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册命礼中以司马为“右”者,有下列七器:
这些担任司马的“右”者,所导引的受命者,多数是师氏,而且册命礼多数在师某宫中举行,册命的职司也多数与师氏的军职有关。册命师父“用司乃父官友”,当即世袭其父的师氏之职,掌管其父的旧部。册命师“官司邑人、师氏”,册命师“匹(辅佐)师俗,司邑人……眔奠(甸)人……”,因为当时军队编制是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谏被册命兼管王囿,可能谏原为军职,王囿需要军队加以管理。只有是史职,而在师录宫受到服饰的赏赐。师录宫该是司马的祖庙,可能因为这时司马权势显赫,部分史职人员也归他掌管。
司马是当时朝廷的重要大臣之一,掌管六师或八师,他在军事上的权力仅次于太师。《诗经·大雅·常武》描写周宣王调遣六师讨伐徐国,先在南仲的祖庙(当是太师皇父的祖庙),册命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然后又招呼尹氏(即太史),册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程伯休父就是官居司马,奉命率军前往讨伐徐国的。《毛传》:“程伯休父始命为大司马。”这是根据《国语·楚语》的。《楚语下》记观射父说:重黎后代,“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史记·太史公自序》有相同的记载,说程伯休甫“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就是说,程伯休父失去了司马的官职,子孙改称司马氏,改为世袭的史职。金文中的司马井伯和司马的职司,该和这个司马程伯一样的。
金文册命礼中井伯作为右者,还有下列六器:
以上六器中,后面四器中“右”者井伯,很明显的就是司马井伯,受命者都是担任军职的师氏。师虎是世袭的师氏,被册命“官司左右戏繁荆”,戏是大将之旗,左右戏当是指军队的编制。师毛父亦是世袭的师氏。羖簋和前面表上的师簋一样,册命礼在师司马宫举行,师司马宫当是井伯的宗庙。井(邢)伯是周公的后裔,是周公之子封在邢国(今河北邢台)的一支,留在畿内另有采邑而世代为王臣的。大概在共王、懿王、孝王时期,邢伯曾官为司马,邢叔曾官为太师,即曶壶所载的“井(邢)公”。邢伯时代较早,邢叔略迟。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豆闭簋记载,王在师戏大室,由司马井伯作“右者”,册命豆闭继承其祖考职司,“司俞邦君司马”。“邦君”原是诸侯的意思。《尚书·大诰》、《酒诰》、《梓材》都曾述及“邦君”。这里的邦君该指畿内诸侯。五祀卫鼎:“卫以邦君厉告于井伯、伯邑父……”这个邦君就是畿内诸侯。豆闭簋所说“俞邦君司马”,俞当是邦国之名,邦君司马是邦君所属的司马。由此可知,当时王畿以内诸侯的司马,即使是世袭官职,还必须由周王重加册命,并由王的司马作为“右”者加以引导。《礼记·王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王度记》:“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白虎通·封公侯》引)[7]。春秋时天子号令不行,但是形式上诸侯的上卿仍由天子任命,称为“命卿”或“王之守臣”。看来这种制度,西周确曾实行,邦君的司马要由天子任命,就是“一卿命于天子”。司马、司徒、司工三卿中,司马掌兵权,最为重要,所以要由周王任命,以便于调遣出征。班簋记载周王命令毛公以“邦冢君”征伐东国一个部族,就是调遣邦君的军队出征。(www.daowen.com)
图三十五 师虎簋及铭文
高十五点二厘米,口径二十三点九厘米,底径二十五点六厘米,重四点七二千克,内底有铭文一百二十四字。现藏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提供)
图三十六 豆闭簋铭文
金文册命礼中还有以司徒、司工为“右”者:
以上四件器铭,“右”者司徒和司工所引导的受命者,册命的职司有相互交叉的情况。扬簋的“右”者是司徒单伯,而受命者“作司工”,管理量田的甸等等;师簋的“右”者是司工液伯,而受命者“作司士”,管理某一地方。无鼎的“右”者司徒南仲,受命者又官司周王的一部分虎臣,虎臣相当于虎贲,就是勇猛的战士。此鼎的右者司土毛叔,受命者“旅邑人、善夫”。所以会产生这种交叉情况,由于司徒的官主管征发徒役,也兼管劳役和田地的耕作;司工的官主管土地,也兼管土木等建筑工程。这两种官职起源很早,公亶父迁都到周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诗经·大雅·緜》)。成王时,“聃季为司空”,分封康叔于殷虚,“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左传·定公四年》,杜注:“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司徒”)。直到春秋时代,各诸侯国还都设司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国攻破陈国,“子美(即子产)入,数俘而出,祝祓禳,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杜注:“节,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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