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是从贵族生活实用器物演变而来的。殷代贵族爱好饮酒，因而青铜礼器以爵、觚、斝等酒器为主。殷代早期墓中常出土多套爵、觚、斝的组合，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河南安阳小屯村殷人早期墓中，都曾出土一套到四五套的爵、觚、斝组合。到殷代后期爵、觚的组合依然很流行，同时常以食器的鼎相配合，小屯妇好墓出土铜礼器二百多件，其中有觚约六十件，爵约四十件，鼎有三十多件，斝十多件。殷墟第一、二期墓中都是爵、觚两或三件，配合有鼎一或两件、斝一或两件，另外或有罍、甗、尊、盉、卣一件。殷墟第三、四期墓中，大多爵和觚各一件，或者配合有鼎或簋一件，说明殷代后期鼎、簋等食器渐被看重。

西周时代青铜礼器的组合与殷代不同，该和周人的生活习惯与殷人不同相关。周人没有像殷贵族那样沉迷于酒，周人克商后，认为殷贵族的腐化堕落，与沉迷于酒有关，因而以此为戒。《尚书·酒诰》就是周公诰诫年幼的康叔以此为戒的，指出戒酒不仅是文王的教导，而且是上帝的旨意，只有祭祀用酒，不能“荒腆于酒”，如果有人“群饮”，就要拘捕并杀死。西周初期的主要青铜礼器是鼎、簋等烹饪器和食器。虽然也还配合有爵、觚、觯等酒器，是用于祭祀的。《周易》有鼎卦，坎卦六四爻辞又说：“樽酒簋贰。”尊是盛酒器，簋是盛食物器。

西周初期不但把鼎、簋等烹饪器和食器作为重要礼器，而且把记载自己功绩、君王赏赐以及册命之辞的铭文铸造在鼎、簋等礼器上，把这种礼器作为世袭权威和地位的凭证。正因为如此，列鼎的制度在西周初期已经开始推行，只是尚未有一定的规格，如陕西长安客省庄一墓出土三鼎二簋，三鼎中两鼎形制纹饰相同，另一鼎稍小而形制不同。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墓出五鼎三簋，五鼎中形制花纹有两种，三簋中两簋相同，一簋不同。陕西宝鸡竹园沟一墓出土五鼎三簋，五鼎形制基本一致，大小也依次递减，只是耳部形制有差别，三簋形制相似而纹饰不同。据此可知，以奇数为等次的列鼎的礼制，在西周初期已经推行，但形制纹饰没有完全统一，大小依次成为系列的只是少数。

到西周中期，列鼎的礼制进一步确立，如宝鸡茹家庄一墓出五鼎五簋，四鼎大小依次递减，只有一鼎特殊，形制花纹不完全相同。另一墓出五鼎四簋，形制相同而素面，大小依次递减。长安普渡村长甶墓出四鼎二簋，形制相似，大小依次递减。

西周中期以后，直到春秋、战国，贵族墓葬确实长期流行列鼎的制度。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的虢太子墓就陪葬有七鼎、六簋、六鬲、二壶以及甗、豆、盘、盉各一件。次一等的陪葬有五鼎、四簋、四鬲、二壶以及豆、盘、匜各一件。再次一等的陪葬有三鼎、四簋、二壶及盘、匜各一件。末等有鼎、盘、匜各一件。时代都在西周春秋之交。说明当时的列鼎制度，不仅鼎的数目有一定的等级，而且与鼎配合的簋、鬲的数目也有一定的等级。(www.daowen.com)

函皇父鼎载：“函皇父乍（作）琱般（盘）、盉、尊器、鼎、簋一具，自豖鼎降十又一，簋八、两罍、两壶。”郑季载：“叔专父作奠季宝钟六、金、四，鼎七。”以上两器都是西周晚期器，据此可见鼎确用奇数，钟、簋、罍、壶、等都用偶数，所谓“豖鼎”即指盛豖之鼎，从豖鼎以降共有十一鼎。《诗经·小雅·伐木》说：“於粲洒埽，陈馈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诸舅。”“馈”是指食物，“诸舅”是指亲戚中的长辈，“速”是延请之意，这是说经过洒扫，陈献八簋的“肥牡”来延请长辈。《秦风·权舆》说：“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这是没落的贵族哀叹自己^[1]过去每吃一餐有四簋的食物，如今却每次吃不饱。从此可见西周时代确实把食物盛在簋中吃的，而且用簋确是偶数。《周易》损卦卦辞：“二簋可用享。”

清代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陕西扶风任家村发现窖藏铜器一百二十多件，其中有大克鼎一件，小克鼎七件。大克鼎高九十三点一厘米，有铭文二百九十字，七件小克鼎的铭文相同，都是七十二字，大小不同而成为一系列，大的高五十六点五厘米，最小的高二十一点七厘米。

近年湖北京山宋河坝发现的西周、春秋之际曾侯墓，墓已残破，出土有鼎九件，鬲九件，簋七件，豆、壶各两件，甗、盘、匜、盉各一件。湖北随县擂鼓墩发现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有盖鼎九件、镬鼎两件以及簠、敦、壶、缶、尊、豆、鬲、甗、盘、匜等。九鼎原是天子使用的礼器，这时由于天子权威衰落，诸侯就有用九鼎为礼器的。

相传西周王朝的周天子有九鼎，据说这是克商时得到并迁到洛邑的。《左传·桓公二年》记臧哀伯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左传·宣公三年》载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到达洛水，周定王遣使王孙满加以慰劳，楚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对答说：夏代铸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郏鄏（即指洛阳，郏是洛北山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这是说九鼎原为夏代所铸，夏代灭亡为商所得，商代灭亡又为周所迁。《逸周书·克殷解》也说周武王克殷后，“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史记·周本纪》作“命南宫适、史佚展九鼎保玉”。又说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居九鼎焉”。这个九鼎作为历代天子传位重器的传说，影响是很大的，直到战国时代还成为强国争取的目标。据说张仪建议秦惠王伐韩，认为“下兵三川”，“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战国策·秦策一》）。秦武王为了进窥周室，谋求“挟天子以令天下”，就谋求取得代表天子权力的九鼎。武王原是个大力士，他把大力士请来做官和比武，派兵攻取宜阳，并派大臣进入东周，他自己就带着大力士孟说到达洛阳比武，他举起“龙文赤鼎”，两目出血，绝膑而死。秦武王这样亲自到洛阳举起周鼎，就是为了挟天子以令天下。《史记·甘茂列传》载，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秦武王这样亲自到洛阳举起周鼎，当然不是一般的鼎，而是代表天子权力的九鼎。据此可知战国时代周朝王室确有九鼎作为代表天子权力的重器，只是不知什么时候铸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