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东都成周建成，成王命周公留守成周，主持东都政务以后，宗周和成周就都设有中央政权机构，都设有卿事寮。令彝铭文先说成王任命周公之子明保主管卿事寮，接着明公派到周公宫报告，周公命令明公“出同卿事寮”，“同”是说举行殷见礼，大会内外臣工（从郭沫若说），隔了两个月（从八月甲申到十月癸未），明公到成周就职，就发布“三事令”和“四方令”。说明在周公活着的时候，成王就命令周公之子明公到成周，接替周公的职务，接受卿事寮，周公当因年老而退休，回到丰了。就是《尚书大传》所说“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根据这点，可知成周如同宗周一样设有卿事寮，主管“三事四方”。所谓召公和周公“分陕而治”，实质上就是两人分别以太保、太师之职，分管了宗周和成周的卿事寮。据令彝铭文，周公生前，曾由其子明公以太保的官职，接替他主管成周的卿事寮。《书序》又说：“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分正”是说分别整顿，目的在于加强对成周东郊所住殷贵族的监督和管理，当时君陈当已主管成周的卿事寮。郑玄以为君陈是周公次子，是否即是令彝铭文所说的明保，尚无确证。君陈得尊称为“君”，其官职一定很高，当官为太师或太保，如同召公得尊称为君奭一样。

西周在成周设置执政大臣、专管成周卿事寮的时间可能不长。《史记·周本纪》说：“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书序》相同，“作策”作“作册”。“分居里”是说“分别民之居里”，目的也在加强对成周东郊所住殷贵族后裔的管理。郭沫若《周官质疑》（收入《金文丛考》），认为“作策、作册乃史官之通称”，又根据《尚书·顾命》所载成王死后，康王即位典礼，由“太史秉书”，仪式完毕后，“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断定毕公当时担任太史之职，十分正确。这时成周的事，已命令宗周的太史来兼管了。

《尚书·顾命》记载成王死后，康王即位典礼：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西阶）（升）；卿事（指一般掌管政事的卿）、邦君（诸侯）麻冕、蚁（玄色）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赤色）裳，大保承介圭（大圭），上宗（即太宗）奉同瑁（瑁是用来冒诸侯朝见所用圭的玉器），由阼阶（东阶）。太史秉书（书指先王遗命），由宾阶，御王册命。

在隆重的康王即位典礼上，太保以辅佐大臣成为举行册命礼之主；太宗因掌管宗族事务，成为傧。所以太保以大圭作为授给先王遗命的信物，太宗配合奉着瑁，从阼阶（东阶）升登。而太史手执先王遗命，从宾阶（西阶）升登。这样隆重的即位典礼，所以要由太保和太史主持，因为他们就是卿事寮和太史寮的长官，太保即是召公，主管宗周的卿事寮，太史即是毕公，主管宗周的太史寮，并兼管成周的事。行礼完毕后，太保所以要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因为召公主管宗周卿事寮，西方诸侯正是他所管理；毕公所以要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因为毕公以宗周太史寮的长官而兼管成周的事。《书序》说：“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这是有根据的。

《尚书·顾命》记载成王临终前，曾召见大臣，写成临终遗命。《顾命》说：(www.daowen.com)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成王召见的六位大臣，郑玄以为即是六卿，“芮伯入为宗伯，毕公入为司马”（《诗经·卫风·淇奥》序疏引）。伪《孔传》以为召公领冢宰，芮伯领司徒，彤伯领宗伯，毕公领司马，卫侯领司寇，毛公领司空。他们都是以《周礼》的六官来比附，除了卫侯（康叔）为司寇有根据（《左传·定公四年》）以外，其他都是出于附会，而且毕公为太史，不可能是司马，彤伯姒姓（《尚书·顾命》正义引《世本》），不可能为宗伯。郭沫若《周官质疑》认为：“此六人乃六大之天官，知者，以下言近侍之臣有太史、太宗和太保同出也。”但是《顾命》所列六臣，能明确其在朝廷官职的，召公为太保，毕公为太史，卫侯为司寇，因此与《曲礼》天官“六大”相比，只有太史一人相合。而且《顾命》明确称召公为太保奭，“六大”中就没有太保。郭沫若解释说，“大率太保兼领大宰而为冢卿”。但是“兼领大宰”之说出于推想，并无确实根据。因此郭沫若所作进一步推论，认为“卿事寮当指此天官六大”，“六大均在王之左右”，是难以成立的。我们认为，《顾命》所说在王左右的六臣，应该包括以太保召公为首的卿事寮和太史毕公为首的太史寮中的重要大臣。

从成王临终、召见大臣、写成遗命以及康王即位典礼的情况看来，当时诸侯虽有西方、东方之分，而执政大臣已无西都、东都之别。太保召公以宗周卿事寮的长官统率西方诸侯，太史毕公以宗周太史寮的长官统率东方诸侯。东都成周的卿事寮已为宗周的执政大臣所兼管。看来这种宗周执政大臣兼管成周的制度，曾一直沿用到西周晚期。兮甲盘铭文记载周宣王命令兮甲“政（征）司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尸（夷）”，因为南淮夷是贡赋之臣，必须贡献币帛、积储，更要“进人”，即提供服役者。这样在成周对四方征收贡赋，是成周卿事寮主管的大事。周公营建东都成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便于向四方征收贡赋。所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但是这个兮甲，不是别人，就是周宣王时的执政大臣尹吉甫，兮是氏，名甲，字伯吉父，尹是官名。^[10]《诗经·小雅·六月》就是叙写尹吉甫奉宣王命令北伐严允而取得胜利的事迹。《六月》说：“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又说：“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可知尹吉甫当为王的辅佐大臣，亦当官为太师。当时严允“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已经使宗周感到十分危急。尹吉甫既奉命在宗周附近出征严允取得胜利，又奉命在成周主持征收四方贡赋，说明他同时兼管宗周和成周的军政大事。

从现有资料来看，周公建成东都成周以后，曾奉命留守成周，主管东都卿事寮；后来周公之子曾继承这个官职，“尹三事四方”。但是到成、康之际，成周的政务已由宗周的执政大臣兼管，此后便不见有执政大臣长期留守成周、主管东都政务的，这可能是周王为了便于集中权力而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