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年新出土的利簋铭文，武王在甲子日克商之后，“辛未王才（在）（阑），易（锡）又（有）事（司）利金。”辛未是甲子之后第七天，戊辰“王立政”之后第三天，武王已从指挥作战的前线来到阑坐镇，在那里赏赐有功的臣属。“阑”这个地名，多次见于商代铜器铭文，连同利簋铭文，有五种不同的写法，商王常到那里，在宗庙里把贝赏赐给臣下。如戌嗣子鼎铭文，记载商王在阑宗（即宗庙）赏给贝廿朋。这个“阑”字，从“柬”得声，“柬”或省作“束”，从“宀”或从“间”等，都是形符。容庚《金文编》释宰椃角铭文，定为“阑”字。于省吾考释利簋铭文，也定为“阑”字，并进一步认为是“管”的初文，“古无管字，管为后起的借字”^[14]。徐中舒也认为：“辛未是甲子后第八日（按应是第七日），阑，其地必在殷都朝歌不远，于氏以‘阑’为管叔之‘管’，以声韵及地望言之，其说可信。”^[15]《墨子》两次提到“管叔”都作“关叔”，见于《耕柱》和《公孟》。“阑”与“关”音义俱近，更足以证明“阑”即是“管”。《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封叔鲜于管”，“管”这个地名早就存在，“管”是后起字，原本写作“阑”。从沿革地理来看，近年河南郑州发现的规模很大的商城，即是管城。《括地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说：“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元和郡县志》卷八河南道郑州“郭下”也说：“本周封管叔之国”。所谓“外城”或“郭下”，正是现在发现的郑州商城。根据考古发掘，紧贴商代夯土城墙外壁，附加有一周战国时代修筑的城墙，汉代以后城垣规模缩小三分之一以上，在北部另筑一道城墙，把三分之一面积隔开在外，即成为“外城”或“郭下”。外城或郭下正是商代管邑的城墙，建筑于商代前期（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曾一直沿用到战国。管邑该和牧邑一样，原是商的别都，所以建有大城，设有宗庙，商王常到此对臣下进行赏赐。原来是个战略要地，所以驻屯有重兵，建有牢固城墙。当周师从盟津渡河进攻牧野时，估计此地已成为驻屯重兵的后方，所以利簋仍然称为“阑”。等到武王克商，就到此地来坐镇，并对臣下进行赏赐，正因为这是黄河以南的战略要地，便于在这里指挥攻克南国所有殷属诸侯的军事行动，处理有关政务，从而巩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后来把管叔封在这里，作为三监之一，同样是为了巩固对中原的统治，并就近监视殷贵族的行动^[16]。

武王在利用原有管邑作为统治中原重要据点的同时，也还把洛邑作为驻屯重兵的基地，并计划进一步建设成为国都。《史记·周本纪》末段载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周朝把洛邑建设成东都成周，确实开始于武王的规划，到成王时才建成。但是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也是不错的。《尚书·洛诰》记周公说：“予惟乙卯，朝（早）至于洛师”，可知在成周未建成以前洛邑已有“洛师”之称。“洛师”之称，如同“阑”一样，当因驻屯重兵而得名。盟津后来又称孟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黄河沿岸，西周、春秋时附近有邑名盟，原为苏国之邑。盟津正介于洛邑和管邑中间的黄河沿岸，武王要在盟津会合诸侯的联军，大规模地渡河北上进军牧野，必须先攻占洛邑和管邑，在此驻屯重兵，作为支援大军渡河的基地，并防止殷的南疆诸侯从背后袭击。从地理形势来看，洛邑比管邑更为重要。后来三监叛乱时，也曾以攻取洛邑作为目标。《史记·卫世家》载：三监“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当三监叛乱时还没有成周之名，当即指洛邑。这说明洛邑是中原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www.daowen.com)

武王克商以后，就有建都洛邑的计划。近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记载成王“诰宗小子（宗小子是指宗族中的小辈）于京室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民。”所谓“中国”就是四方的中心，即指洛邑。所谓“宅兹中国”就是要建都于洛邑。他之所以要“廷告于天”，因为自以为接受“天命”，要顺从天意，要营建符合天意的国都。《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克商后，整夜睡不着觉，忧虑的是“未定天保”，难以安定大局，“天保”即是指顺从天意的国都。武王原要传位于周公，周公没有接受，于是武王把建设洛邑为国都的任务托付给周公。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我图谋平定这个殷商），其惟依天室（“依”与“殷”同音通假，要在明堂举行内外群臣大会见和大献祭的殷礼），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宣布法令可以在此，不远离天意），天有求绎，相我不难（如果天有什么寻求，在此不难得到天对我的帮助）。自洛汭延于伊汭（从洛水入河处到伊水入洛处），易居无固（地平易无险固），其有夏之居（将是有夏建都之处）。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向南望超过三涂山），北望过于岳鄙（我向北望超过太行山附近的都邑），顾瞻过于有河（回顾超过黄河），宛瞻延于伊洛（坐看能看到伊水洛水），无远天室（不要远离明堂）。”这段话，《史记·周本纪》曾经引用，是很重要的。说明武王要把洛邑建设成国都，目的在于平定殷商，在这里可以举行会见群臣的殷礼，宣布法令，从而巩固统治。从这段话，可知武王曾考察洛邑的地理形势，登高向南北瞭望，认为适宜在此建设国都。“其有夏之居”，旧注以为是说原是夏代的国都，这是错误的。屈万里说：“周人自谓其国曰夏，《尚书》……区夏、有夏皆谓周也。此有夏，亦当指周言。其，将然之词，言此地将为周之居处（意谓京都）也。”^[17]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周人自称“我有夏”（见《尚书》的《君奭》、《立政》），“有夏之居”即是“周居”，所以《史记·周本纪》下文接着就说：“营周居于洛邑而去”。这个“营”字是规划的意思，是说武王和周公在洛邑作好建都的规划后离去。从武王所说考察洛邑的情况和《史记》所说“营周居于洛邑而去”来看，武王和周公谈话的地点应该就在洛邑附近。《逸周书·度邑解》第一段说：“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王”字下疑脱“将”字。“鹿”与“丘中”的地点不详，该在洛邑附近。当是临行前，在中原地区巡视，因“未定天保”而睡不着觉，武王这个继续“图夷兹殷”即平定殷贵族，在洛邑建设“天保”（即新的国都）和创设宣布法令的“天室”（即“明堂”）的规划，是高瞻远瞩的，他把这一规划交托给周公去完成，并因儿子年幼而要传位给周公，也是为巩固周朝统治着想的。武王去世，周公因成王年幼而摄政，在平定三监和武庚叛乱、东征胜利后，营建东都成周，就是执行武王这个远大规划。^[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