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间贵族中的大小宗族，都设有宗子或宗主作为族长，掌有主管全族的一切权力。当是由父系氏族的氏族长的制度变质和发展而成。

宗子主管有本族的共同财产，主要是土地和人民。《礼记·礼运》说：

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

当时实行着土地分封制，随着土地的层层分封，大小宗族的分立，土地和人民是按着贵族的等级而层层占有的，这就叫做“制度”。天子为“天下”的大宗，是“天下”的共主，就成为“天下”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诸侯为本国的大宗，是一国之君，就成为国内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所谓“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载申无宇语）。卿大夫是采邑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按礼，他们占有采邑多少是有制度的，如公孙免馀说：“唯卿备百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他们有俸禄田多少也是有规定的，如叔向说：“大国之卿，一旅之田（注：“五百人为旅，为田五百顷”），上大夫一卒之田（注：“百人为卒，为田百顷”）”（《国语·晋语八》）。“一卒之田”也就是“百人之饩”（《左传·昭公元年》，注：“百人，一卒也，其禄足百人”）。但是实际上，卿大夫都竭力侵占田邑，并没有什么制度。

当时各国卿大夫的宗族组织，就是统治机构，掌管全族财产和各种政务、事务，叫做“宗”、“家”或“室”。其中规模大的，“宗”之下分为“家”或“族”，“家”或“族”之下又分为“室”。这种“室”，因为掌有全族财产，又成为一种财产单位，宗子有权可以使用和处理。如果宗族灭亡，“室”就跟着被人兼并或分取。春秋时贵族间因争夺和侵占“室”而发生内乱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个宗室就包括着宗族所有的一切财富。既包括着宗族所有的土地和人民，又包括奴隶和器用财物，更包括所有私属人员和武装力量以及军赋的收入。

《国语·晋语六》记述鄢陵之战时，范文子在栾武子面前批评晋厉公说：

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将……大其私暱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

下文又记述：

栾武子不听，遂与荆人战于鄢陵，大胜之。于是乎君……大其私暱，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

“纳其室以分妇人”，就是范文子所说“益妇人田”而夺诸大夫田，可知“室”的主要财产是“田”。《左传》在叙述某些卿大夫灭亡后，“室”都被兼并或分取，没有述及其“田”的下落，因为“田”即包括在“室”之中。田邑是每个宗族建立其“室”的财富基础。一个宗子或一个宗族的消灭或建立，关键就在于田邑的占有或丧失。例如晋国讨灭赵氏的时候，赵武（庄姬之子）跟着庄姬（晋成公之女，赵朔之妻）畜养在公宫，“以其田与祁奚”，后来由于韩厥请求晋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又如郑大夫丰卷（子张）被逐，出奔在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谓“田”或“田邑”，是指土地及其附着的人民。

《左传·襄公十年》载：

子西闻盗，不儆而出……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www.daowen.com)

从此可知卿大夫的“室”，包括有“群司”（各种职司的家臣）、臣妾（奴隶）和私属军队，财物都有府库保藏。诸侯的“公室”，更包括有以“国人”为主力的军队以及军赋的收入，所以鲁国三桓“三分公室”，主要就是分取了鲁国“三军”的成员和军赋。

当时各级贵族，都有其宗族成员和私属人员所组成的军队。例如明公簋说：“隹（唯）王令（命）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班簋说：“以乃族从父征。”春秋时，楚王有其私属的左右两“广”，每“广”兵车十五乘（《左传·宣公十五年》）；楚太子的东宫另有“宫甲”；楚的卿大夫也各自有其族兵或私卒，如若敖氏之族有“若敖氏之六卒”（《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大夫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孟也各有其“私卒”（《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晋的卿大夫也有私属部队，如晋卿郤克曾“请以其私属”伐齐（《左传·宣公十七年》）。邲之战，晋的知被俘，其父亲“知庄子以其族反之”（《左传·宣公十二年》，注：“反，还战”）。其他各诸侯国的情况也差不多。

这种贵族军队，各诸侯国在对外作战中，往往配合在“国人”编制成的国家军队中，作为骨干。例如鄢陵之战，楚的中军以王族为骨干，左右二军以二穆之族（即子重、子辛之族）为骨干；晋的中军以公族和栾氏、范氏之族为骨干，上下两军和新军以中行氏、郤氏之族为骨干。所以当时苗贲皇替晋国计谋说：

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当时各级贵族的宗子，不仅是本族军队的主帅，而且是国家军队的统帅。春秋时晋国的卿，就是各“军”的将佐，所以他们又有“将军”之称。当对外作战时，就由国君率领卿大夫带同族兵，配合在“国人”编制的各“军”中，由国君鸣鼓指挥作战。后来因为国君的大权下落，国家军队为卿大夫所控制，指挥权也逐渐落到卿大夫手中。

宗子不仅掌有财权和兵权，还掌有神权，成为宗庙的主祭者。这点在前面论述宗庙制度时，已详加说明。当卫灵公被逐在外时，曾派子鲜向掌实权的大臣宁喜请求：“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卫灵公就是想只留祭权，把政权交给宁喜，以这样的让步来求得回国。

宗子对本族成员，有统率、管理和处分之权。例如赵婴因和庄姬（婴侄赵朔之妻）通奸，被宗子赵同、赵括“放于齐”（《左传·成公四年》）。又如楚将释放俘虏的知时，知对楚共王说：

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指荀首——知之父），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左传·成公三年》）。

可见一个被俘的贵族成员，被释放回国，不但有被国君判罪处死的可能，还有被宗主“戮于宗”的可能。宗主有处分本族人员之权，但在手续上须经国君的批准，以表示对君权的尊重。如果国家要处分卿大夫宗族中人，在手续上也须咨询于宗主，以表示对族权的尊重。例如郑国将放逐游楚，“子产咨于大叔，大叔曰：吉（大叔名）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左传·昭公元年》）。

宗子亦有庇护宗族成员之责。卿大夫在国家担任官职的目的之一，就是庇护宗族。所谓“守其官职，保族宜家”（《左传·襄公三十年》）。例如宋的公子寿因国君无道，生怕累及，辞去司城之官，但是还使其儿子意诸去做，他说：“弃官则族无所庇”（《左传·文公十六年》）。如果宗子有所作为，也就“族可以庇”。例如刘康公聘问鲁国，见季文子、孟献子都很节俭，回来称赞说：“今夫二子者俭，其能足用矣，用足则族可以庇”（《国语·周语中》）。

当时一个宗子的得失，关系着整个宗族的兴亡。宗子得势，整个宗族得到庇护；宗子得罪，常常整个宗族被驱逐或灭亡。例如晋人因邲之战失败，赤狄又伐晋到清，于是“归罪于先縠”，杀死了先縠，还“尽灭其族”（《左传·宣公十三年》）。又如宋昭公被杀后，武氏之族利用昭公之子作乱，宋文公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又因穆族支持武族，“尽逐武、穆之族”（《左传·文公十八年》、《宣公三年》）。这类例子很多。春秋后期由于贵族间争权夺利，不断互相兼并，被陆续驱逐和灭亡的宗族很多。

这种族长主管制，使大小宗族长拥有本族的财权、兵权、法权和神权，对本族成员有统率、管理和处分之权，当然对于所属劳动人民，更有生杀之权。当时政治组织体系，是和宗法组织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小宗族长的专制权力，在政治组织上就表现为君主和卿大夫的专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