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西周史:宗庙制度,庙堂举行大典和宣布大事的场所

西周史:宗庙制度,庙堂举行大典和宣布大事的场所

时间:2023-09-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又因为庙堂是举行大典和宣布大事的场所,如同朝廷一样,亦称为朝,庙就是由此得名的。宗子不仅是一族之长,又是宗庙之主,所以称为“宗庙主”或“宗主”。宗庙内安置有代表祖先的木主,叫做主。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之处,重要典礼都要在这里举行,重大决定也要在这里宣布。政治上的大典,也必须在宗庙行之。天子对臣下任命官职或赏赐的“策命”礼,多数都在天子的祖庙举行,少数在臣下的宗庙举行,西周金文中这

西周史:宗庙制度,庙堂举行大典和宣布大事的场所

祖先崇拜,产生于发展较高的氏族制阶段,相信祖先是他们的庇护者。这种宗教迷信,曾长期流行于阶级社会中,并有所发展。西周、春秋时贵族的大小宗族,都建有宗庙祭祀祖先,并作为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

周族建造宗庙,和他们建造宫室的历史一样悠久。《诗经·大雅·緜》记述太王(公亶父)迁居到岐山时开始营建的情况说: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太王在迁居到岐山后,改变住窑洞的习惯,开始建筑“室家”,同时就“作庙翼翼”。周族的习惯,庙和寝造在一起,庙造在寝的前面,这到春秋时还是如此,例如“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左传·昭公十八年》),庙都是南向的,寝既在其北,也就是寝在庙后了。古人所以要把庙和活人住的寝造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庙是历代宗主的住宅,寝是现任宗主的住宅,两者必须密切联系的。他们把死人看得和活人一样,所谓“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庙就是按照活人住的寝的式样造的,区别不大。《尔雅·释宫》说:“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庙只是比寝多出了东西厢。因为宗庙造得和寝一样,同样可以用来住宿,甚至留宿贵宾。往往在宗庙举行重要典礼之前,地位高的主人或贵宾就留宿在宗庙里[1]

“宗法”的“宗”,从“宀”从“示”,本义即为宗庙,“宀”是宫室的形象,“示”是其中所住神主的象征,所以《说文》说:“宗,尊,宗庙也。”沈子簋载:“作于周公宗”,周公宗即是周公庙。因为古人认为庙是祖先住的宫室,常常把庙称为宫,例如鲁国的“桓宫”即桓公庙,“炀宫”即炀公庙,这类称呼很是普遍。庙也称为室,如鲁的伯禽庙称为“太室”或“世室”(《公羊传》和《穀梁传》的《文公十三年》)。庙又称为寝,如《周礼·夏官·隶仆》所谈到的五寝、小寝、大寝,都是指庙。又因为庙堂是举行大典和宣布大事的场所,如同朝廷一样,亦称为朝,庙就是由此得名的。如鼎说:“王各(格)于大朝”,大朝即是太庙。

古代贵族以为鬼神和活人一样需要饮食,所谓“鬼犹求食”(《左传·宣公四年》),祭祀就是供给鬼神饮食。他们又以为鬼神和活人一样离不开宗族的关系,所谓“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因此奉祀祖先就成为子孙应尽之责,举行“祭礼”就成为团结本族成员的重要手段。在宗法制度下,宗子都继承其祖先的地位、权力和职司,需要向祖先报恩,也需要向祖先学习,所谓“不敢弗帅井(型)皇祖考”(见番生簋等),还常需要向祖先请示和报告,有所谓“告庙”,更希望得到祖先的帮助和保佑。在他们的宗教观念中,祖先必须要子孙祭祀,子孙要祖先降福,活人离不了死人,死人亦离不了活人。宗子不仅是一族之长,又是宗庙之主,所以称为“宗庙主”或“宗主”。如果宗子因放出奔,就叫“失守宗庙”(《左传·宣公十年》);如果宗族灭亡,宗庙也就绝祀,他们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孝,所谓“灭宗废祀,非孝也”(《左传·定公四年》)。

宗庙内安置有代表祖先的木主,叫做主。木主都保藏在石函中,叫“宗祏”(《左传·庄公十四年》)、“主祏”(《左传·昭公十八年》)或“祏”(《左传·哀公十六年》)[2]

宗庙内,分建多少个“庙”,要看宗主的等级地位而定。《礼记·王制》说: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

此处说“天子七庙”,也还有说“天子五庙”的。《礼记·丧服小记》说: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注:“高祖以下,与始祖而五”)。(www.daowen.com)

究竟天子七庙还是五庙,七庙的内容怎样,历来经学家有很多的争论。看来五庙之说比较正确,七庙乃是后来扩大的说法[3]

值得注意的,当时宗庙中,除太祖外,祖先是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的。就是从太祖之后,父叫昭,子叫穆,孙又叫昭,叫昭的排在左列,叫穆的排在右列,祖和孙同在一列,而父与子分开在两列。这不仅宗庙中如此排列,“公墓”上也照这样的行列埋葬。不仅死人如此,所有贵族成员群众性的活动,也按照这样的行列作次序的。《礼记·祭统》说:“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又说:“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这是说,宗族成员参加宗庙中的典礼的时候,或者赐爵的时候,都要按左昭右穆来排列次序。《礼记·大传》还说:“合族以食,序以昭缪(穆)。”这又说,宗族成员聚餐或举行酒会时,也要按照左昭右穆为次序。看来这是周族很早就有的一种生活习惯[4],李亚农认为这是周族的亚血族群婚制的遗迹,该是可信的。因为当时周族流行这种生活习惯,就在宗庙中采取同样的排列方式了。

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之处,重要典礼都要在这里举行,重大决定也要在这里宣布。

成年男子的“冠礼”必须在宗庙举行,据说是为了“尊先祖”(《礼记·冠义》)。“士昏礼”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都要在女方宗庙中举行,据说因为“将以先祖之遗体许人,故受其礼于祢庙也”(《仪礼·士昏礼》郑注)。“士昏礼”的亲迎,婿又必须到女方宗庙中拜见女父,由女父亲自把女儿许给婿。卿大夫的婚礼也相同,亲迎之前要“告庙”,亲迎时,婿也必须到女方宗庙中。例如楚的公子围(即楚灵王)聘问郑国,娶妻于公孙段氏,事先“告于庄共之庙而来”,亲迎时,从丰氏之祧(即公孙段的宗庙)“入逆而出”(《左传·昭公元年》)。如果先迎娶而后再“告庙”,叫做“先配而后祖”,要被认为是“非礼”的(《左传·隐公八年》)。

政治上的大典,也必须在宗庙行之。《尚书·顾命》就是记载太子钊(康王)在先王庙中接受成王遗命而即位的事。据《左传》记载,晋文公、晋成公、晋悼公即位,都曾“朝于武宫”,“武宫”就是建立在晋都绛的始祖武公之庙。不仅国君即位要朝于庙,卿大夫就任新的官职也要“告庙”,例如周公之子明保接受王命“尹三事四方”,就“令告于周公宫”(令彝),周公宫即是周公庙。诸侯朝见天子的“觐礼”,卿大夫会见邻国国君的“聘礼”,都必须在祖庙举行,详见淩廷堪《礼经释例·宾客之例》。天子对臣下任命官职或赏赐的“策命”礼,多数都在天子的祖庙举行,少数在臣下的宗庙举行,西周金文中这类记载很多。到春秋时也还如此。《礼记·祭统》说:“古者明君爵有德有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太庙,示不敢专也。”

祖庙还成为国中结盟的地方。当单穆公拥立王子猛(悼王)的时候,曾“使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注:“平宫,平王庙”)”(《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当崔杼杀死齐庄公,联合庆封拥立景公的时候,“盟国人于大宫(齐太公庙)曰:所不与崔、庆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类例子很多。

宗主有大事,需要到宗庙请示和报告。如果要出行,有一系列的礼节要在宗庙举行。所谓“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左传·桓公二年》)。不论为了朝聘、会盟、出征或出奔,出行前,都要向祖先报告[5];回来后,要举行酒会向祖先报到,叫做“饮至”,酒会完毕,就要把功劳写在简策上,叫做“策勋”。鲁桓公十六年“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左传》),就是在宗庙举行“饮至”礼。鲁襄公十三年“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左传》),就是举行了“策勋”礼。如果有重大事故和灾难,也要向祖先报告,例如郑国火灾,执政子产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左传·昭公十八年》)。如果国家有危急,还有哭庙之举。《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围郑十七天,郑国占卜的结果,“临于大宫”得到“吉”兆(注:“临,哭也。大宫,郑祖庙”),于是“国人大临”。

当时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是军事,所有军事行动,照礼都要向祖先请示和报告。出师前,要先请示和“受命”,所谓“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赈于社”(《左传·闵公二年》)。作战策略决定后,要在太庙发布命令,例如晋国伐宋,“乃发令于大庙,召军吏而戒乐正”(《国语·晋语五》)。所以古时把作战的策略,称为“庙算”(《孙子·计篇》)。出师时,要举行把兵器授予战士的“授兵”礼,也在太庙行之,例如郑国伐许,“授兵于大宫”(《左传·隐公十一年》)。行军时,要载庙主和社主从军而行,例如武王伐纣,“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史记·周本纪》)。战胜之后,有的还替从军的庙主建造临时的宗庙来告捷,如邲之战,楚得胜,楚文王就在前线“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左传·宣公十二年》)。凯旋后,献俘礼也常在宗庙举行。如小盂鼎就是盂在周庙向王献俘的长篇记载,虢季子白盘也载有在周庙“献馘于王”的事,敔簋又载有在周太庙“告禽(擒)”的事[6]

宗庙在宗族中具有礼堂的性质。为什么族中的重要礼节和政治上的重大典礼都要在宗庙举行?所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大事都到宗庙请示和报告呢?因为宗主不仅是宗族之长,而且是政治上的君主和军事上的统帅。这样在宗庙举行典礼和请示报告,无非表示听命于祖先,尊敬祖先,并希望得到祖先的保佑,得到神力的支持。其目的,就在于借此巩固宗族的团结,巩固君臣的关系,统一贵族的行动,从而加强贵族的战斗力量和统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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