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从西周初期起，直到春秋时代，天子的王畿和诸侯的封国都存在有乡遂制度，这种乡遂制度就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结构。

这种乡遂制度，有些清代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兵农分治的制度。江永《群经补义》的《春秋》部分有一段说：

春秋之时兵农固已分矣。管仲参国伍鄙之法……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是此十五乡者，家必有一人为兵，其中有贤能者，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所以别于农也。其为农者处之野鄙，别为五鄙之法……专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为兵，故桓公问伍鄙之法，管仲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岂非兵农已分乎？十五乡三万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于伍鄙，则乡田但有兵赋、无田税，似后世之军田、屯田，此外更无养兵之费也（按：江水此说是根据《文献通考》所引林氏之说，而加以阐释的）。

这里，江永认为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即兵农分治的制度，而“乡田但有兵赋、无田税”，犹如后世的军事屯田制。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更进一步把《周礼》的乡遂制度和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结合起来考察，他说：

天子六军，取之六乡。……管仲变成周之制，以士乡十五为三军，则犹是六乡为六军之遗法。他国军制大约相似。虽云寓兵于农，其实兵自兵而农自农；虽云无养兵之费，而六乡之田即是养六军之田。犹后世之屯田也。六乡之民，六军取于斯，兴贤能亦取于斯，齐之士乡亦如此，则古今制度大不相同者也。

江永确认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即是乡遂制度，目光很是锐利。他一方面认为“乡”“军”合一的制度犹如后世的屯田制，一方面又认为与屯田制大不相同。

朱大韶有“司马法非周制说”（《实事求是斋经义》卷二），曾竭力称赞江永之说“发前人所未发”，认为《周礼》的乡遂制度即是兵农分治，他说：“六军之众出于六乡……其六遂及都鄙尽为农，故乡中但列出兵法、无田制，遂人但陈田制、无出兵法，兵自为兵，农自为农。”其实，这样把乡遂制度归结为兵农分治，只是从表面现象来分析，并未触及这个制度的本质。

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这种“乡”和“遂”对立的制度（也即“国”和“鄙”或“野”对立的制度），实质上就是当时社会结构中不同阶级的制度。国都附近“乡”中居民是当时国家的自由公民，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因而他们有参与政治、教育、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的义务。郊外鄙野之中“遂”的居民，是当时被统治的阶级。因而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没有资格成为正式战士。

西周春秋间被称为“国人”的“乡”中居民，是具有完全公民权的统治阶层。他们的社会组织，长期保留有“村社”的因素，“村社”的一切成员都被视为有平等的权利，其主要的物质基础就是土地。他们还保留有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每个成员可以有一块质量和数量大体相等的份地。当时国家和执政的贵族，为了统治广大群众，很注意这群公民的团结一致，防止他们中间发生显著的财产分化，特别是占有耕地不平均。所以《周礼》记载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要按每家人口多少授以上中下三等之地。这和古代斯巴达公民的“平等人公社”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斯巴达“平等人公社”的成员用抽签法分得一定“份地”的同时，还要分得耕种这块“份地”的人；而当时的“国人”所分得的只有“份地”。

这种“国人”有时被称为“士”，即是甲士、战士。管仲实行“参国伍鄙”之法，就把这种“国人”所居之乡称为“士乡”（《国语·齐语》），又称为“士农之乡”（《管子·小匡》）。因为这种“士”还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礼记·曲礼》说：“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吕思勉先生解释说：“士则战士，平时肆力于耕耘，有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者也。”^[26]这是对的。《礼记·少仪》说：“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可知“士”这个阶层从幼就要学习农业生产。因为士大多参与农业生产，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必须于农隙举行。《左传·隐公五年》载：“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

西周春秋间称为“国人”的这种自由公民，虽然没有像古代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有参加“民众大会”表决国家大事的权利，但是，遇到国家有危难、国君要改立等大事，国君或执政者常召集“国人”来征询意见，有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还有“大蒐礼”，带有“国人”大会的性质，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同时，常把建置或变更军制、选定将帅和执政、制定法律等国家大事，在大会上公布，这都是对“国人”政治权利的尊重。同时，他们还享有被选担任低级官职的权利。

当时“国人”所以要建立经常的军事组织，这是由于加强对居民统治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对外战争上的需要，只有这种自由公民是当时政权的有力支柱。他们的军事组织，所以要和乡里组织密切结合，一方面，是沿袭氏族制末期的老习惯，一方面是为了便于训练指挥和加强团结^[27]。当时国家和执政的贵族，为了加强其战斗力，很注意对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许多“礼”的举行就是为了加强团结和加强战斗力的。在“乡”中所以特别要举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目的也是如此。

居于“遂”或“野”、“鄙”的居民，也长期保留有“村社”的组织形式，有平均分配耕地的习惯，前面所引《周礼·遂人》“以颁田里”的制度，平均分配上中下三等之地，充分表明了这点；管仲的“伍鄙”之法，主张“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惑）”，也足以说明这点。所谓井田制度，就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这些村社农民不仅要在“籍田”或耡田上提供集体的劳动，还要提供繁重的劳役，提供家畜和在野的一切物产。

一九八六年陕西安康出土的史密簋，足以证明齐国确实推行乡遂制度。史密簋载：“唯十又一月，王令（命）师俗、史密曰：‘东征，南夷。’卢、虎会杞尸（夷）、舟尸（夷）、雚不遂（坠），广伐东国，齐（师）、族土（徒）、遂人乃执鄙宽亚（野）。师俗率齐（师）、遂人右，□伐长必。史密左率族人、釐（莱）白（伯）、僰、周伐长必，隻（获）百人。”按师俗见于师永盂和师鼎，师永盂作于周恭王二十二年，师鼎作于周孝王三年，可知师俗曾经历恭王、懿王、孝王三世。史密簋当作于懿王时。当时因卢、虎、杞夷、舟夷等南夷结合起来，广伐东国，周王命令师俗、史密东征，调发齐国军队和附近的少数部族，于是“齐师”和“族土（徒）”以及遂人在鄙野广泛调集，即所谓“遂人乃执鄙宽亚（野）”，于是师俗统率齐师、遂人从右路进攻，并由史密统率族人、莱伯、僰等少数部族从左路进攻。由此可见，齐国确实推行乡遂制度，所说“齐师”当是齐国的常备兵，所谓“族徒”或“族人”当指齐国都中“乡”间征发来的“国人”，因为“乡”中“国人”都是聚族而居的，称为“族徒”或“族人”。居于鄙野“遂”中的“遂人”，是分散的，因而需要广泛调集。

根据西周的乡遂制度，可知当时社会结构，主要是由贵族、国人、遂人、奴隶组成：

（1）贵族 贵族聚族而居，实行宗法制度，把同一血统的贵族连结一起，分别为大宗小宗，建立有嫡长子继承制，并推行分封制，由天子以下，分成诸侯、卿大夫等级，分封统治地区，给予世袭官职，从而建立各级政权。天子为天下同姓贵族的大宗，又为最高政权的领袖。诸侯为天子所分封，在本国为大宗，对同姓的天子为小宗，他们以国名为氏。卿大夫为诸侯所分封，在本家为大宗，对同姓诸侯为小宗，他们以世袭官职、辈分为“氏”。“氏”就是各支宗族的称谓。各支宗族保留有“同财共居”的礼俗，共同占有土地、财富和掌握统治的权力。实际上以嫡长子继承制所产生的“宗子”，即宗族长，全权掌握本族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宗教上的一切权力，成为本族集中权力的首领。每个贵族男子，幼年由父亲取“名”，成年时要“结发”举行冠礼，由贵宾取“字”，表示正式成为贵族成员，开始有参与政治活动和统治的特权，同时有参与本族祭祀的权利，并开始有服兵役的责任，成为国家军队的骨干。

（2）国人 “国人”是天子的王城和诸侯的都城中“乡”的居民，具有自由公民的性质，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国家有危难和改立国君等大事，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同时他们经常可以评论国君，甚至流放暴虐的国君。例如“厉王虐，国人谤王”，厉王使用卫巫“监谤者”，三年“乃流王于彘”。“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韦注：避难奔邵公也），国人围之”（见《国语·周语上》）。“国人”是贵族中基层的下层，属于“士”一级，既是国家军队中的甲土、战士，又是贵族基层的支柱。

（3）遂人 “遂人”是王城和都城郊外“野”、“鄙”、“遂”的农民，也包括卿大夫所属采邑的农民，亦称为“庶人”、“庶民”、“野”、“鄙人”或“氓”。他们要集体耕种“井田制”的“大田”（或称“甫田”），又要耕种“井田制”的“私田”（即份地），更要对贵族随时贡献和服役，贡献包括纺织品和猎得物，服役包括修屋和贵族家中杂务。同时还要接受贵族的召集，参与狩猎和防守及出征，如史密簋铭文所说“遂人乃执鄙宽亚（野）”，随从师俗伐长必。

（4）奴隶 贵族占有大量奴隶，既有单身奴隶称为“人鬲”、“鬲”或“讯”等，又有婚配成家的奴隶称为“臣”，更有整个氏族或部族被用作奴隶的，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奴隶主要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泽等生产事业。

[1] 段玉裁《四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收入《经韵楼集》）说：“郊之为言交也，谓乡与遂相交接之处也，故《说文》曰：‘距国百里为郊’，此郊之本义也，谓必至百里而后为郊也。而《尔雅》曰：‘邑外谓之郊’，《说文》冂下本之，亦曰：‘邑外谓之郊。’邑者，国也，是则自国中而外，至于百里，统谓之郊矣，此引伸之义也。何以引伸也？国外郊内六乡之地，故《周礼》立文，多言‘国中及四郊’，以包六乡。其有单言六乡者，其事不涉国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乡……《费誓》三郊三遂，即三乡三遂。”

[2] 焦循《群经宫室图》卷上说：“隐公五年传云：‘郑人伐宋，入其郛，公闻……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按公闻其入郛而使者对以未及国，公以其绐己而怒，则当时谓郛内为国也。”又说：“《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韦昭注云：‘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周礼·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准此，则近郊远郊为国中也。”又说：“经典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是也。其一，城中曰国，《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是也。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

[3] 宋本《经典释文》作“氓”，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三“给授田第十六”引作“氓”，《说文·耒部》“耡”字下引《周礼》：“以兴耡利萌。”郑注亦作“萌”。清代学者都认为古本应作“萌”。

[4] 《说文·田部》把“甿”训为“田民”，《战国策·秦策》高注：“野民曰氓。”《孟子·滕文公》篇赵注：“氓，野人之称。”《管子·山国轨》尹注也说：“萌，田民也。”“甿”或“氓”、“萌”的身份和地位远较“国中”的“乡人”为低。《周礼·旅师》载：“凡新甿之治皆听之”，这对新迁来的农业生产者叫“新甿”，因为其身份地位亦低。《吕氏春秋·高义》载墨子说：“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宾萌”即是“新甿”。至于“民”是通称，“六乡”居民可称“民”，“六遂”的“甿”亦可通称为“民”。金鹗《求古录礼说》卷八《释民》认为“甿”、“氓”、“萌”与“民”相同，说：“萌与民义同，而郑谓异外内，则未必然。遂人、遂大夫、旅师虽言萌，而上下文又皆言民，是知萌即民，民即萌，无他义也。”这是不正确的。

[5] 孙诒让《周礼正义》说：“案国即国中，谓城郭中；郊，六乡外之余地。经言国人，以晐国外之六乡，言郊人，以晐郊外之六遂公邑。秋官，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亦其比例也。”(www.daowen.com)

[6] “六乡”的乡党组织中，族、党等名称显然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所谓“五闾为族，使之相葬”，更是同族合葬的传统习惯。《周礼·大司徒》所载“以本俗六安万民”中，其二曰：“族坟墓”，也是指同族合葬。“六遂”的邻里组织，邻、里、酂、鄙、县、遂等名称，都是表现邻居关系和地域关系的称谓。

[7] 《周礼·遂人》载治野之法，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周礼·小司徒》又载“井牧其田野”之法，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玄据此，认为《遂人》所载是乡遂之制，用沟洫法；《小司徒》所载是采地都鄙之制，用井田法。后人对此，聚讼纷纭，大体不外三说：（一）从郑玄之说，认为乡遂用沟洫制，即用贡法，都鄙用井田制，即用助法。（二）反对郑玄之说，认为全用井田之制，并据《周礼·遂人》“以兴耡利甿”，以为遂亦用助，与都鄙相同，而与乡用贡法不同。（三）以为《小司徒》所说“九夫为井”，其中无公田，《周礼·司稼》又说“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都鄙所用的应为彻法。这些说法中，从第二说为是。古时所谓井田之制，并非限于八家同井、其中有公田的制度，这原是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除了集体耕作的公田之外，每家都分到大体相同的“份地”，“份地”分布的方法可以有种种方式。关于“遂”用助法，宋人叶时《礼经会元》卷二“井田”说：“案孟子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中言乡，野言遂也。分而言之，是乡用贡法，遂用助法矣。盖六乡于王畿为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赋其粟而藏之仓人。六遂于王畿为远，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则聚于旅师。……故遂人曰：以兴耡利甿，谓兴起众民共治公田也；里宰曰：以岁时合耦于耡，谓合众力耦耕公田也；旅师曰：掌野之耡粟，谓公田所收之粟也。……助之一字，惟见于六遂之官，是六遂为助法明矣。”

[8] 《周礼》中没有“六遂”的军制，郑玄注：“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这是毫无根据的。

[9] 俞正燮《乡兴贤能论》（《癸巳类稿》卷三）说：“周时乡大夫三年比于乡，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兴能者，人使治之，用为乡吏也。其用之止此。……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周则王族辅王，公族治国，余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与诸侯，所谓兴之为伍长乡吏者，于其中兴之，而无美仕大权，此则周之制也。”

[10]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已说：“管仲变成周之制，以士乡十五为三军，则犹是六乡为六军之遗法。”崔述《三代经界通考》说：“《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士乡十五乡二千家，而为万人之军者三。是所谓三军者，皆乡遂也。”崔氏以“参其国而伍其鄙”为乡遂制度，是对的；把乡遂混而为一，认三军出于乡遂，是错的。

[11]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八：“保谓小城也。……谓纳国外及县邑小城之民，使奔救火也。……《月令》‘由鄙入保’，《晋语》‘抑为保障乎’，郑韦注并曰：小城曰保。”

[12] 杜注：“正夫，隧夫。”是错误的。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正》卷七认为“正夫”是“乡遂之正卒”。按此当指乡之正卒。

[13] 江永《群经补义》说：“鲁之作三军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尽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归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孙氏尽取子弟而以其父兄归公。所谓子弟者，兵之壮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素在兵籍隶之卒乘者，非通国之父兄子弟也。其后舍中军，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谓民之为兵者尽属三家，听其贡献于公也。若民之为农者，出田税，自是归之于君，故哀公云：二吾犹不足，三家虽专，亦惟食其采邑，岂能使通国之农民皆属之己哉。鲁君无民，非无民也，无为民之兵耳。以此观之，兵农岂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军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国都，其野处之农，固不为兵也。”

[14] 孔颖达正义：“《周礼》乡在郊内……郊人当谓郊内乡之人也。”今案：郊人当为官名，是乡的长官。以宋国“令四乡正敬享”例之，郊人即相当于乡正。

[15] 据《周礼》记载，车由车仆掌管和供给，兵器由司兵、司弓矢、司戈盾等掌管和供给。出兵时有“授兵甲之仪”。

[16] 这点，江永、孙诒让等已见到。详见孙诒让《周礼正义》。

[17] 这点，惠士奇、孙诒让等已见到。详见孙诒让《周礼正义》。

[18] 《逸周书·芮良夫解》虽然出于战国时人的拟作，也该有根据的。它记述芮良夫劝谏周厉王和执政者说：“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乱而！”又说：“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

[19] 一说“殷八”即“成周八”，因“八”是用殷的投降军队编成，故称“殷八”，又因屯驻于成周，故称“成周八”。但尚无确据。

[20] 《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七期，第二四页。

[21] 古代有所谓“甸服”，即是从“甸”引申出来的。《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甸服者祭”。《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又说：“昔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礼记·王制》说：“千里之内曰甸”（注：“服治田出谷税”），又说：“千里之内以为御”（注：“御谓衣食”）。“甸”的得名，由于“治田”。《尚书·禹贡》说：“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也因为“甸”是“治田”之区，“赋纳”都要粮食。这样把王畿之内整个地区（除了国都和近郊）称“甸”，“甸服”是指畿内封国，《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子产说：“卑而贡重者，甸服也。”

[22] 参看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释》，收入《文史论集》。

[23] 司土原为掌管土地之官。有的专门掌管籍田，簋称：“王曰：，令（命）女（汝）作（司）土，官耤田。”也有掌管林、虞、牧等官的，如免簠称：“令（命）免作土，奠还（林）、眔吴（虞）、眔牧。”因为当时贵族政权已圈占山林川泽之区，设置林、虞、牧等官，掠取山川之利。如同簋载：“王命同：差（左）右吴（虞虢之虞）大父，（场）、林、吴（虞）、牧，自淲东至于（河），厥逆（朔）至于玄水。”既然林、虞、牧等官要圈占大块土地，所以他们也归司土隶属。“司土”在西周后期金文中又作“司徒”，见扬簋和无鼎。因为司土又兼征发徒役之职。《诗经·大雅·緜》记述公亶父迁到岐周营建的情况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郑笺：“司空掌营国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

[24] 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六”和“八”及其屯田制》，《考古》一九六四年第三期。

[25] 王鸣盛《尚书后案》说：“此时出师征伐，六卿且不必尽从，又何用三公遍摄六卿以行，则知此经三卿，自为军中有职掌之人，所以举之。”

[26] 吕思勉：《先秦史》，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版，第二九三页。

[27] 《国语·齐语》说：“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