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中，常有赏赐“臣”和“鬲”的记载。解释清楚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将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社会性质的认识。

“臣”在殷周时代，本来作为奴隶的称谓。《尚书·费誓》记述伯禽在费的誓辞，命令所属部队不准追逐逃亡的马牛和臣妾，也不准引诱偷窃人家的马牛和臣妾，很严厉地说：“马牛其风，臣妾逃逋，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赏）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这样把“臣妾”和“牛马”相提并论，其为奴隶的性质，无可置疑。西周金文中的“臣妾”，同样是指奴隶，如大克鼎载：“易（赐）女（汝）井（邢）家田于，以（与）其臣妾。”这个连同田地一起赏赐的“臣妾”，当然是奴隶。西周金文中被用作赏赐物品的“臣”，属于奴隶性质，很是明显。

现在我们所要谈的，就是西周金文中常见赏赐“臣若干家”，这个“臣”的“家”应作如何解释。在西周、春秋文献中，“家”常被用来指贵族的宗族组织，也常被用来称呼贵族的政治组织，因为在宗法制度之下，贵族的政治组织是和宗族组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臣若干家”的“家”，是否也能解释为宗族呢？不能。在西周时代，天子只有在分封大块土地时，才会臣民整族的分赏。《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成王分封鲁、卫、晋等国，曾分赏给“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作为“职事”的人。至于西周金文中有关“臣若干家”的赏赐，都是由于某种恩典或某种功劳而临时分赏的，其赏赐的规模比较小，是不能和分封土地时的赏赐相提并论的。例如令因为“尊俎于王姜”，王姜赏给他“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又如令因为“王归自淇田”，与奋“先马走”，受到王的赏赐“臣十家”。又如不因为对严允作战有功，受到伯氏赏给“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如果把“臣若干家”解释为“臣若干族”的话，那么，令等人仅仅因为“尊俎”、“先马走”等，所受到的赏赐就相当于鲁卫受封时的赏赐，甚至还要超过，岂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当时各种物品的赏赐，应该是相互配称的。《左传·定公四年》载鲁国受封时，除了赏得“殷民六族”之外，还赏得“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宗司彝器”等，这是相互配称的。令除了赏得“臣十家”之外，只有“贝十朋”和“鬲百人”；不除了赏得“臣五家”之外，只有普通的弓一把，矢一束和“田十田”。如果把“臣十家”和“臣五家”解释为“臣十族”和“臣五族”，就和其他的赏赐物品太不相称了。“田”在西周金文中是一个较小的面积单位，如曶鼎记载匡季用“田七田、人五夫”来赔偿“禾十秭”。如果“臣五家”是“臣五族”的话，这和“田十田”显得太不相称了。如果不仅因一次战功，就分赏得“臣五族”，何以分赏得的“臣”如此其多？而同时分赏得用来生产的田只有“十田”，何以又如此其少？还有麦尊说：“侯易（锡）者臣二百家”，不管是把“臣二百家”赏给也好，交给管理也好，如果把“臣二百家”解释为“臣二百族”，这个数字就未免太大了。从种种方面来考察，这个“臣若干家”是不能解释为“臣若干族”的。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组织是以宗族为主要单位的，因而贵族的所谓“家”是指宗族而言的。至于国都中的“国人”和在鄙野的劳动人民，则以小家庭为其基本单位的，则其所谓“家”应该是指小家庭而言的。例如《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制定国都和鄙野的户口编制，在“国”中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在“鄙”中以三十家为邑。这些“家”都该是指小家庭的。西周金文“臣若干家”的“臣”，既然是奴隶的性质，他们的“家”当然也只是小家庭。所谓“臣若干家”，正确的解释，应该就是成家的奴隶若干“户”。在西周金文中，“田”是田地中较小的单位面积，分赏时，有时很零碎，东“一田”，西“一田”，有时用整数来分赏，赏给“十田”或“五十田”，其中以“十田”较多。同样的，“臣”的“家”是指小家庭，是较小的单位，分赏时，也常用整数，有赏给“五家”、“十家”以至“二百家”的，其中以“十家”较多。

西周金文中，确也有把“臣”整个族来赏赐的。例如井（邢）侯簋说：“井（邢）侯服，易（锡）臣三品：州人、人、墉人。”所谓“臣三品”，就是指三个品种的“臣”，也就是指州人、人、墉人等三个部族的人。因为井侯簋所载，正是周天子赐封邢侯时的大赏赐。中方鼎说：“中，兹人入史（事），易（锡）于珷（武）王作臣，今兄（贶）畀女（汝）土，作乃采。”这里说：因为“人”的臣服于周武王，作为“臣”，周王把“土”赏给了中，作为中的采地。很明显，周天子把“土”赏给中作采地时，是连同作为“臣”的“人”在内的。这个“人”如同“州人、人、墉人”一样，是指整族的人。因为中方鼎所载，是赏给采地，也是个大赏赐。这样以整族的“臣”来赏赐的例子，在西周金文中不多见。

从西周金文看来，当时作为奴隶性质的“臣”，被用作赏赐或赔偿的物品时，多数是以“家”（小家庭）为单位的，也有以整个部族为单位的，同时也还有以“夫”为单位的。曶鼎载：“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又说：“匡稽首于曶：用五田，用众一夫曰益，用臣曰疐、曰、曰奠、曰用兹四夫。”这里把“臣”和“众”同样以“夫”来计数，而且同样用作赔偿物资，同样属于奴隶性质，但是，“臣”的身份要较“众”低一等。前引令簋说王姜赏赐“臣十家，鬲百人”，又把“臣”和“鬲”同样作为赏赐的物品，但是有“家”的“臣”，其身份要较“鬲”高一等。“臣”在西周金文中，除用作一般奴隶的称谓以外，也用来专指某一种奴隶，其身份要比“众”低一等，比“鬲”高一等。

上面解释西周金文中有关“臣”的记载完毕，接着解释有关“鬲”的记载。

“鬲”又称“人鬲”，大盂鼎载：“易（锡）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锡）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许多学者都认为“鬲”就是《逸周书·世俘解》的“磿”，《世俘解》说：“武王遂征四方，凡憝（敦）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七万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按古时“鬲”确与从“厤”之字音同通用，如《周书·大诰》：“嗣无疆大歷服”，魏三体石经“歷”作“鬲”。

从来解释“磿”和“鬲”的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人鬲”即《尚书·大诰》的“民献”，如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卷二说：“鬲疑献之省，《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与此语合。”另一种，认为“磿”和“鬲”是俘馘的名册。孙诒让的《周书斠补》、《周礼正义》、《古籀余论》，就是如此主张。他引《周礼·地官·遂师》：“抱磿”（郑注：“磿者，適歷执者名也”），来证明“磿”是名册；又认为“磿”和“歷”同声假借，取其历历可数之意，并引《礼记·月令》：“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礼记·郊特牲》“简其车赋而歷其卒伍”作为佐证。因此认为《世俘解》的“馘磿”是“谓所执俘馘之名籍”，而大盂鼎的“鬲”也即《世俘解》的“磿”。

上述两种解释，我们认为都是不确切的。《尚书·大诰》说：“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应作“文”）武图功。”又说：“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尚书大传》“民献”作“民仪”，《汉书·翟方进传》载王莽仿造的《大诰》作“民献仪”，注引孟康说：“民之表仪为贤者。”所谓“民献有十夫”，很明显，是指周公最重要的十个助手，即十位大臣，犹如古本《泰誓》所说：“予有乱（司）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杜注：“武王言我治臣十人，虽少，同心也”）。可知“民献”和西周金文中用作赏赐物品的“鬲”，性质根本不同，两者不容混为一谈的。至于《周礼·地官·遂师》“抱磿”的“磿”，性质上也和《逸周书·世俘解》“馘磿”的“磿”不同，也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如果把“馘磿”作为“所执俘馘之名籍”解释，那么，武王攻伐九十九国，所得的将不是俘馘，而仅仅是俘馘的名册，这就很不近情理了。我们认为，《世俘解》所载武王攻伐所得“馘磿亿有七万七百七十有九”，就是指战争中所得俘虏，至于“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那是战胜之后俘得的一般敌国人民，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犹如师簋记载师征伐淮夷，除了在战场上“折首执讯”之外，还曾“殴孚（俘）士女羊牛，孚（俘）吉金”。(www.daowen.com)

关于“鬲”和“磿”的旧有解释既然都不确切，现在我想提出另一种解释。

西周金文的“鬲”和“人鬲”我们认为即是《尚书·梓材》的“歷人”。《尚书·梓材》说：“肆往奸宄杀人歷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孙诒让《尚书骈枝》解释说：“歷人谓搏执平民而歷其手（《说文》木部云：枥，柙指也。歷即枥之省）。《庄子·天地》篇云：罪人交臂歷指，《吕氏春秋·顺民》篇云：其手，亦歷之借字也（当从磿，传写误从磨）。”这个解释是比较可取的。《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也说：“考囚具谓之枥”。“人鬲”、“鬲”、“歷人”、“磿”的名义，该就是由“枥”得名的。殷墟曾出土三件陶俑，双手都是用手铐铐起来的，同时甲骨文“执”字正像俘虏被执后双手用手铐铐住的样子，甲骨文“圉”字又像双手铐住后被关住的样子。

枥原是指并列着的木条，在古时不仅用来作手铐，也还用来作为关闭俘虏和奴隶的栏栅，这种栏栅就被称为“枥”或“枥”。《墨子·备城门》说：“城四面四隅，皆为高枥（原误作“磨”，从王引之校正）。”洪颐煊认为“枥即栏槛”（《读书丛录》卷十三），这是正确的。这是指当时城上四角所建的高栏栅，是为了防御用的；但是在古时，这种栅栏的建置，多数是用来养家畜和关闭俘虏、奴隶的。《方言》卷五说：“枥，梁宋齐楚北燕之间或谓之樎，或谓之皂。”《方言》卷三又说：“苙，圂也。”“苙”、“枥”声同，猪圈叫做苙，犹如马栈叫做“枥”。《方言》郭注说：“皂隶之名于此乎出”，这个解说是正确的。皂隶之所以称为“皂”，就是因为被关在称为“皂”的栏栅里。由此可见，西周的俘虏和奴隶的所以称为“鬲”或“磿”，该是由于这种俘虏和奴隶，被称为“枥”的手铐铐起来，和被关在称为“枥”的栅栏中。“人鬲”和“鬲”正是一种这样被监禁着的俘虏和奴隶，他们都是单身汉，所以用“人”和“夫”来计数。

[1] 详本章附录《释“臣”和“鬲”》。

[2] 见敔簋、师簋、虢季子白盘、不簋、兮甲盘及《大雅·文王》等。《小雅·出车》和《小雅·采芑》都说：“执讯获丑”，《大雅·常武》说：“仍执丑虏”，“丑”也是俘虏和奴隶的名称。

[3] 见不簋、令簋、耳尊、令尊、簋等。“者臣二百家”见麦尊，以叔夷钟所说“釐（莱）仆三百又五十家”比较，可知“者”是夷族名称。

[4] 关于寽的重量有两说，一说“百寽重三斤”，每寽重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见《说文》和《周礼·职金》疏引古尚书说。一说“二十两为三寽”，每寽重六两大半两，见《说文》和《周礼·职金》疏引夏侯阳说。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认为：十一铢有奇为一寽，“其数奇零，非立名之法，疑当为十二铢”。“两之为两锊，即半两十二铢也。盖百锊凡三斤二两，一锊重十二铢，或举其成数三斤，故百分之而成十一铢有奇耳”。这个推断很有见解。作为货币重量单位的“寽”，确应重半两。战国时魏的布币即以寽为重量单位，而秦的圆钱作半两，半两即是一寽。《淮南子·天文训》说：“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铢为一两”。可知古代的衡（天平）确以十二铢为单位，亦即以寽为单位，“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两寽为一两。由于秦以两、铢为单位，废除了两、铢之间的寽，改称寽为半两，后人就不再清楚寽的重量了。战国时魏国有四种布币，都以寽为重量单位，其中“梁正尚金尚（当）寽”一种，比较重，可能铸造较早，最重的在十六、十七克左右。参见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第四章《布钱下》。

[5] 例如它簋（或称沈子簋），说他用“贮积”来制作这铜器。

[6] 《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语。