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并结合金文，我们推定西周中央政权有两大官署，即卿事寮和太史寮：卿事寮主管“三事四方”，即管理王畿以内三大政事和四方诸侯的政务；卿事寮的长官，早期是太保和太师，中期以后主要是太师，其属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马、司土、司工。太史寮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其长官即是太史，所属有后稷、膳夫、农正等官。太保、太师和太史，都称为“公”。这说明西周中央政权中，辅佐天子的执政大臣，确实有“公”的爵称。这种制度在西周初期已经实行。如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官为太师，毕公官为太史，他们都因有太保、太师、太史的官职而尊称为“公”。

西周金文中大臣称“公”的有两种：一种是活着的时候称“公”，一种是死后子孙称其谥号为“公”，如史官称其祖先为“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见钟（戊组）〕；师兑称其祖先为“皇祖城公”，“皇考釐公”（见元年、三年师兑簋）。这种礼制沿用到了春秋时代，《春秋》记载列国诸侯，有严格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但是叙述到葬的时候就一律称“公”。例如《春秋·桓公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郑庄公。”《春秋·僖公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次年“八月丁亥葬齐桓公”。何休解释说：“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尊其君父使得称公，故《春秋》以臣子书葬者皆称公”（《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范宁也解释说：“至于既葬，虽邾、许子男之君，皆称谥而言公，各顺臣子之辞”（《穀梁传·隐公三年》范宁注）。

西周金文中这类“称谥而言公”的例子数量较多，同时生称为“公”的也有近十人。我们从班簋看来，当时确实存在“公”、“伯”两等的官爵制度。班簋记载：“王令毛伯更（赓）虢城公服，甹（屏）王位，作四方亟”；接着“王令毛公以邦冢君……伐东国戎”；继而“王令吴（虞）伯曰：以乃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右比毛父”。这里，周王接连发布了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毛伯接替虢城公“屏王位，作四方亟”的职位，这个职位肯定是主管“三事四方”的执政大臣，即官为太师。第二道命令毛公统率“邦冢君”等，征伐东国的一个部族。郭沫若说：“上第一命称毛伯，此第二命称毛公，因毛伯代替了虢城公的职位，升了级。”^[1]这一推断很正确，说明当时已存在“公”、“伯”两等的官爵制度，官升了级，爵也要跟着升级。第三道命令虞伯和吕伯统率所属军队作为毛公的左右翼一起作战，虞伯和吕伯就是第二道命令中所说的“邦冢君”，即畿内诸侯，爵位次于毛公一等，都是伯爵。

西周金文中，“公”用来作为执政大臣太保、太师、太史的爵称，十分明显。旅鼎：“惟公大保伐反尸（夷）年，才十又一月庚申，公才盩，公易旅贝十朋。”“公大保”即是召公，称为公大保，是爵和官名的连称，下文只称“公”，只是爵称。作册卣：“惟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才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公大史”是和“公大保”一样以爵和官名连称。作册大方鼎“公束铸武王成王异鼎，惟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赏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大保休，用作且丁宝尊彝。”郭沫若、陈梦家都认为公即是召公奭。《说文》奭“读若郝”，“读若刺”，《广韵》昔部“刺，七迹切”，可证两字古音相同。“公”的“公”是爵称，“皇天尹大保”是对官职的尊称，是说“大保乃天命之尹”（从吴北江说）。这样崇高的尊称，当时只有召公才相称。

《诗经》上所称“召公”和“召伯”是有区别的，召公是指召公奭，召伯是指周宣王时的召伯虎。《诗经·大雅·江汉》：“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分明是召公奭。《诗经·小雅·黍苗》：“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诗经·大雅·崧高》：“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国之宅。”这两处的召伯分明都是召伯虎。《诗经·召南·甘棠》讲到召伯住处有茂盛的甘棠，有人追念他的劳绩，说是“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说”。王充以为这个召伯也是召伯虎，当有依据。《论衡·须颂》说：“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高亨《诗经今注》采用此说，是正确的。《史记·燕世家》以为是召公奭，是错误的。郑笺说召公“作上公为二伯”，以为周召二公分陕而治，因称“二伯”，这是一种勉强的解释，并不可信。

西周金文中同样有“召公”和“召伯”的区别。太史友甗：“太史友作召公宝尊彝。”召公即召公奭，太史友是召公之子，被任命为太史。另有召伯父辛，是燕侯旨、伯、龢三人的父亲。匽侯旨鼎：“匽侯旨作父辛尊。”鼎：“惟九月既生霸辛酉，才匽，侯易贝金，扬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尊彝。”伯盉：“伯作召伯父辛尊彝。”陈梦家因为认定燕侯旨是召公奭的次子而就封于燕的，于是推定召伯父辛即是召公奭^[2]。唐兰反对此说，认为“召公已经称公，不能改称伯，因此召伯不是召公奭，而应是召公之子”，“燕侯旨就不是召公之子而是召公之孙、召伯之子了”^[3]。当以唐兰之说为是。召伯父辛当是从召分封到燕的第一代国君，如果是召公奭的话，召公官高功大，声势显赫，他的三个儿子怎么可能一致降级称“伯”而不称为“公”呢？鼎铭文末尾有“大保”两字作为氏的称谓。看来伯是召公之孙，当时他的氏族已失去太保的高位，才会用“大保”作为氏的称谓。这是合于孙子用祖父高官为氏的通例的。另卣（或作觯）“公赏，用作父辛彝”，日本学者白川静释“”为“”，认为即是公，也即召公奭，因而推定召伯父辛是召公奭之父^[4]。看来也不恰当。“”和“”，字的结构不同，不能定为一字。这个“”如果是召公奭的话，他是被称为“皇天尹大保”的，怎么可能接受另外一个“公”的赏赐呢？怎么可能由于另外一个“公”的赏赐而特为铸造祭祀父亲的礼器呢？何况此器是光绪年间出土于山东黄县的，同出土的铜器有十件，未见有与召公相关的器铭。这个“”当是与召公一族无关的人，这个父辛肯定不是召伯父辛，也是另外一人。

成康之际，除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太公官为太师，毕公官为太史以外，称公的还有毛公和苏公。这个毛公的官职不详，苏公官为太史。《尚书·立政》记“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伪《孔传》以为太史和司寇苏公为两人，这是“顺其事并告太史”。此说不可从。这是周公册命苏公之辞，册命之辞是给册命的对象的，怎么可能“顺其事并告太史”呢？清代学者有的认为太史是藏书之官，苏公治狱要参考，因而向太史打招呼；有的认为太史是记言之官，要太史记录此言，因而向太史打招呼。这些解释都很勉强，不符合册命的礼制。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苏公身兼太史和司寇两职，正因为他官为太史，所以尊称为“公”。《左传·成公十一年》记刘子、单子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苏忿生在武王时“以温为司寇”，到成王时当已升为太史，仍兼司寇之职，因而有公爵。(www.daowen.com)

成康之际，朝廷大臣中，称“公”者以外，还有称“伯”者。《尚书·顾命》记述成王临终前，召见群臣，写临终遗命。《顾命》有“乃同诏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句，其中列名的六位大臣，除大保奭、毕公、毛公称“公”外，还有卫侯称“侯”，芮伯、彤伯称“伯”。卫侯是从四方的诸侯进入为卿的，因而称“侯”；芮伯、彤伯是从畿内诸侯进入为卿的，因而称“伯”。芮是姬姓诸侯，在今陕西朝邑南，早在文王时已经存在，文王曾排解虞、芮两个诸侯之间的纠纷。《书序》说：“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说明芮伯曾主管诸侯来朝之事。彤是姒姓诸侯，即《史记·夏本纪》所说禹后有彤城氏，在今陕西华县西南。成王时还有荣伯。《书序》说：“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史记·周本纪》记载大体相同，惟“肃慎”作“息慎”，“俾”作“赐”。集解引马融说：“荣伯，周同姓，畿内诸侯，为卿大夫也。”荣伯这一支，早在文王时已存在。《国语·晋语四》记述胥臣对答晋文公的话，讲到文王，“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召）、毕、荣”。文王时代的姬姓贵族，八虞（即虞仲一支）是文王的父一辈，二虢是文王的同一辈，蔡、原以及周、召、毕、荣，是文王的子一辈。郭沫若根据卯簋记载，卯及其先世，既“死（尸）司荣公室”，又“死（尸）司宫人”，推定荣的封邑当与丰京接壤，在今陕西户县西^[5]。

成康之际，公卿的官爵制度当已确立。太保、太师、太史等执政大臣称“公”，其他朝廷大臣，由四方诸侯进入为卿的称“侯”，由畿内诸侯进入为卿的称“伯”，很是分明。太保、太师、太史等执政大臣，周王是随时可以调换的，因而官爵随时有升降。召公之后不见世袭为“公”的，周公之后也只见一代世袭为“公”（春秋时除外）。令彝记载八月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授）卿事寮”；十月癸未“明公朝（早）至于成周”，发布“三事令”和“四方令”，就称“明公”。此后三处连称“明公”，最后作器者“作册令敢扬明公尹厥休”，又称为“明公尹”，“公”为爵称，“尹”指官职，“明”当为其采邑名，这与周、召为采邑相同。

昭王、穆王以后，继续推行这种公卿的官爵制度，执政大臣有祭公。祭公曾随昭王南征，一起跌落于汉水中丧身。《吕氏春秋·音初》说：“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穆王时有祭公谋父，与前一个祭公当是同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左史倚相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其心。”杜注：“谋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马，世掌甲兵之职，招其名。”《国语·周语上》：“穆王欲伐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韦注：“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也，为王卿士；谋父，字也。”祭是周公之子在畿内的封国。《说文》：“，周邑也。”段玉裁注：“本西都畿内邑名。”所在今不可考。后来在东都王畿内有祭国，在今河南郑州东北。

共王、懿王、孝王、夷王时期的执政大臣，文献上缺乏记载，需要用金文来补充，留待下节讨论。厉王时，荣夷公“好专利”，被任为卿士（即执政者），芮良夫进谏，见《国语·周语上》。《逸周书·芮良夫解》说：“厉王失道，芮伯陈语，作《芮良夫》。”《诗经·大雅·桑柔》相传为芮良夫所作（《左传·文公元年》所引《芮良夫之诗》即是《桑柔》第十三章）。《诗序》：“《桑柔》，芮伯刺厉王也。”可知芮良夫是伯爵，当是成康之际芮伯的后裔。荣夷公当是成康之际荣伯的后裔。《吕氏春秋·当染》：“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高注：“虢、荣，二卿士也。”（《墨子·所染》“虢公”误作“厉公”）《荀子·成相》说：“孰公长父之难，厉王流于彘。”杨注：“孰或作郭。”当以作“郭”为是。“郭”与“虢”，古同音通用。《战国策·秦策一》：“臣欲王之如郭君。”高注：“郭，古文言虢也。”

宣王的执政大臣有虢文公。《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贾逵以为虢文公是“文王弟虢仲之后，为王卿士”，韦昭又认为是虢叔之后。从出土虢国铜器铭文来看，虢文公当是虢季氏，出于虢仲之后^[6]。据《诗经·大雅·常武》，宣王的执政大臣还有大师皇父，以南仲为氏，另有程伯休父官为司马。程伯封邑，当即《逸周书·大匡解》“唯周王宅程三年”之程，在今陕西咸阳东北。宣王的执政大臣更有尹吉甫，见《诗经·小雅·六月》，即是兮甲，字伯吉父，见兮甲盘。名将有召伯虎，见召伯虎簋和《诗经·小雅·黍苗》等。

周幽王的执政大臣有虢公鼓和祭公敦。《吕氏春秋·当染》：“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高注：“虢公、祭公，二卿士也。《传》曰：虢石父，谗谄巧佞之人也。”虢公鼓即是虢石父，鼓是名，石父是字。《国语·郑语》记史伯说：“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又说：“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虢公即指虢石父。另有畿内诸侯郑伯，于幽王八年为司徒。郑伯原来封邑在今陕西华县东北。《国语·郑语》说：“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又说：“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郑桓公当是死后谥号，当时应称郑伯。郑东迁以后仍称郑伯，谥号才称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