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西周史:牧野三战一天内惊险击败商

西周史:牧野三战一天内惊险击败商

时间:2023-09-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殷商毕竟是个大邦,周毕竟是个小国,殷商的军队在数量上仍然远远超出武王所组织的讨伐联军,因此武王要取得克商的胜利,不仅要做好充分准备,更需要制定出一个卓越的战略方针。在武王观兵于盟津之后二年,武王制定了一个在牧野速战速决的战略。殷是商代后期长期的都城,这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一旦牧野的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牧邑就可随手取得,殷的都城也就没法防守,整个“大邑商”就很快可以全部占领,从而取得克商胜利。

西周史:牧野三战一天内惊险击败商

武王在盟津和诸侯会盟之后,大大增强了自己伐商的实力,削弱了殷商的抵抗力量。但是,殷商毕竟是个大邦,周毕竟是个小国,殷商的军队在数量上仍然远远超出武王所组织的讨伐联军,因此武王要取得克商的胜利,不仅要做好充分准备,更需要制定出一个卓越的战略方针。

在武王观兵于盟津之后二年,武王制定了一个在牧野速战速决的战略。当时殷商的王畿,即所谓“大邑商”,四周都有天险。吴起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战国策·魏策一》)。就是说:商纣所居的王畿,左有太行山的关塞孟门(今河南辉县西),右有漳水和滏水,前有黄河,后有山岭,都是天险。除了天险之外,商代在国都殷(即今河南安阳)的四郊,还设有别都,驻屯有重兵,用以防守。在殷以南有个牧邑,就是《尚书·康诰》所说的妹邦和《尚书·酒诰》所说的“妹土”,“妹”或作“沬”,春秋以后称为朝歌。古时“妹”、“牧”双声通用。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是商代后期长期的都城,这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但是文献上有武乙或帝乙迁都朝歌,与纣都朝歌之说。《尚书·康诰》的妹邦,即是牧邑,是周初分封给康叔的卫的国都,《史记·卫世家》说是“故商墟”,就说是商的旧都。《汉书·地理志》在河内郡朝歌下也说:“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当时牧邑(即朝歌)正是别都所在,商纣即居住在牧邑的宫内,后来商纣在牧野战败之后,就是逃奔入牧邑宫内自焚而死的。当时商纣所以住在牧邑,因为牧邑是别都,驻屯有重兵,是王畿南郊的军事重镇。直到殷商灭亡之后,康叔分封到此建立卫国周朝的一支重兵“殷八”,仍然驻屯在这里。据小臣簋铭文,伯懋父(即康叔之子康伯髦)统率“殷八”征伐东夷得胜归来,是“复归才(在)牧”的。所谓“牧野”,就是牧邑之野,指朝歌以南七十里地区。《水经·清水注》说:“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即今卫河上游),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牧)野矣。”古文献如《诗经·鲁颂·宫》、《墨子·明鬼下》、《荀子·儒效》都作“牧之野”,是对的,这是指牧邑郊外的广大地区。后人指为朝歌以南七十里的地点,是错误的,正因为牧邑是个防守国都的军事重镇,武王要克商,就必须进军到牧野,在这里展开决战。一旦牧野的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牧邑就可随手取得,殷的都城也就没法防守,整个“大邑商”就很快可以全部占领,从而取得克商胜利。[10]

武王进军牧野的时间,是在武王观兵于盟津之后二年(即文王受命十一年)的二月的甲子[11]。甲子是武王选定到牧野决战的吉日,这与周人相信甲子日吉利有关。后来周公建设东都成周,也是选定甲子日召集殷贵族而发布动工命令的。周宣王的大臣兮甲,字伯吉父,见于兮甲盘铭文,即文献上的尹吉甫王国维解释说:“甲者月之始,故其字曰伯吉父,吉有始义。”[12]王充《论衡·讥日》也说:“王者以甲子之日举事,民亦用之。”根据《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王国维在《生霸死霸考》中推算,武王于一月二十六日癸巳,从宗周出发,经历二十五天,到二月二十一日戊午在盟津渡河,从盟津出发,又经六天,到二十七日甲子到达牧野,当天早上宣誓决战就取得决定性胜利。从盟津到牧野约有三百里路程,这是采取急行军,每天行五十里速度到达的。当时这一带交通条件比较好,从殷墟卜辞来看,这一带正好是殷王经常的狩猎区,可以通行马车,殷王就常常驾驶马车到盟津以北的太行山南麓进行狩猎活动。

武王统率进攻牧野的精锐先锋部队,只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吕氏春秋·贵因》、《吕氏春秋·简选》以及《史记·周本纪》都是这样说的。《史记·周本纪》还说有“甲士四万五千人”,更说:“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纣“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四千乘”和“七十万人”之数,恐怕都不可信,调动几千乘兵车和几十万人参与一个战役,要到战国时代才可能出现。据《尚书·牧誓》,在武王所统率的联军中,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国,其中庸、蜀、羌、卢、濮五国,到春秋以后尚存,都是西南部族,他们不可能派遣四千乘兵车到牧野参加会战。《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武王确是以精锐部队作为先锋,采取突击冲杀方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逸周书·克殷解》说:“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即吕望)与伯夫(当即《牧誓》所说“百夫长”)致师(孔晁注,挑战也)。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商师的阵线,是被周作为先锋的三百多乘兵车和虎贲三千多人猛烈冲杀得崩溃的。

图五十 利簋及铭文

一九七六年陕西临潼零口镇西段村出土。通高二十八厘米,口径二十二厘米,重七点九五千克,腹内底有铭文三十二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牧野之战,是在甲子这天,从清晨誓师冲杀开始,到夜晚就取得全胜,迫使商纣自杀。《诗经·大雅·大明》描写这场战争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会朝清明”就是早晨清明之时。《逸周书·世俘解》说:“越若来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夫恶臣百人(刘师培校改“夫恶”为“共恶”)。”所说“朝至接于商”,就是说清早到达就与商师接战。《世俘解》又说:“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及庶玉环身以自焚(原有脱误,从顾颉刚校正)。”说明甲子当天夜晚,商纣就因失败而自杀。一九七六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有这方面与文献符合的记载:“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通“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阑)。易(锡)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公宝彝。”“甲子朝”就是甲子这天清早。“岁”通作“刿”,《说文》说:“刿,利伤也。”卜辞常有岁羌若干或岁若干牛的记述,岁即杀死之意。“鼎”通作“丁”,义为“当”。《尔雅·释诂》说:“丁,当也。”郝懿行《义疏》:“丁当双声,丁鼎叠韵。”“岁鼎克”就是说冲杀后当即得胜。“闻”通作“昏”,是说夜晚。“夙有商”是说快速占有商邑。或者解释“岁”为岁星或岁祭[13],但是叙述在“甲子朝”之后,未免文理难通。牧野之战在甲子一天内,从早到晚就取得全胜,这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吕氏春秋》上多次谈到此事,如《首时》篇说:武王“立(莅)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又如《贵因》篇说:武王“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早)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擒)”。《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也都说:“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利簋记载正与文献相合,“朝(早)”与“闻(昏)”上下文正相呼应。

殷之所以兵多却不堪一击,首先是由于殷贵族生活奢侈腐化、沉迷酒色、政治腐败,对人民十分暴虐。《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说:“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墨子·明鬼下》也说:“与殷人战乎牧之野,王手禽费中(仲)、恶来,众畔皆走(“手”字原误作“乎”,从孙诒让校正;“皆”原误作“百”,从王引之校正)。”这时殷的军队早已丧失斗志,确如武王《太誓》所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因而一击即溃,旋即叛离而走。

其次是由于这时殷的力量已被东西两面的夷戎部族所削弱。殷商的东部,从商代后期起,东夷的势力逐渐强盛,《后汉书·东夷传》载:“武乙衰政,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从今泰山以东,济水以南,直到淮水流域,都成为东夷分布的区域。奄(今山东曲阜)曾是盘庚迁殷以前的国都,这时已成为一支强大的东夷的主要居住区,称为商奄或奄。营丘(今山东临淄)一带原为殷的诸侯逢伯陵之地,这时也已成为东夷的蒲姑所在地。殷商连年与东夷交战,消耗力量很大,所以春秋时人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语);“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宣公十二年》栾武子语)。与此同时,西方和北方的戎狄也渐强大,逐渐进入中原地区,例如打败周师的燕京之戎,分布于太原汾阳的燕京山一带,雷学淇认为“当殷末政衰为戎所据”(见《竹书纪年义证》卷十四),是不错的。商王文丁曾授权周的季历征伐戎狄,授以牧师(诸侯之长)的称号,季历在不断战胜戎狄的过程中,壮大了力量,扩大了地盘。到商纣时,殷商实际能够控制的地区,只有王畿及其南疆一带,因而力量大为减弱。(www.daowen.com)

周的兵少却能一举克商,首先是由于四代连续的经营,姬、姜两姓贵族的巩固联盟,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以及西南八国的加盟。这次进军牧野的联军,作为统帅的太师吕望(即太公望)就是姜姓贵族;作为六师长官之一的吕他,也该是姜姓贵族。

其次是由于武王继承文王克商计划,确定了适当的战略步骤,会盟诸侯的成功,瓦解了殷纣的抵抗力量,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最后又制定了决战于牧野的卓越战略,利用殷商贵族内部矛盾很多、士兵没有斗志的时机,用精锐的先锋部队顷刻间冲垮牧野守兵阵线,在甲子一天内取得了克商的战果。

殷周之际已盛行车战,以战车上的甲士作为战斗主力。武王所统率的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是在这次牧野决战中作为先锋的,是周的主力军。当时兵车一乘,大体上,车上乘有甲士十人,车后随从徒卒二十人。《司马法》载有一说:“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大体可信,春秋前期也还沿用这种兵制。《诗经·鲁颂·宫》记载鲁僖公的军队,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每乘有公徒三十人,包括甲士与徒卒而言。《左传·闵公二年》载“齐侯(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每乘也有甲士十人。《吕氏春秋·简选》所说:“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当有依据。所谓“兵首”,便是用作先锋。《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夹谷会盟,“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说明直到春秋晚期,以甲车三百乘出征还是常例。当年武王统率的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虎贲即指勇猛而行动快速的甲士,正是每车甲士十人。“贲”即“奔”的假借字,《后汉书·百官志》虎贲中郎将注:“虎贲旧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西周常用虎贲作为宿卫之臣,见于《尚书·立政》和《尚书·顾命》。

车战方式与后世步骑作战方式不同。双方往往要先排列成整齐的车阵,然后挑战和交战。这种整齐的车阵,一经交战,战败者如果崩溃,车阵大乱,就很难整顿车队,重新组成车阵继续作战,所以每次决战很快就分胜负,不像后来用步骑兵野战那样旷日持久。春秋时代著名的大战,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鞌之战,胜负都在一天内就见分晓,鄢陵之战也只经历两天。城濮之战,晋以七百乘的兵力,抵挡楚和陈、蔡联军,以少胜多。晋先以下军“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接着“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就是先以下军进攻薄弱的陈、蔡军,作为右师的陈、蔡就奔溃;接着又以上军将佐从两路夹攻楚左师,使左师又崩溃,于是晋就在城濮之战中得到大胜。牧野之战也有类似情况,武王“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接着乘商师崩溃的时机,乘胜追击,就在甲子一天内取得这一大战的全胜。

武王在牧野之战取得克商的伟大战果之后,随即命令太师吕望乘胜进击殷将方来,同时分兵四路南下,平定服属于殷的南国诸侯。根据《逸周书·世俘解》,在牧野之战得胜之后,“咸刘商王纣,执共恶百人”,就是杀死商纣,并捉到与商纣共同作恶的臣属一百人;接着“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望至,告以馘俘”。就是命令太师吕望继续进击殷将方来,到丁卯,即甲子在牧野得胜之后三天,吕望凯旋回来报告胜利,并举行献馘俘礼。吕望所进击的方来,唐大沛和陈汉章都认为即是《史记·秦本纪》所说的恶来(见唐所著《逸周书分编句释》上编、陈所著《周书后案》卷上),并认为“方”是东夷国名,《后汉书·东夷传》有“方夷”,“来”是其名。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嬴姓一支东夷迁居到了西方,其首领名“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使北方(“使”原误作“石”,从梁玉绳等据《水经·汾水注》和《太平御览》引《史记》改正),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即飞廉,中滴一作仲滑,正义引《世本》云:“仲滑生飞廉”。处父,索隐以为“蜚廉别号”。《秦本纪》这段话,该采自嬴姓之族的传说,所说飞廉“不与殷乱”而“得石棺”,当是他们自古相传祖先得到神灵保佑的说法。事实上,飞廉和恶来同样是被武王派人追杀的。许多古书上都说他们是和崇侯虎同样助纣为虐的。《荀子·成相》说:“事之灾,妒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荀子·儒效》又载进军牧野途中,周公说:“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吕氏春秋·当梁》又说:“殷纣染于崇侯,恶来……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恶来、飞廉是和崇侯虎一样被商纣重用而听信的大臣,所以武王特派大军追击。《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所谓“伐奄三年讨其君”,是周公东征的事。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是武王东征的事。该是恶来被武王攻杀以后,以善走著称的飞廉向东逃奔到原来东夷的居地,周师乘胜追击,直追到海边才杀死飞廉。可以想见,追击善走的飞廉,是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和战斗的。

根据《逸周书·世俘解》,在丁卯这天吕望战胜殷将方来回来,“告以馘俘”以后,“戊辰,王遂祡(“祡”原误作“禦”,从于鬯校改),循追祀文王(“追”原误作“自”,从卢文弨依据孔注改正),时日,王立政”。戊辰就是丁卯之后一天,这时殷的王畿已被全部攻克,武王因而在此举行祡祭,就是烧柴燎祭天(《说文》:“祡,烧柴燎祭天也”)。同时又追祀文王,并且在这天“王立政”。孔注“是日,立王政布天下”,这一解释并不确切。“立政”二字,应与《尚书·立政》同样意义。王引之《经义述闻》解释说:“《尔雅》曰:正,长也。故官之长谓之正。……政与正同……立政谓建立长官也。”武王在这里“立政”,当是任命新的统治全国的长官。

孟子、荀子等儒家为了鼓吹周师是“仁义之师”,伐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免有武断和虚构的地方。孟子武断地判定《武成》不可信,同时他描写牧野之战:“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蹶)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说武王在牧野前线发表告慰百姓的讲话,声明自己是为了安定百姓而来,不会与百姓为敌。并说百姓听到之后,都跪下来叩响头,响声像山崩一样。而且认为“征”只是“正”的意思,各人都要端正自己,又何必要战争呢?这都是孟子凭理想而虚构的,不见有什么根据。荀子就更进一步,指出牧野之战是由于殷人倒戈而使武王得胜的。他描写说:“武王之诛纣也……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荀子·儒效》)。这是说:牧野之战,指挥作战的鼓声一响,纣卒就倒戈,掉头转向,他们杀了纣,不劳周人动手,因而周师没有砍下一个头、捉住一个俘虏,也没有因战功而受赏的事,回去后就放弃三种盔甲和五种兵器而不用,于是创立称为武、象的音乐而废除殷代称为韶护的音乐。在孟子、荀子等儒家的宣传鼓吹下,殷人倒戈而使周人得胜,就成为牧野之战的主要关键。所以,《史记·周本纪》说:“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叛)纣。”《华阳国志》的“巴志”更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一场有关朝代兴废的决战变成了“前歌后舞”的庆祝场面。至于东晋人伪造的伪《古文尚书·武成》说:“甲子昧爽,受(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就不免自相矛盾了。既要承认“殷人倒戈”是事实,又要承认“血流漂杵”是事实,于是就造出“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的话,“血流漂杵”就变成“殷人倒戈”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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