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于九年出师到盟津，在此大会诸侯而结盟，并在那里发表了盟誓，就是先秦古书上引用的《太誓》。这个“九年”，《史记正义》说是“续文王受命年”，就是文王称王的“九年”，也就是武王即位后第二年。《史记·周本纪》说：“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这完全是依据武帝时所发现的《太誓》，并不可信。这次参加会盟的诸侯可能不少，但“八百”这个数字并不可靠。所说因天命未可而还师，更是和先秦古书所引《太誓》的主旨不合。

从先秦古书所引《太誓》来看，真本《太誓》的主要内容，包括下列九点：

（1）自称伐纣是奉天命，上帝要灭亡殷王。如说：“为鉴不远，在彼殷王。……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非命下》引《太誓》）。“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天亦纵弃纣而不葆”（《墨子·天志中》引《大明》）。

（2）指出天命顺从民意，伐纣就是出于民意。如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元年》，《国语·周语中》及《郑语》引《太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太誓》）。

（3）指出杀伐是为了讨其残暴，成就将比商汤伐夏更为辉煌。如说：“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

（4）称纣为“独夫纣”，见于《荀子·议兵》引《泰誓》。《荀子·议兵》说：“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

（5）以敌我对比，认为势在必胜。如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太誓》）。又《左传·成公二年》：“商兆民离，周十人同”；《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武王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记：“武王曰：予有乱十人”，都是依据真本《太誓》的。

（6）宣称从梦和占卜来看，必然克商。如说：“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国语·周语下》引《泰誓》）。

（7）颂扬文王，如说：“文王若日若月，乍（作）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墨子·兼爱下》引《泰誓》）。

（8）宣称克纣乃文王有德，不克是“予小子无良”。如说：“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郑注：言有德也）；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郑注：无功善也）”（《礼记·坊记》引《太誓》）。(www.daowen.com)

（9）列举了商纣的罪状。如《墨子·非命下》依据《太誓》概括纣的罪状是：“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墨子·尚同下》依据《太誓》指出殷用连坐法的危害：“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指不揭发），发罪钧（谓发觉后同等的罪）。”这些罪状出于墨子的概括，全是用来作为墨家理论依据的，因而有很大的片面性。

从上述九点看来，这篇誓言主要是说明伐纣乃奉行天命，也就是顺从民意；这是讨伐商纣的罪行，势在必胜。这是一篇武王与诸侯在盟津这个地方会盟的时候，所作的誓辞，具有盟誓的性质，所以这篇《太誓》又称为《大明》。“明”即“盟”字。《墨子·天志中》引有和《墨子·非命上》大体相同的《太誓》上的语句，但是不作《太誓》而作《大明》（道藏本，吴钞本《墨子》都作《大明》）。孙诒让《墨子间诂》认为“明确为讹字，盖誓省为折，明即隶古折字之讹”。这一校勘是错误的。“明”是“盟”的通假，绝非讹字。

汉武帝时发现的《太誓》，说“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见《史记·周本纪》），所谓“八百诸侯”是夸辞，所谓“不期而会”也不可信。所说“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见伪《古文尚书·太誓》的正义引马融说），更是不符事实。从来会盟一定约有日期，会盟时一定有共同的盟辞。当时武王约定日期在盟津与诸侯会盟，盟津这一地名就是出于这次大会盟。《水经·河水注》说：“河南有钩陈垒，世传武王八百诸侯所会处，所谓不期同时也，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逸周书·商誓解》说：“昔我盟津，帝休。”就是说，这年会盟于盟津之事，得到了上帝的赞美，童书业已经指出：“此文实为孟津原名盟津之铁证，以此处之盟系动词。”^[7]《楚辞·天问》述及此事说：“会鼌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洪兴祖《补注》：“鼌、晁，并朝夕之朝。”既说“会朝争盟”，又说“何践吾期”，可知这是一次有约期的大会盟。会盟是先秦诸侯间加强联合、共同对敌的一种重要方式。

武王这时统率大军，与诸侯约期在盟津结盟，由武王亲自主盟，并缔结共同的盟誓。借此说明自己所以要伐纣的原因和目的，分析形势而指出必胜的原因，争取诸侯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合作，从而增强伐纣的力量和减少反对的阻力，以便取得伐纣战争的胜利。因为当时中原的许多诸侯，有不少出于商王的分封，原本出于殷的贵族，或者和商纣有利害关系。如果不作详细的分析说明，加以争取和分化，就可能被商纣所利用，组成联合反抗的力量。

武王在这篇《太誓》中，极力自称伐纣出于天命，出于民意，杀伐是为讨其残暴，并以敌我形势作对比，指出势在必胜，而且把自己比作汤，认为这次伐纣，比商汤伐夏更为光辉，并着重指出，由于商纣的暴虐，使其已失去作为君王的资格，只成为一个“独夫”，讨伐商纣只是除去一个“独夫”。荀子引用《太誓》中“独夫纣”的话，指出“诛桀、纣若诛独夫”，就是发挥了武王这篇《太誓》的重要理论。《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段齐宣王和孟子的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齐宣王再问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再对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独夫”或“一夫”，是指为非作歹，成为群众所反对的孤独者。孟子这段议论，同样是依据武王《太誓》而加以发挥的。孟子对答万章的话，又同样认为汤、武的征伐，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也还引用《太誓》：“则取于残，杀伐用张”等话作证（《孟子·滕文公下》），这就是儒家极力鼓吹的“汤武革命”理论。这是当年武王与诸侯会盟时首先在《太誓》中提出的，后来成为孟子、荀子等儒家的民本思想之渊源，对后代的政治思想曾发生深远的影响。

“汤武革命”的理论，是武王的杰作，他曾长期进行宣传。《逸周书·商誓解》记载武王克商后，曾告诫殷贵族说：“古商先誓（“誓”是“哲”的通假）王成汤克辟上帝，保生商民。……今纣弃成汤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这是说，天命之所以革商，是由于商纣不能继承成汤之典，也就是不能“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因为天命和民意是一致的，天命是顺从民意的。《商誓解》还记武王说：“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无罪。”又说：“昔在西土，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姓无罪（“姓”字原缺，从孙诒让校补），其维一夫，予既殛纣，承天命，予亦来休。”这里所说“百姓”是指“百官”和贵族。从此可知，武王把纣称为“独夫”或“一夫”，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指惟一负有重大罪责的人，因此，所有百官和贵族可以一概无罪，不予追究。这种集中打击一人而对其余宽大的政策，是瓦解敌人抵抗力量的一种重要策略。这样就使得商纣一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便于一举歼灭。武王所以要在会盟的《太誓》中郑重声明他杀伐的目标只有“独夫纣”一人，就是要许多原来属于殷的诸侯，早日认清战斗的形势，脱离商纣的阵营，不再助纣为虐。

武王这次统率大军，约定日期，在准备将来渡河北上进军的渡口，即所谓盟津，和许多诸侯会盟，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是准备定期进军克商的重要战略步骤，具有大规模行军和进行军事演习的性质，在此约定日期，做好此后会合同盟的大军大规模渡河北上决战的准备。《史记·周本纪》说：“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些话不见于汉武帝时发现的“今文《太誓》”，当别有所据，是可信的。所说“上祭于毕”，就是在毕地祭天神，沿用过去“周文王初禴毕”的礼制，上祭即是禴祭，祭的是天神。马融解释为祭于文王墓地，不确^[8]。《楚辞·天问》说：“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王逸注：“尸，主也。集，会也。言武王伐纣，载文王木主，称太子发，急奉行天诛，为民除害也。”“载尸”就是指载文王木主。武王统率大军在盟津会盟诸侯，军中载有文王木主，表示奉行文王所受天命而伐纣，所以《太誓》极力推崇文王，称“文王若日若月”。也就是利用文王过去在诸侯中的威望来和诸侯会盟，以便武王继任盟主并发表杀伐商纣的大计，分析当时形势，表示必胜的信心，同时宣布对敌作战的方略，表示杀伐目标集中于商纣一人。目的在于进一步巩固准备联合伐纣的诸侯联盟，加强伐商必胜的信心，同时使得其他诸侯，特别是过去属殷的诸侯不再助纣为虐，脱离商纣的阵营，从而瓦解殷商的抵抗实力。

武王在这次会盟中所作的《太誓》，是以盟主身份所作的盟誓，所以《墨子》一书中，既引作《太誓》，又引作《大明》，《大明》即是《大盟》，古“明”、“盟”同音通用^[9]。《逸周书·商誓解》说，“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国？命予小子肆伐殷戎”，其中“辨商其有何国”一句当有脱误，唐大沛注：“今姑就文义释之，帝降休命，辨别商其能有何国，言众心皆离也。”总之，武王在盟津与诸侯会盟的结果，确实使殷商的阵营进一步瓦解，而使武王伐商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因而武王认为这次会盟于盟津，是成功的，得到了上帝的赞许，因而上帝命令他实施伐殷的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