘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皆指留守新邑之事。周公留洛,自是年始,故书以结之。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自后人不知‘诞保文武受命’指留洛邑监东土之事,又不知此经纪事纪年各为一句,遂生周公摄政七年之说,盖自先秦以来然矣。”王氏依据殷周之际文辞通例,说明《洛诰》末二句上句纪事,下句纪年,各为一句,从而指出误传周公摄政七年,是由于误把二句连读而引起的。这个创见对解决周初年代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洛诰》末二句和艅尊铭文一样,“上纪事,下纪年”,为了分隔二句,就连用两个“惟”字作发语词,很是明显。

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观堂别集》卷一)于“文王元祀”下,对于这点又有进一步解释:“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之初,亦未尝改元。《洛诰》曰惟七年,是岁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这一解释的正确性,由于何尊的出土,也得到了证实。所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正与何尊“惟王五祀”相合。武王以继承文王所受天命而伐商,武王即位和克商,都未曾改元,还是从文王受命称王之年算起,如《尚书·洪范》说:“唯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同时,在克商以后,也已有从克商后计“年”的习惯,如《尚书·金縢》说:“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既克商二年”即是“唯十有三祀”。武王既死,周公摄政称王,仍沿用从克商后计“年”的习惯,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洛诰》“惟七年”,即是既克商七年,又是成王嗣位之后五岁。

《洛诰》第二段记周公说:“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又说:“今王既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王国维《洛诰解》把“殷礼”解释为“祀天改元之礼”,把“作元祀”解释为“因祀天而改元,因谓是年曰元祀矣”。从《尚书大传》所说“营成周,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来看,这时确有“改正朔”之事。但是把“作元祀”解释为“改元”,“因谓是年曰元祀”,不免是曲解,不符合原意。杨筠如《尚书覈诂》改作解释说:“元,《诗传》:大也。“元祀即祭天改元之大礼。”也很牵强。“记功宗”是说记功劳于宗庙,古有此礼。“以功作元祀”是说因功而在宗庙举行大祀。“元祀”仍当从旧说释为大祀为是。“殷礼”也不是“祀天改元之礼”,该是大合内外臣工的殷见之礼。《尚书大传》所说“易正朔”,就是不再沿用文王受命的纪年,而改用成王的纪年。从何尊“惟王五祀”来看,所用成王纪年是从嗣位开始的。因为当时周朝统治者已经确认成王继嗣接受皇天的“成命”。这在《召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召诰》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有王虽小,元子哉”!“王厥有成命治民”,“今王嗣受厥命”。《诗经·周颂》中更有《昊天有成命》篇,突出地歌颂了成王继嗣“二后”(即文王、武王)的“成命”。为什么这年既称成王五祀,《洛诰》还是用“惟七年”呢?因为《洛诰》是周公方面记录的文件,既然把周公留守洛邑称为“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用来作为一年大事而记于篇末,当然要沿用周公原来从克商后计“年”的旧例了。

王国维《周开国年表》前后不一致。他于“文王十六祀(既克商五年,成王三年)”下,列有《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于“成王元祀(既克商九年)”下,列有《召诰》首段和《洛诰》末段(包括末二句),又列有《尚书大传》“五年营成周”。这样把《召诰》、《洛诰》和“营成周”都定在既克商九年,把周公摄政一年定在既克商五年即成王三年,比前面所引王国维之说又推迟二年。上下文不相符合,当是出于偶然疏忽而发生的错误。如果依照后说,成王元年和二年周公既未摄政,是谁执政的呢?成王年少未亲政,怎么可能无人执政呢?

王国维《洛诰解》认为结尾“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是指周公受命留守成周的事,是依据宋人蔡沈《书集传》的。《洛诰》第三段记载成王对周公说:(www.daowen.com)

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乱当作“”)为四辅。

蔡沈《书集传》解释说:“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谓之后者……犹后世留守、留后之义。”蔡氏以留守、留后相比,当然不对,但谓成王命周公留守洛邑,很是确切。王国维解释说:“后者,王先归宗周,周公留洛,则为后矣。”从上下文来看,成王“命公后”的“后”,就是“迪将其后”的“后”,指此后治理东都的政务,包括“监我士、师、工(即监督百官),诞保文武受民(谓大保文王、武王所受于天的人民,指统治人民),乱为四辅(谓成为统治四方的辅佐)”。因为东都成周是天下的中心(所谓“土中”或“中国”),负有统治百官和四方人民的责任。《洛诰》末段说“王命作册逸(即史佚)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就是把成王的口头决定,写成公文,用“册命”方式授给周公今后治理东都的大权。郑玄、王肃等人以为“命公后”是指封周公之子伯禽,不确。周公于摄政三年“践奄”。伯禽封于鲁,“因商奄之民”,当即在“践奄”之后,不必待成周建成之后再封。而且从《洛诰》上下文来看,当时成王留周公治洛,是由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未能按宗周礼制使天下大定),亦未克敉公功(也未能完成周公之功)”,因而要命令周公“迪将(主持)其后”。辞意分明,丝毫不见有分封周公后代之意。

结合何尊铭文和《召诰》、《洛诰》来看,成王于五年三四月间,因营建成周,来到成周升登王位、开始听政,即何尊所说“惟王初,宅于成周”;也即《召诰》所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王乃初服”,“宅新邑”。在成周大邑建成后,举行庆功的、大合内外臣工的殷见之礼,“祀于新邑”。到岁末,成王命令史佚册命周公留守成周,主持此后治理东都的政务。同时,成王即回宗周(镐京),即王位。成王说:“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又说:“公定,予往已。”三四月间,召公说“王来”;到岁末,成王自己说“予小子其退”,“予往已”。一则称“来”,一则称“退”或“往”,很是分明,根本不存在迁都成周和还都宗周的事。

成周是周王朝统治四方的中心,所以成王命周公留守成周,是“为四辅”,即是统治四方的辅佐大臣。同时成王还说:“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就是勉励周公不要废弃原有法则,这样子孙就可以世袭这个“为四辅”的职位。所谓“四方其世享”,无非是世代做统治四方的辅佐大臣。后来果然这样,周公的后代曾世袭这个治理成周、统治四方的职务。令彝铭文说:“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又说:“明公朝至于成周。”《书序》又说:“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礼记·坊记》引有《君陈》佚文,郑玄注:“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至于《书序》说“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这是说周公告老回到丰的。《尚书大传》对此说得比较清楚:“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心不敢远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庙。然后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据此可知,周公告老回到丰,是为了表示心不敢远离成王,便于祭祀于文王、武王的宗庙;他病将死,因为成王曾命令他留守成周,故而要回葬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表示他忠于成王所任命的职守。

总之,由于何尊的出土,我们对《召诰》和《洛诰》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解,对于周公摄政和归政的年代以及相关的大事可以进一步明确。成王迁都成周之说是不能成立的;由此作出的推论,认为迁都成周在周公归政成王以后五年,周公摄政不应包括在成王在位年数之内,也是缺乏依据的;至于说周公归政成王以后,成王在成周改元而亲自执政,周公因而回到丰邑,更是不可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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