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把周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划分为“国”和“野”两大区域，对整个王畿的经营布置，称为“体国经野”。在这“国”和“野”两大区域中，“郊”是个分界线，“郊”以内是“国中及四郊”，“郊”以外即是“野”。“郊”的得名，就是由于它是“国”和“野”的交接之处。

“国”的本义，是指王城和国都。在王城的城郭以内，叫做“国中”；在城郭以外，有相当距离的周围地区，叫做“郊”或“四郊”。在“国”以外和“郊”以内，分设有“六乡”，这就是乡遂制度的“乡”。从“郊”的广义而言，所有“六乡”地区，都可以称为“郊”或“四郊”^[1]。对“野”而言，以王城为中心，连同四郊六乡在内，可以总称为“国”^[2]。

在“郊”以外，有相当距离的周围地区叫“野”。在“郊”以外和“野”以内，分设有“六遂”，这就是乡遂制度的“遂”。此外，卿大夫的采邑称为“都鄙”，细分起来，有甸、稍、县、都、鄙等名目。就“野”的广义而言，指“郊”外所有的地区，包括“六遂”和“都鄙”等。

大体说来，王城连同四郊六乡，可以合称为“国”；六遂及都鄙等地，可以合称为“野”。六乡和六遂是分布在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周礼·比长》载：“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郑注：“圜土者，狱城也”）”。这因为“国”和“郊”属于同一地区，六乡的居民，要在“国中及郊”的范围内迁居，手续比较简便；如果要迁出这个地区，就要郑重其事，“为之旌节以行之”，没有节是要被拘捕的。

“乡”和“遂”，不仅所居地区有“国”和“野”的区别，而且居民的身份亦有不同。在《周礼》中，“乡”和“遂”的居民虽然都可以统称为“民”，但是“六遂”的居民有个特殊的称呼，叫“甿”、“氓”或“野民”、“野人”；“六乡”的居民则可称为“国人”。

《周礼·遂人》载：

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昏（婚）扰甿（注：“扰，顺也”），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耡利甿，以时器劝甿（注：“铸作耒耜钱镈之属”），以强予任甿（注：“强予，谓民有余力，复予之田，若馀夫然”），以土均平政。

郑注：“变民言甿，异内外也。”这里谈“治野”的方法，一连串谈到七次“甿”，其中大多数是关涉农业生产的。“甿”，古本或作“氓”，或作“萌”^[3]，本是指“田民”、“野民”或“野人”^[4]。《墨子·尚贤上》说：“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国中之众”即是“国人”，“四鄙”即是“野”，“萌人”即是“甿”或“萌”。《周礼》也称“六遂”的居民为“野民”，如《周礼·县正》说：

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

“野民”也即“甿”或“氓”的别称，古书上或称为“野人”、“鄙人”。如《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六遂”因为处于“野”的地区，其居民被称为“甿”、“氓”或“野民”、“野人”。那么，六乡处于“国”的地区，其居民就可以称为“国人”了，《周礼·泉府》载：“国人、郊人从其有司”，贾疏：“国人者……即六乡之民也。”^[5]

“六乡”和“六遂”居民的社会组织也有不同。《周礼·大司徒》载六乡的乡党组织是：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五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周礼·遂人》载六遂的邻里组织是：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从“六乡”的乡党组织，分为比、闾、族、党、州、乡六级来看，可知“六乡”居民还多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保持有氏族组织的残余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仍以血统关系作为维系的纽带。从“六遂”的邻里组织，分为邻、里、酂、鄙、县、遂六级来看，可知“六遂”居民已完全以地域关系、邻居关系代替了血统关系^[6]。

为什么“六乡”组织还多保持血统关系，而“六遂”组织已多是地域关系呢？因为“六乡”居民都是“国人”，具有国家公民的性质，属于当时统治阶级，依旧沿用传统习惯，用血统关系作为团结的手段。而“六遂”居民是“甿”或“野人”，是劳动者、被统治者。据《周礼》所载，所有统治“六遂”的各级官吏，都有监督耕作之责，如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遂师“巡其稼穑，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时事”；遂大夫“正岁，简稼器，修稼政”；县正“趋其稼事而赏罚之”；酂长“趋其耕耨，稽其女功”；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

“六遂”居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所以有一套分配耕地的制度。《周礼·遂人》载：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亩），莱五十畮；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莱百畮；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二百畮；余夫亦如之。

对“六遂”居民所以要如此平均分配耕地，无非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均分对贵族的负担。“六乡”虽然也有平均分配耕地的制度，却是为了保持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维持他们提供兵役和劳役的能力。《周礼·小司徒》载：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www.daowen.com)

《周礼·大司马》也有类似的记载：

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郑注引郑司农云：“上地谓肥美田也。食者参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顷，岁种二顷，休其一顷。下地食者参之一，田薄恶者所休多”）

“上地食者参之二”，即是《遂人》所说“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五十亩”。这里所说“中地”、“下地”也和《遂人》所说相同。可知“六乡”居民和“六遂”同样有平均分配“份地”制度，但是“六乡”居民主要的负担是兵役和力役。

因为“乡”和“遂”的居民，地位不同，负担也大有不同。《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这该是根据旧有的制度来说的。六乡居民主要提供的是军赋，而“六遂”居民主要负担的是农业生产上的无偿劳动，即所谓“助”，亦作“耡”，又称为“耤”或“籍”。《周礼·里宰》载：“以岁时合耦于耡。”“合耦”是指相互合作，实行“耦耕”；“耡”当即指井田制中的“公田”，即一里二十五家共同耕作的田。这种“合耦”于公田的办法被称为“助”，即孟子所谓“唯助为有公田”；因为这种“公田”是实行“助”法的田，就称为“耡”，犹如实行“籍”法的田，称为“籍田”或“籍”。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就是按农业时令的需要，督促里中居民在“公田”上集体耕作。在“公田”上集体耕作所有的收获，实际上已是贵族和官吏的剥削收入，名义上还是用于救济的。所以《周礼·旅师》说：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闲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

“耡粟”即是“合耦于耡”而收获的粟，在春荒时借出，秋收时收回，名义上“施其惠，散其利”，也就是《周礼·遂人》所说：“以兴耡利甿”^[7]。实际上，“六遂”居民在“公田”上的被监督的集体耕作，“公田”上的收获已完全为贵族和官吏所占有。

《周礼·遂人》说：“以下剂致甿”，郑注：“民虽受上田、中田、下田，及会之，以下剂为率，谓可任者家二人。”好像在征发力役方面，“六遂”要减于“六乡”，凡是家七人受上田的，家六人受中田的，一律按照家五人受下田的役法征调，即每家抽二人。其实，对贫苦人民来说，每家要抽二人去服役，已是很苛刻了。

“六遂”居民不仅要在“公田”上从事无偿劳动，即所谓“助”；所耕“份地”（即上田、中田、下田），也还要出贡赋。《周礼·司稼》说：“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司稼根据在“野”所巡视的结果，按照年成上下所定的“出敛法”，其征敛的对象显然是在“野”的居民。“六遂”居民除了提供力役（即“野役”）之外，还要提供贵族祭祀所需的牺牲，提供在野的一切物产，包括鸟兽、草木、玉石之类，有所谓“野牲”、“野职”、“野赋”。可知“六遂”居民的负担是繁重的。

“六乡”居民对国家最主要的负担是军赋、兵役和力役。《周礼》上军队的组织编制，完全是和“六乡”居民的乡党组织结合起来的。《周礼·小司徒》说：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据规定，在“六乡”居民中，“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五家为比”，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为“五人为伍”。依此类推，“五比为闾”，就成“五伍为两”；“四闾为族”，就成“四两为卒”；“五族为党”，就成“五卒为旅”；“五党为州”，就成“五旅为师”；“五州为乡”，就成“五师为军”。这样，“六乡”居民就可编制成“六军”，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不仅用于战争，还用于田猎和力役，用于追捕“寇贼”；同时对“六乡”军赋的征收，也在这个组织中进行。

“六乡”居民是编制成“六军”的基础，是贵族政权的有力支持者。“六遂”居民则不同，他们没有经常的军队编制，没有被编入正式的军队^[8]，他们被征发去参加“师田行役”，只是随从服劳役而已。

由于“六乡”居民是贵族政权的有力支柱，国家有重大事故，就要被召集去从事保卫工作。《周礼·大司徒》说：“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令者不行于天下。”“万民”，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专指六乡之正卒”，对的；把他们召集到宫门来，就是担任保卫的。《周礼·小司徒》说：“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馀子。”国之大事是指军事和祭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致民”也是指召集六乡的正卒。“大故”，郑注：“谓灾寇也”，“致馀子”是指召集六乡的馀子羡卒。

国家有重大事故时，不仅要召集六乡正卒去保卫，还常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周礼·乡大夫》载：“国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郑注：“大询，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郑玄这个注解是根据《周礼·小司寇》的。《小司寇》说：“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询国危”是说国家遇到重大危难时征询意见，“询国迁”是说国家需要迁都时征询意见，“询立君”是说国君继立发生问题时征询意见。这三个方面，确是古代政权机构中最重要的大事。从这点，也可见“六乡”居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至于“六遂”居民，就不能享受这种权利。

“六乡”居民还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周礼·大司徒》说：“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六艺”是“六乡”居民主要的教育课程，在“六艺”之中尤以“礼”和“射”为重要。《周礼·乡师》说：“正岁，稽其乡器，比共吉凶二服，闾共祭器，族共丧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周礼·党正》说：“凡其党之祭祀、丧纪、昏冠、饮酒，教其礼事，掌其戒禁。”可知“六乡”居民对于昏、冠、丧、祭、乡饮酒等礼，都很重视。在这些礼之中，尤以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为重要。《周礼·党正》载：“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所谓“饮酒于序”即指乡饮酒礼。《周礼·州长》又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射于州序”即指乡射礼。乡饮酒礼和乡射礼，都是以“乡”为名，“乡饮酒礼”或者单称为“乡”，很明显是“六乡”居民所行的礼。乡饮酒礼不仅是尊敬长老和加强团结的酒会，而且具有商定大事的议会性质，是一乡的咨询机关。乡射礼不仅具有军事教练的性质，而且具有选拔人才的目的。详见第六编的《“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和《“射礼”新探》。所有这些礼的举行，都是和他们的政治权利和兵役义务密切有关的。

“六乡”居民更有被选拔的权利。《周礼·乡大夫》载：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在“六乡”中三年有一次“大比”，由乡中官吏挑选出贤者、能者，写在书上献给国王，又要“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通过乡射礼来请群众评议，可知选拔的“贤能”还是武艺高强的人。因为“六乡”本是战士集居之区，选拔出来担任乡中的各级官吏，同时也是军中的各级将领^[9]。至于“六遂”居民，虽然同样也“三岁大比”，《周礼·遂大夫》载：“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甿”，但是不能像“六乡”那样郑重其事，推荐到国王那里去，担任“出使长之”、“入使治之”的官职。

根据上面的探讨，不难看出，“六乡”和“六遂”的居民，显然是不同的两个阶层。“六乡”居民是自由公民性质，有参与政治、教育和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和劳役的义务。“六遂”居民则没有这些权利，而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并提供种种生产物品和服劳役，是被剥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