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宗法制度确是由父系家长制变质和扩大而成。氏族制末期的祖先崇拜，此时扩展为宗庙制度；氏族的公共墓地，此时变为族墓制度；氏族成员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此时发展为姓氏、名字制度；氏族的族外婚制，此时变为同姓不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氏族的相互继承权，此时变为嫡长子继承制；氏族长掌管本族公共事务的制度，此时变为族长（宗主）主管制；氏族所设管账等人员，此时变为家臣制度，实质上成为贵族的基层政权组织。至于氏族“彼此予以帮助、保护及支援的相互义务”，此时变为宗族内部以及大小宗族之间相互帮助、保护及支援的义务。

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宗子有保护和帮助宗族成员的责任，而宗族成员有支持和听命于宗子的义务。大宗有维护小宗的责任^[16]，而小宗有支持和听命于大宗的义务^[17]。惟其如此，大宗和宗子对宗族组织起着支柱的作用，所以《诗经·大雅·板》说：“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而小宗对大宗起着辅助的作用，所以《左传·襄公十四年》说：“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以相辅佐也。”

西周、春秋间贵族，很讲究同姓、同宗、同族之间的关系。举行宗教仪式时要讲究这些，例如“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左传·襄公十二年》）。政治活动也要讲究这些，例如“周之宗盟，异族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统治人才的选用也要区别内姓和外姓，所谓“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左传·宣公十二年》）。还必须以“亲亲”、“贵贵”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做到“亲不在外，羁不在内”（《左传·昭公十一年》）。如果“弃亲用羁”，是要为宗族成员所反对的。例如周的卿士单献公因“弃亲用羁”，被公族所杀（《左传·昭公七年》）。周的卿士巩简公因为“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被群公子所杀（《左传》定公元年、二年）。

西周、春秋间贵族的统治，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姬姓贵族为主，联合其他异姓贵族的统治。周天子分封同姓诸侯之时，又封异姓诸侯，诸侯也分封同姓和异姓卿大夫。由于实行同姓不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异姓贵族都成为姬姓贵族的姻亲。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也称异姓卿大夫为舅。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固然有着政治上的组织关系，同时也存在着宗法和姻亲的关系，以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和联合。贵族如此实行其联合的统治，无非为了有效地镇压人民的反抗，加强对人民的掠夺。

当时贵族为了加强内部团结和统治人民的力量，依据旧有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制定了许多“礼”，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策命礼、觐礼、聘礼、即位礼、委质礼等，都是为了维护君权，加强贵族之间政治上的组织关系的。

按礼，天子的命令叫做“王命”，诸侯必须听从。诸侯的重大事件，必须听从“王命”来办理。诸侯必须定期朝觐，纳职贡。如果不这样，就叫“不王”和“不共王职”，天子可以用王师会同诸侯来讨伐。到春秋初期，天子已无实力，但当晋国公室和别封的曲沃发生内讧时，周桓王还曾多次以“王命”出兵干预。

按礼，“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礼记·王制》）。这种制度是用来帮助天子控制诸侯的，看来曾实行过。到春秋时，周天子号令不行，但是有时在形式上，诸侯的上卿还由天子任命。这种由天子任命的卿，就叫做“命卿”和“王之守臣”^[18]。

按礼，卿大夫对诸侯也有许多必须服从的义务，大体上和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义务相同。同时，诸侯有对卿大夫讨伐处分之权，所谓“君讨臣，谁敢雠之，君命天也”（《左传·定公四年》）。

[1] 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说：“望敦云：‘唯王十有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宫新宫，旦，王格太室。’寰盘云：‘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颂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格太室。’此三器之文，皆云旦王格太室，则上所云王在某宫者，必谓未旦以前王所寝处之地也。且此事不独见于古金文，虽经传亦多言之。《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罗纳诸庄宫。’案庄宫，庄王之庙，而传文曰逆、曰如、曰纳，皆示居处之意。《礼运》：‘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周语》：‘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聘礼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郑注：‘馆者必于庙，不于敌者之庙，为太尊也。’以此观之，祖庙可以舍国宾，亦可以自处矣”（《观堂集林》卷三）。看来，在宗庙举行重要典礼之前，地位高的主人或贵宾往往留宿在宗庙里，以表示对典礼的重视。

[2] 许慎《五经异义》说：“《公羊传》：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无主”（陈寿祺辑本）。这是不正确的。《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孔悝“及西门，使贰车反祏于西圃”。杜注：“使副车取庙主。西圃，孔氏庙所在。祏，藏主石函。”孔悝所要带走的庙主，当然是孔氏宗庙之主，足见卿大夫亦有主。郑玄《驳五经异义》认为“大夫无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显然是一种曲解。孔氏姞姓，春秋时只有南燕姞姓，孔氏仕卫已历多世，不知出于何国，怎会有“所出公之主”？这点孔颖达《正义》已反驳。但是孔氏又认为孔悝的“主”，“是僭为之”，也还是一种曲解。卿大夫既建有宗庙，庙中不能无主。

[3] 七庙之说，礼书的记载不一致。《礼记·祭法》认为七庙是二祧（远祖庙）和五庙（自考至祖考），五庙中除了始祖，应是二昭二穆。而《礼记·王制》又认为七庙是太祖和三昭三穆。郑玄又调停其说，以为“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与亲庙四”。七庙之说还不见于《周礼》，恐出现较迟。《吕氏春秋·谕大》引《商书》说：“五世之庙可以观怪。”《周礼·夏官·隶仆》说：“掌五寝之埽除粪晒之事。”郑注：“五寝，五庙之寝也。”都是古有五庙之证。清代学者颇多调停其说，如焦循《群经宫室图》认为“盖五庙之制，自虞至周，自天子至附庸皆同。周于五庙之外，更立二祧”。“周天子七庙，惟祧无寝”。也只是一种臆断。

[4] 《左传·僖公五年》载：“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如此说太王之子太伯、虞仲属昭，则太王应属穆；王季之子虢仲、虢叔属穆，则王季应属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国语·晋语四》也说：“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如此则文王应属穆，武王应属昭。这种昭穆之制，在春秋时各国贵族中，说法一致。必是很古老的一种习惯。

[5] 《左传·定公八年》载：“子言（即季寤，季桓子之弟）辨（遍）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可见大夫出奔同样有告庙、舍爵之礼。

[6] 《左传·襄公十年》载：晋侯“以偪阳子归，献于武宫”。武宫为始祖武公之庙。《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晋灭陆浑之戎，“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故使穆子帅师献于文宫”。可知春秋时还多献俘于宗庙。(www.daowen.com)

[7] 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以为这曹人墓即是《周礼》的“邦墓”。“曹人”当指曹的“国人”。春秋时军队多以“国人”为主力，因晋欲发其祖先之墓，故而凶惧。

[8] 郑注：“战败无勇，投诸茔外以罚之。”郑玄以“战败无勇”释“凡死于兵者”，不确切。凶死不得入葬于族墓，氏族制阶段已有此种习惯。云南永宁地区纳西族的习惯，凶死的人实行土葬，两三年再补行火葬，不拾骨灰，不能葬入公共墓地。见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考古》1964年第4期）。

[9] 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臧昭伯如晋……臧氏老将如晋问（注：“问昭伯起居”）。”《仪礼·聘礼》载卿大夫“授老币”。胡匡衷《仪礼释官》说：“《特牲》注云：宰，群吏之长。此注（指《士昏礼》注）云：老，群吏之尊者。老与宰当即一人。以其主家之政教，谓之宰；以其为家之贵臣，谓之老。宰著其职也。老优其名也。”此说没有确据。

[10] 例如《左传·哀公二十四年》载：“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国语·鲁语下》载：“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注：“室，妻也”），飨其宗老……老请守龟卜室之族（注：“守龟，卜人。族，姓也”），师亥闻之曰：善哉！……宗室之谋不过宗人。”《国语·楚语上》载：“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

[11] 例如冉有为季氏宰，“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论语·先进》）。又曾“帅左师”，“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用矛攻入齐师（《左传·哀公十一年》）。因为家宰掌管全家政务，有时可作卿大夫的代表，如王叔陈生与伯舆争讼，“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左传·襄公十三年》）。家宰的权力是比较大的，例如卫的齐豹和北宫喜等共谋作乱，“齐氏之宰渠子召北宫子（即北宫喜），北宫氏之宰不与闻谋，杀渠子，遂伐齐氏灭之”。又如“仲由（子路）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左传·定公十二年》）。因为这时季孙氏正掌握鲁的国政，季孙氏之宰就有权力掌管鲁国的大事。

[12] 《左传·昭公五年》载：“仲（仲壬）至自齐，季孙欲立之……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司宫射之，中目而死。”这个司宫参与叔孙氏之乱，当为家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及季姒与饔人檀通”，注：“季姒，公鸟妻，鲍文子女。饔人，食官。”这个饔人当为季孙氏的家臣。

[13] 《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叔孙氏之车子商获麟。”《正义》引服虔注：“车，车士。”《左传·哀公六年》：“鲍子醉而往其臣差车鲍点。”杜注：“差车，主车之官。”《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有孟氏之御驺丰点，《正义》认为御驺是掌马兼掌御之官。

[14]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叔孙穆子食庆封……使工为之诵《茅诵》。”杜注：“工，乐师。”

[15] “牧圉”为当时对下等奴隶的通称。如卫成公出奔后回国，宁武子与国人结盟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献公出奔后回国，责备大叔文子，大叔文子对答说：“不能负羁绁以从扞牧圉，臣之罪一也。”这两处所谓“牧圉”，都是指国君出奔时所带走的奴隶，当然不全是养牛养马的。

[16]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注：“上魏子”），其大宗赂以女乐（注：“讼者之大宗”）。”这是大宗维护小宗的例子。

[17] 在春秋时贵族的观念中，多认为小宗应尊重和支持大宗，否则就是“非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叔孙婼聘于宋，桐门右师见之（注：“右师乐大心居桐门”），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注：“司城，乐氏之大宗也”）。昭子告其人曰：右师其亡乎！……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左传·哀公八年》载：“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注：“辄，鲁公族，故谓之宗国”）。”《国语·晋语八》载阳毕说：“且夫栾氏之诬晋国久也，栾书实覆宗，杀厉公以厚其家（注：“覆，败也。宗，大宗也。谓杀厉立悼”），若灭栾氏，则民威矣。”

[18] 例如在晋国，曲沃武公曾对栾共子说：“苟无死，吾以子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国语·晋语一》）。晋景公又“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左传·宣公十六年》）。晋景公使上军大夫巩朔“献捷于周”，周定王使单襄公辞谢，理由之一就是巩朔不是“命卿”，“未有职司于王室”（《左传·成公二年》）。晋的下卿栾盈出奔，路过周的西鄙被劫掠，对王的行人说：“天子陪臣盈（注：“诸侯之臣称为天子陪臣”），得罪于王之守臣（注：“范宣子为王所命，故曰守臣”），将逃罪”（《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又如在齐国，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周襄王飨以上卿之礼，管仲辞谢说：“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注：“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陪臣敢辞”（《左传·僖公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