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最主要的手工业,是青铜铸造业。它继承商代晚期高度的青铜铸造工艺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周原地区窖穴中发现的大量西周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有不少宗庙礼器和实用大器。例如,大盂鼎,高一百点八厘米,口径七十八点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点五千克。大克鼎,高九十三点一厘米,口径七十五点六厘米,重二百零一点五千克。这是西周青铜铸造工艺的代表作。
河南洛阳北窑村发现的青铜铸造遗址,就是西周王室的大型青铜铸造作坊,所出土的熔铜炉的残片,呈弧状长条形,内壁比外壁烧结严重,还留有木炭、铜颗粒和铜渣,可知当时熔铜炉使用木炭(木柴)作燃料,采用“内加热”方法熔化铸液,用以浇铸大小型各种铜器。熔铜炉有大、中、小三种类型。小型的使用打掉瓮口的陶瓮作坩埚,内壁抹炉衬,外壁涂草拌泥。中型的使用草拌泥做成锅形炉底和炉围,垒成筒状炉身,内壁以细泥作炉衬。大型的先筑成圆饼形的炉底,再使用砂子、黏土加草拌成泥条,盘绕筑成炉圈,垒成竖式炉体,炉内壁抹上耐火的石英砂和黏土混成的炉衬。考古工作者在残存的大半个炉圈上发现三个鼓风口,可知这种炉全周共有两两相对的四个鼓风口,鼓风口的直径十三至十四厘米,当是使用牛皮做的皮囊(即所谓“橐”),从四面鼓风的。大熔炉的内径约一米左右,由于四面鼓风,炉温高达一千二百至一千二百五十度(依据出土耐火材料的熔点测定),因而可以一次熔解大量青铜铸液,用以浇铸像大盂鼎和大克鼎这样的大铜器。
图二十五 大盂鼎及铭文
传陕西郿县(今眉县)礼村出土。通高一百点八厘米,口径七十八点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点五千克,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旧为潘祖荫所藏,一九五一年潘氏后人潘达于捐赠上海博物馆。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二十六 大克鼎及铭文(局部)
清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高九十三点一厘米,口径七十五点六厘米,重二百零一点五千克,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字。一九五一年潘达于捐赠。现藏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提供)
图二十七 大型竖式鼓风炉复原图
1.炉衬 2.炉壁层 3.保护加固层 4.鼓风口 5.炉底 6.地表(www.daowen.com)
图二十八 熔炉复原图
左.中型 右.小型
图二十九 爵外范分型复原图
西周青铜器所以能够铸造得如此精美,是由于他们所制作的陶范十分细致。范土是用石英砂和黏土构成,内含少量蚌壳粉,砂粒极细,目视不能辨识,火候甚高,结构紧密,只有在放大镜下才能见到密集的细小气孔。一般外壁层的范土中还可见蚌壳粉和植物微末(草秸谷壳之类)的痕迹。可见砂子、蚌壳粉和植物微末,都经过粉碎、筛析、混料等处理过程。同一块陶范上往往配用两种范土,外范的内壁层和内范的表层采用细腻而结构紧密的范土,表面光洁平滑,作用是保证铸件表面的光洁度,并增强铸液的流动性。内范的芯部和外范外壁层则选用砂粒较大、结构较松的范土,为了增加陶范的透气性。这是当时提高铸件质量、增加铸件成品率的重大措施,说明西周青铜铸造工艺已达到很高水平。
当时工匠在细致地配制好范土以后,就先制作“泥模”,用范土塑造出铸件的模型,并描绘、雕刻繁复的花纹或铭文,最后经烘烤而成陶质。西周的重大铜器,常常铸有长篇铭文,这是胜过商代铜器的,工匠在这方面是下了特殊功夫的,在这里就有不少无名的书法家和雕刻家。西周金文在铸造之前,先要在泥模上写好字,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性的创作。例如大克鼎、颂壶等器的铭文,很明显可以看到在泥模上划成方格而写字的痕迹。从洛阳作坊遗址中出土的泥模和外范残块来看,所雕刻的花纹,布局合理,线条流畅,刻工精细,反映了当时绘画雕刻艺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当时描绘、雕镂花纹,已运用简单的绘图仪器。作坊遗址出土的车軎模,顶部的同心圆纹饰十分规整,同时在同心圆的圆心位置发现有针眼痕迹,可知已使用规整的圆规。而且在泥模的表面上划有“分型”的刻线,说明在制作外范和内范之前,已在泥模上进行合理的分型设计,规划铸器所需要的外范的片数。大体上如戈、矢之类造型简单的铸器采用双合范,而鼎、簋、卣、尊、爵等比较复杂的铸器采用多合范。
从作坊遗址出土的兽头泥模看来,当时浇铸复杂的铜器已采用附件的“先铸法”。不论羊头、牛头或象头的泥模,一般都是正面雕塑纹饰,背面内凹。这种现象表明当时已采用分铸法,先用这种泥模制型,铸出背面内凹的兽头铸件,然后再将此铸件嵌入整个铸器的外范,再用铜液浇铸,填满兽头铸件背面的凹面,使合铸成一体。这就是“分铸法”中的“先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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