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时贵族都有公共墓地，这也是从氏族制阶段沿袭下来的习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宗族在另一世界的住宅，死人应该和活人一样聚族而居。

据《周礼·春官》记载，族葬的墓有两种：一种叫“公墓”，归冢人掌管，葬的是贵族，“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一种叫“邦墓”，归墓大夫掌管，“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国民”即是国家公民，亦即“国人”，也是古代的一个统治阶层。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西周、春秋间贵族确实有族墓制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发掘的虢国墓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墓地规模宏大，墓葬密集，有数百座（共掘了二百三十四座），当是虢国贵族族葬之地，即是虢国的“公墓”。棺椁有重椁单棺、一椁一棺、无椁一棺、无椁无棺四等，棺椁的多少有无与墓的大小、随葬品的多少大致相适应，该与各等贵族的身份地位有关。随葬品的放置有一定的规律，大概与当时他们的葬礼的规定有关。详见《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报告。

春秋时晋国的“公墓”在九原。《国语·晋语八》载：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韦注：“晋墓地”），曰：“死者若可作也（注：“作，起也”），吾谁与归？”接着就评论到阳处父、舅犯、随武子等卿大夫的为人（《礼记·檀弓下》同）。春秋时曹国也有族葬的墓地。当晋文公率军包围曹的国都的时候，进攻城门的士卒多战死，曹人把这些尸体陈列在城上，使晋文公很难堪。晋文公听了舆人之谋，把晋军迁到曹人墓上去宿营，准备发掘，结果“曹人凶惧（注：“凶凶，恐惧声”）”，晋军“因其凶而攻之”，攻破了曹的国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个曹人的“墓”当是“邦墓”^[7]，所以晋军正拟发掘，曹人便凶惧起来。

春秋时代有些国家没有国君和卿大夫都葬在一起的“公墓”，但是，国君和卿大夫的宗族都各自有其族墓。《左传·定公元年》载：鲁昭公去世，因季孙氏怨恨昭公，“季孙使役如阚公氏（注：“阚，鲁群公墓所在也”），欲沟焉（注：“欲沟绝其兆域，不使与先君同”）”，经荣鴐鹅劝止，“葬昭公于墓道南”。所谓“阚公氏”，当是在“阚”这个地方的鲁“公”整个“氏”的墓地。《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这年齐豹作乱失败，齐氏被灭，后来卫灵公“赐析朱谥曰成子，而以齐氏之墓予之（注：“皆未死而赐谥及墓田，传终而言之”）”。这个“齐氏之墓”，当是卫国齐氏整个氏的墓地，这时因齐氏灭亡，墓地被改赏给别族。(www.daowen.com)

按礼，所有族人都应葬在族墓，只有凶死的人不得入葬，这被看作一种严重的处罚。《周礼·春官·冢人》说：“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这是从氏族制阶段长期流行下来的习惯^[8]。春秋时有不少被杀死的国君，都不得葬入“公墓”的兆域，另葬到他处，文献上都特别加以记载。例如齐庄公被崔杼杀死，“侧”于北郭（沈钦韩谓“侧”是“有棺无椁”），葬于士孙之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安（晏）孺子被杀，葬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六》）。楚王麇（或作卷、员）被杀，葬于郏，称为郏敖（《左传·昭公元年》）。楚王比被杀，葬于訾，称为訾敖（《左传·昭公十三年》）。“敖”是比王低一等的称呼。《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立誓说：“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所说“无入于兆”，就是不能葬入族墓的兆域。

这种族墓是宗族的第二个圣地。宗主除了有事要向宗庙请示和报告以外，有紧急事故，常要到墓地向祖先报告。例如郑军攻破了陈国，“陈侯扶其太子偃师奔墓”，陈大夫贾获“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接着陈侯抱着社主出来投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时陈侯和陈大夫等“奔墓”，是去向祖先报告快要亡国的情况。又如吴国借口纳聘，攻入蔡国，蔡侯“哭而迁墓（注：“将迁，与先君辞，故哭”）”，接着蔡被迁往州来（《左传·哀公二年》）。这是蔡侯在被迫迁国之前，去向祖先哭而辞行。又如鲁昭公伐季孙氏失败，“与臧孙如墓谋（注：“辞先君，且谋所奔”），遂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这是鲁昭公在出奔之前，去向祖先辞行，并谋奔向何处。所以《礼记·檀弓下》记述颜渊说：“吾闻之，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注：“展，省视之”）。”

这种族墓制度，是和宗庙制度相辅而行的，目的也在借此巩固贵族的团结，以增强其统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