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铜乐器是三件一组的编铙（或称“钲”）。铜钟是西周时创制的，这在音乐发展史上是个杰出的创造。这种钟是椭圆形的，钟口呈显弧形弯曲，经过锉磨以调整音律。这与欧洲和印度等地所流行的圆形的钟不同。宋代沈括已经指出：“古乐钟皆扁如盒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圆钟（“圆”原误作“扁”，今改正），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这是说圆钟在演奏旋律较快的曲子时，会发生音波干扰，不成音律，用扁钟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从而确认了扁钟的优越性。

当时一个大钟独挂而敲打奏乐的，称为“特钟”。几个不同音阶的钟挂成一排而敲打奏乐的，称为“编钟”。这种钟一般都能发出两个音，一个在鼓部（钟下边沿钟口的部位）的正中，即所谓“中鼓音”；另一个在鼓的旁边，即所谓“鼓旁音”或“侧鼓音”。西周是乐钟的创制和发展时期，编钟从初期的三件一组，发展到晚期的八件一组。一九八○年马承源对上海博物馆所藏一百零七枚钟进行了频率实测，通过对振动模式的激光全息摄影的观察，证实每钟确能发出两个频率音。^[2]

西周王畿所在的陕西关中地区，多年来从西周窖藏中发现了八十多件甬钟。由于扶风齐家村两套八件成组的编钟——柞钟、中义钟的出土（传世虢叔旅钟七件，第七件铭文未完，故可知缺一钟），可知编钟八件成组已是西周晚期流行的方式。八十年代蒋定穗曾对其中七十三件完整的甬钟加以测音，证明扶风庄白家村出土的两组残缺的钟（一套四件，一套三件），原来也应是八件，按大小构成“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的音序。同时，逆钟四件原来也应是八件成套。因此认为西周后期八件成套的编钟，都是由宫、角、徵、羽四声骨干所组成，这可能与“雅乐”常用这四种调式有关。《周礼·大司乐》说：“圜钟（夹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又说：“函钟（林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又说：“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可知当时贵族的“雅乐”以四种调式为主，每种调式又是以不同的律高为主音的。

图四十八 柞钟及铭文

一九六○年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一套八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通高五十二厘米，甬长十六厘米，铣间三十三厘米，鼓间二十四点五厘米，舞纵二十七厘米，舞横二十点五厘米，重二十六点六五千克，钲间有铭文四十五字。前四件各有一篇内容相同的铭文，后四件合铸一篇铭文。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古代贵族十分看重音乐的作用，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贵族内部的交际和对外的征伐，都要听从音乐的格调和节奏。《荀子·乐论》说：“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所讲还是自古相传的见解。《史记·律书》说：“武王伐商，吹律听声。”《国语·周语下》记司乐官伶州鸠说：“王（指武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以太蔟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厎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也。反及羸内（地名），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羸乱，所以优柔容民也。”这是说，武王伐商，当出征、布阵、布令、布宪的时候，要根据夷则、黄钟、太蔟（簇）、无射等音律发出的“宫”声，然后配合“角”、“徵”、“羽”声的音律。(www.daowen.com)

西周编钟虽然只有四声的音律，但是与其合奏的管弦乐器是有五声或七声的音律的。当时宗庙举行祭祀、行礼等仪式，所奏的“雅乐”，是以钟、磬、鼓等打击乐器为主，而以管弦乐器伴奏的，用以造成庄严隆重的气氛。例如《诗经·周颂·有瞽》所说的宗庙大合乐，就以打击各种鼓、磬等乐器为主，而以箫伴奏。

磬的起源很早，山西夏县东下冯原始居住遗址中曾出土一件。商代已有编磬，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曾发现三件一组的编磬，形制是一头大、一头小，即所谓“鲸鱼头”类型，“股”和“鼓”两部分不分明。到西周晚期，编磬已发展到十三件一组。一九八○年陕西扶风召陈村的周原遗址，发现石磬碎片六十八块，均为青黑色石灰石磨制而成，经整理拼合，可知原为十五件。其中十三件同样刻有“象头龙身”的夔纹，形制相同，大小递减。这套编磬的形制，已分明有“股”和“鼓”两部分，在两部分之间的上边有一圆孔，以便悬挂而敲击“鼓”部。这种石磬敲击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因而编磬可以与编钟合奏，成为演奏雅乐的主要乐器。这种磨光的石磬比过去未经磨光的石磬制作精致，不仅发音敏捷，而且音调比钟声更加清澈，使得金石之音交相应和。

图四十九 陕西扶风召陈村出土的西周石磬

[1] 《陕西长安张家坡周墓清理简报》，《考古》一九六五年第九期。

[2] 马承源：《商周青铜双音钟》，《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